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台湾海峡两岸四地民众的共同心愿，历史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团结和统一是实现民族振兴的基础条件。为了谋求团结统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为代表的两岸政治力量之间已经开展对话，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基于目前两岸的政治格局和具体情况，开展多党派之间的协商对话必将更有利于各方沟通交流，谋求共识。

    海峡两岸多党派协商可以开辟多种有效途径，概括起来主要有执政党协商、执政党与非执政党协商、非执政党协商、超政党协商与非政党协商五种类型。

一、执政党协商

    执政党协商是指两岸处于执政党地位的两大政党之间的协商。

    执政党是执掌政权的政治力量，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处于矛盾主要方面的地位，对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执政党之间的协商将是最关键、最有效的协商。

    在台湾海峡两岸分别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已经启动了两党之间的协商。早在国民党恢复执政党地位之前的2005年4月26日，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就率团访问大陆，开启了国、共两党之间中断多年的直接谈判。当时两党之间的谈判还不能算作执政党之间的协商，而待到2008年5月国民党重新执政之后，两党之间的协商便转变为执政党之间的协商。

    四年来，此类协商以两党最高层（准最高层）领导人的会谈为主要形式得以持续进行，且通常是国民党主席或荣誉主席率团访问大陆，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等人会谈。执政党之间的协商意义重大，2008年5月底，刚刚重新执政的国民党由吴伯雄主席亲自率团访问大陆，此行是“新形势下国共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的一件大事”，被称为“雨过天晴之旅”。胡锦涛与吴伯雄会谈后，大陆方面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即作出高度评价，认为双方就促进两岸关系改善与发展，推动落实3年前胡锦涛与连战会谈后发表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以及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两岸协商等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此后国共两党最高层协商达成的共识在不同渠道，特别是海协会与海基会的两会会谈中逐步得到落实，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执政党之间的协商对于海峡两岸的事态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主导意义，尽管已经起步，但实际进展却不甚理想。主要是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存在一些一时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不得不回避一些敏感话题，导致进展比较缓慢。希望今后双方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以责无旁贷、只争朝夕的气魄和求同存异、务实创新的精神，促进执政党之间的协商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成为两岸之间最重要的沟通与合作渠道。
　　　　
二、执政党与非执政党协商

    在台湾海峡两岸，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存在着非执政党。在台湾叫在野党，以民进党为代表，也包括亲民党、新党、台联党等；在大陆叫参政党，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中国致公党（致公）、九三学社（九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等8个民主党派。海峡两岸每一方的执政党与非执政党之间的协商属于内部事务，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这里主要关注一方的执政党与对岸的非执政党之间的协商。

    此类协商具有执政党协商所不具有的一些优势。一方面，非执政党由于不处于执政地位，能够较多地从民间的角度进行观察与思考，因而可能提出一些与执政党不同的见解。另一方面，非执政党的非主流地位又使它们能够灵活决策，变通行事，因而有利于获取显著的效果。

    从目前两岸的政治格局来看，执政党与非执政党之间的协商主要是开辟两个渠道：一是大陆方面的中国共产党与台湾方面的民进党等在野党的协商，二是大陆方面的8个民主党派与台湾国民党之间的协商。虽然这两种渠道的协商目前尚未启动，但是，一旦开通就将有所突破。共产党与民进党的协商可以促进双方相互了解，充分交换意见，甚至坦陈分歧，有助于逐渐存异求同，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有利于改善台湾各政党之间的关系。而大陆方面的民主党派若有机会与台湾国民党协商，就可以向国民党传达民间信息，表达社情民意，有利于促进其进一步了解大陆和换位思考，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形势和思考问题。

    由于大陆方面的8个民主党派大多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民主革命时期成立的，其中不少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历史渊源相关，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因此开展对话协商往往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大陆方面的参政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就是从原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派别；民盟在1946年初酝酿成立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占有的席位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几乎平起平坐；而致公党在华侨界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政党的创始人与国民党、共产党的老一辈领导人关系密切甚至友情深厚，从继承历史传统的意义上说，在新形势下开展对话协商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具有感情色彩，容易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民进党自2011年大选失败后改组了最高层领导班子，苏贞昌担任党主席后政策方针上出现了一些变化，党内也表达出应当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声音，事实上有一些民进党的高级干部也曾访问过大陆并与中共高层有过交往。2012年10月，曾经担任过民进党主席和台湾“行政院”院长的谢长廷访问大陆，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有机会同大陆方面党政高级干部的会见。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此类访问只是个人行为，还不是“民共”两党之间的接触与对话。鉴于上述情况，中国共产党方面不妨主动作出试探，促成两党之间的对话协商早日付诸实施。

