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盟南京市委的档案柜里，珍藏着一本写于1950年，用钢版刻印的《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市支部简史》，它是由地下时期的南京盟员回忆记录民盟南京地方组织的成立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盟盟员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争取和平民主，为解放南京所作所为的历史。笔者曾数次翻阅，并走访了多名地下时期的老盟员，结合自己在民盟机关工作20多年亲历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试图从民盟与中共的关系角度，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客观必然性作一些浅显的论述。

一、民盟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和合作者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1、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感召下诞生的。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而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中国人民沦于苦难之中。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中国共产党率先捐弃前嫌，主张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救亡运动迅速遍及全国。1936年，宋庆龄、沈钧儒、陶行知等发起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9年，张澜、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这些政党的出现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诞生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合作遭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国共两党以外的政党和人士，感到要联合起来才能应付这样严重的局势，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3月19日，由三党三派（救国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联合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在重庆秘密成立，随后在香港正式公开。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迅即报道了民盟成立、公开的消息，并发表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社论，对民盟的建立及其纲领给予高度评价。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亲自出面，在各党派中斡旋，统一思想。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并在中共的支持和鼓舞下，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等十项主张。

    2、中国民主同盟从成立起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保持一致。

    建立之初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后来又发展为 “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这些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基本一致。志同而道合，这就决定了民盟是作为共产党的同盟者和合作者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的。

    重庆“特园”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盟创始人之一鲜特生的公馆，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的地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称“特园”为“民主之家”，经常前往，与民盟领导、社会名流共商国是。毛泽东曾三顾“特园”，就重庆谈判及战后中国的未来前途，与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交换意见。

    1945年，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出席名额由国共双方商定。最初商定的名额是国民党、共产党、民盟、社会贤达各9人，总共36人。但是，国民党为了拉拢青年党，分化民盟，以孤立共产党，硬要民盟让出5个名额给青年党。中共提出反对意见，同国民党商量的结果是，青年党单独参加会议，5个名额由中共让出2个，国民党让出1个，再在总名额上增加2个，维持民盟9个不变。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主动让出名额，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同时也增近了中共与民盟的亲密关系。在政协会上，民盟与中共默契合作，互相支持，并达成一项谅解，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商量，开创了中共与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其后，双方向国民党提出要求在拟议中的国府委员会中，保证中共、民盟共同保留三分之一的否决权，在未来的国民大会上有四分之一的否决权，这是中共与民盟在政治上互相信任的十分重大的行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悍然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内战，擅自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当时，中共和国民党都在做民盟的工作，周恩来对民盟强调，参加国大就一定破坏政协，成为蒋介石的帮凶；蒋介石为了争取民盟参加，宣布大会延期三天召开。民盟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与中共站在一起，郑重宣布不参加会议，不承认伪宪法，并将参加大会的民社党开除出盟。

    在南京谈判期间，民盟与中共紧密配合，默契互动。和谈失败后，中共代表团被迫从梅园新村撤退，撤退前把梅园新村30号及其财产清册都交给了民盟代管，民盟总部迁入梅园新村30号。

    3、党盟交叉，很多进步青年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影响下加入民盟的。

    中共党员和民盟盟员交叉体现了民盟与中共的特殊关系。在民盟的历史上，一部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民盟，帮助民盟开展活动，还担任了民盟的领导职务，他们为推动民盟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党员杨明轩在1942年与杜斌丞共同筹建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中共党员胡愈之于抗战胜利后在新加坡建立了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还有楚图南、周新民等等，都是中共。楚图南、胡愈之、杨明轩后来成为民盟中央主席、副主席。据《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市支部简史》记载曾担任民盟南京市支部主任秘书的罗任一、地下时期南京民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叶雨苍都是地下中共党员。

    周新民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0年代中期，在上海协助沈钧儒筹建了上海各界救国会，以后又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他于1942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民盟中央委员，在民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民盟南京市委的老领导、地下时期的老盟员周维迅就是由周新民介绍加入民盟的，周老回忆说，“那时候，我的思想受英美资本主义影响较大，崇拜英美式的议会制度，但是我也明白，渴望英美制度的民主主义者们，在中国是不会产生决定力量的，中国需要用武装推翻。我对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在产业落后的中国取得胜利深表怀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否适合中国的实际，要想把中国的社会推向前进，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是非推翻不可的，因为国民党所说的话与所做的事是背道而驰的。周新民这个人，我感觉很忠厚，待人很好。他建议我说，你还是参加民盟吧，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理想，你一个人的奋斗都是有限的，在他的说服下，我加入了民盟”。在解放初期整理的《南京市盟员名册》中，笔者看到，像陈仁炳、欧阳执无、王气钟、陈敏之等一些民盟名人，其入盟介绍人一栏里都填写着周新民。

    中共党员由党指派以个人身份参加民主党派，有利于宣传中共的政策，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发挥骨干作用。但他们一般在解放前都不公开其党员背景，仅以盟员身份出现。在渣滓洞白公馆牺牲的具有民盟盟员和中共党员双重身份的烈士有20多位。

    4、在比较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质之后，民盟得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民盟成员大多数是旧中国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他们中多数本来对中共的认识是很不够的，但是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目睹了国民党对外不抵抗，对内搞独裁，发动内战，实施法西斯暴行，制造一系列血案；而中国共产党则事事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一直致力于民主与和平运动。他们是在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协作，并肩作战，在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分裂作斗争中，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洗礼，经历了痛苦的磨难，在实践中，得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以闻一多为例。他原是新月派诗人，清华大学的教授，当时进步学生团体请他作导师，他不肯答应，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坚定地和爱国学生站在一边，抗议反动派的血腥罪行。他在一个中学演讲时曾大声疾呼：中国到处都是黑暗，只有一个地方是光明的，那就是延安。在白色恐怖下，李公朴于7月11日惨遭杀害，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义无反顾地参加公朴先生的追悼会，高声呼喊：“这里有没有特务？站出来！”会后，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回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民盟盟员李公朴、杜斌丞、杨伯恺、于邦齐等等都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他们的死难，激起民盟盟员的极大愤慨。陶行知在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大义凛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他们是从彷徨、探索、最终走向革命道路的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为拯救祖国和人民，他们苦苦寻觅，一经接受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便坚定不移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他们用鲜血灌铸了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的基石。

    纵观民盟的历史，建立之初并不是自觉自愿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作为一个公开的政党，民盟尽管在行动上与中共互相配合，保持一致，但还是不断强调自己的第三者身份，是作为站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中间的一个党派，协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1948年1月召开的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的转折点，会议严肃批判了第三条道路的错误思想，宣布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推翻蒋介石反动集团，为建立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而斗争。从此，民盟抛弃了“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盟立即通电中共和毛泽东，表示积极响应，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等应中共的邀请，筹备新政协。1949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公开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与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盟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民盟的老一辈领导人以卓越的胆识把握历史，在关键时刻，坚持政党利益无条件地服从于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无条件地服从于国家民族集体的利益。民盟确定以《共同纲领》和宪法、人民政协章程总纲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作为党派一切活动的准则，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中国共产党阻止了民主党派合并或解散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民主党派的留或去，党内党外都有分歧有争论。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认为革命成功了，任务完成了，现在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的民心士气都蓬勃高涨，中国的民主党派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党内也有一些同志认为共产党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统一战线工作可做可不做。从基层到中央，不仅有这样的思潮，而且有了行动，1949年底“救国会”自行解散，其他党派也有效仿的倾向。毛泽东及时有效地制止了这种做法。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究竟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八字方针，为我国在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正确处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奠定了政策基础；统一战线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2、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民盟组织得到发展。

    南京刚解放的时候，民盟南京市支部的办公地点在上乘庵13号，但是没有固定的人员，为生活所迫，很多盟员找到其它工作走了。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要求周维迅到民盟，而他的本职工作是南京市人民法院的法官。1952年，南京市政府确立了民盟南京市委的机构和编制，工资由财政统一发放。周维迅正式调来，成为机关专职干部。

    民盟的组织发展也全靠中共做工作。南京市支部在1949年10月的时候，经审查合格，核定盟籍的盟员共65人。鉴于民主党派人员数量太少，1951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提出：“必须帮助各民主党派，在大中城市发展党员一倍至二倍”。在南京，统战部不仅交叉中共党员给民盟，而且到各区召开座谈会，要求学校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中共区委书记亲自主持，介绍民盟的历史，宣传民盟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关系，同时让民盟在会上作在我介绍。区委书记还动员鼓励参会人员加入民盟。一批中小学教师及在校大学生入盟。1951年底，全市民盟盟员达到194人。到1956年7月，盟员达到544人。民盟南京市支部改为民盟南京市委员会。

    3、中共敦促民主党派成员积极投身思想改造运动。

    建国初期，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非常复杂。党中央号召：“各级党委和统战部应利用一切机会吸收他们参加各种各样的人民民主运动”，让民主党派成员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获得锻炼和改造，心悦诚服地接受马列主义，把思想统一到“为社会主义服务”上来。1949年南京解放后，民盟南京市支部除要求盟员参加所在单位的政治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外，并经常举办学习辨证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报告会、讲演会、学习心得交流会，组织民盟盟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盟员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教育，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融为了一体。