三、非执政党协商

    非执政党之间的协商是指目前大陆的8个民主党派与台湾民进党、亲民党、新党、台联党等党派之间的协商。

    非执政党与执政党的地位不同，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社会作用也不同。从非执政党与执政党的相互关系来看，无论是台湾方面的民进党或其它在野党，无论是大陆方面的8个民主党派，都具有监督执政党的功能。台湾方面的情况自不必说，大陆方面亦有相似之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大陆执行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还有两项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一向奉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大陆的民主党派是可以并且应该通过民主监督的方式来对中国共产党实施监督的，解放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实践证明，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确实不可或缺，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尽管两岸非执政党的性质不同，但都可以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执政党谨慎行事，提高决策与执行水平，少犯错误或及时纠正错误。这无论对于海峡两岸的哪一方都是好事。大陆方面的民主党派一旦同对岸的非执政党接触，可以现身说法，使对方逐步了解大陆的政治制度，从而反思台湾政治生活中的利弊得失。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能通过与台湾在野党的直接对话，深入了解台湾的政党关系，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2011年台湾大选期间，一位来自大陆的资深党员学者在观选现场就曾表示：一个强大的反对党的存在，是执政党贯彻执行正确方针和清正廉洁的重要保证。可见参考启发与学习借鉴从来都是相互的。
 
四、超政党协商

    超政党协商是指两岸的每一方各组成一个超越政党的系统，在可以形成共识的范围内统一行事，双方“一对一”地开展协商对话。

    之所以倡导两岸之间的超政党协商 是因为社会生活中除了党务还有许多（甚至更多）其它事务，需要站在超越党派的立场上统筹兼顾，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观察、思考和应对。例如，涉及国家命运、民族存亡、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等方面的事务即在此列。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当遭受外来势力侵略、大敌当前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曾多次出现各个党派搁置分歧、捐弃前嫌，甚至暂停敌对行动而一致对外的情况。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两次“国共合作”就是典范。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党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共同组建政治协商会议也是一例。不管这些协商合作的最终结局是否理想，至少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它们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时至21世纪10年代，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再次向中华民族提出了超党派协商与合作的时代需要。就在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开启了对话交流、协商合作的新局面，并以中华民族固有的勤劳与智慧创造着辉煌业绩的时候，世界上有一些心理阴暗者，或出于妒忌仇恨，或迫于内困外忧之需要，竟然刮起一股股反华阴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觊觎甚至霸占我国外海岛屿，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通过反倾销政策对中国出口设置障碍，频频制造麻烦。最典型的事件是日本政府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于2012年9月间将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国有化。尽管大陆和台湾方面都表达了神圣领土不容侵犯的严正立场，民间保钓活动中一直有两岸四地的保钓人士并肩战斗，社会舆论也要求两岸当局联合行动一致对外；然而，迄今为止两岸当局尚未达成共识，因而未能采取联合行动。鉴于此，两岸之间举行超政党的协商谈判不仅必要，而且更具有紧迫感。

    当历史再次出现超政党协商合作需要的时候，海峡两岸一切具有民族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的政党，都应当以民族利益为重，着眼大局，克服障碍，求同存异，早日促成超越政党的协商，书写历史的新篇章。

五、非政党协商

    非政党协商是指不以政党而以其它形式作为基本单元开展的协商。具体言之，就是两岸社会团体和个人之间的对话协商。

无论在大陆的一党执政还是台湾的政党政治格局中，“政党”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党作为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其领导国家的重要作用和对于政府施政的深刻影响不容置疑，但政党毕竟不是国家，不应该也不可能取而代之。因此，在海峡两岸开展协商对话的过程中，大量的具体议题应当跳出政党的框架，安排在非政党的范畴内进行。

    非政党协商主要通过职能部门、社会团体乃至有影响的个人来进行，具有务实性、灵活性和个性化的特点。务实性是指协商涉及专门业务，解决具体问题，商讨的结果能够很快付诸实施，容易在短期内见到成效。灵活性是指商谈的渠道可以多层次、多种形式，议题不受或少受限制，可以变通，甚至可以突破一些固有的束缚与限制，产生创新的成果。个性化则是指协商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发挥特定事件和特定人物的特殊作用。

    早在2005年5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恢复谈判之前，海峡两岸的非政党协商事实上已经在有效地进行，而务实性、灵活性和个性化的特点也已得到充分体现。众所周知，海协会与海基会二十年来的协商催生了一系列难能可贵的成果，老一辈社会活动家汪道涵、辜振甫开启“汪辜会谈”、形成“九二共识”的历史功绩已经名垂史册，2005年以后连续进行的“江陈会”及其相关的两岸直航、台商赴大陆投资、大陆游客赴台自由行、台湾农产品直销大陆等一系列重大举措，都已给两岸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两岸不少地区行政领导的互访与商谈方兴未艾，团体与企事业单位的交往合作也日益兴盛，表明非政党的沟通方式将成为两岸协商的重要渠道。

    总之，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协商乃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而协商的渠道、层次、形式、内容以多元化为宜。愿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处于非执政地位的其它政党，以及不属于政党范畴的所有派别、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人士，都以时代潮流为趋势，以民族振兴为己任，在两岸之间交流、协商、团结、合作的道路上继续努力探索，大胆实践，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再度辉煌。

民盟南京市委    李嘉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