    4、民盟在整风反右运动中遭遇挫折，“文革”10年停止活动。

    1957年，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而在这场运动中，民盟首当其冲。除了“章罗联盟”是右派之首，民盟有517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当时盟员总人数的15.6%。南京市盟员有79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些盟员受到警告、留盟察看、开除盟籍等处分，有的还被送去劳教。民盟组织遭遇重大挫折，盟员积极性受到了挫伤。“文革”10年期间，中共与民主党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多党合作制度遭到严重破坏，民盟南京市基层组织停止活动。

三、改革开放后，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起，民盟南京市委配合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盟员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和落实政策。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全部改正；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撤销原判，恢复名誉和盟籍；非正常死亡的12人得到平反昭雪，被下放农村的81人及其亲属，先后调回南京重新安排工作。

    1989年12月，中央中央颁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列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中国的政党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不断发展与完善。

    1、民主党派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民盟组织得到发展壮大

    1979年，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与人民政协的任务》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由原来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联盟，转变为劳动者和爱国者的政治联盟；由改造和团结的力量，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是对民主党派性质作出的新判断，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一次生动体现，为民主党派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派成员的精神枷锁终于被解除，他们拿掉了“臭老九”、“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如枯木逢春，重新获得了新生；而一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也彻底甩掉了思想包袱，开始积极要求加入民主党派，民主党派的队伍日益壮大。翻开民盟南京市委的档案，《盟员发展统计表》显示，1983年至1986年，民盟的发展达到高峰，每年的新盟员都在170人左右。为了保证民主党派成员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代表性强，按照中共中央的有关精神，一些单位、部门的党政领导还有意识地将一些政治素质好、学术造诣深、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优秀人才留在党外，推荐给民主党派来发展和培养。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的直接关心支持下，民盟南京市委目前已经拥有88个基层支部，1912名盟员，涉及教育、文化、法律、经济、科技、政府部门等各界别，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

    2、八字方针发展为十六字方针，党盟关系更加和谐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毛泽东提出的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的基础，进一步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扩展，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生动表述，表明中共与民主党派是同甘苦共患难的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各民主党派建立彼此信任，真诚合作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按照十六字方针，更加积极地推进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使各民主党派能够围绕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领导人选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项、重要方针政策，有关群众生活及统一战线的重要问题等发表意见，当好参谋。

    经历了解放后的无数次运动，特别是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中严重受损的民盟盟员，在“文革”结束后，仍然是噤若寒蝉的。中国共产党海纳百川的胸怀，共创未来的诚意，使民主党派成员心中的顾忌逐渐消除，思想得到彻底解放。民主党派依靠自身人才荟萃以及地位超脱的优势，对协商的议题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整合党派资源，形成集体意见和建议，在协商中从参政党的视角看问题、出主意、讲真话、出实招，有效地避免了决策的盲目和失误，为推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民盟南京市委，盟员通过各种参政议政的平台，围绕国家重大问题、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大胆地批评，真诚地建议，在协商的场合，在专题座谈会上，都能畅所欲言，坦诚相见，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已形成良好的风气。

    中共南京市委非常重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先后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协商会、政情通报会、与党派负责人见面会等多党合作方面的制度，保证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得到落实，保证党派成员的意见和建议通过畅通的渠道得到反映和重视。市委统战部协助民主党派做好各项工作，帮助民主党派解决实际问题，为民主党派的履职提供更有利的条件、更广阔的空间和更畅通的渠道，使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可以大显身手，大有作为。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更加亲密和谐，而和谐的政党关系也促进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和谐。

    3、民主党派成为参政党，民盟成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用文件的形式明确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参政党地位。民主党派成为与执政党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的参政党，在现实政治社会中全面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政治职能。参政党地位的确定，如强劲的春风，激发了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热情。民盟市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围绕南京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调研，通过调研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科学有效的、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对策和建议，向有关部门提交高质量调研报告，向各级人大和政协提交高质量的议案、提案和建议，把全体盟员的智慧和力量都转化为促进本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强大动力。

    民盟盟员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积极为社会做实事，做好事。盟市委长期为贫困地区捐款助学，组织名校名师在教育弱势地区开展教学交流，赴甘肃西部支教；教育界、医卫界的盟员和律师走上街头对市民进行咨询；文化界的盟员深入部队、农村、工厂、市民广场表演精彩的文艺节目，书画家现场创作字画捐献；盟员积极为南京“外向型经济”发展牵线搭桥，招商引资，招商引智；关注特殊群体，与江苏龙潭监狱、南京监狱、江宁监狱等结成帮教单位，建立法律援助站，开展送教、送法、送医、送文化进监狱的活动，协助干警教育改造服刑人员；科技扶贫，帮扶乡镇建立甘薯科技园……这些社会公益活动，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为构建和谐南京、促进社会文明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更多的民主党派成员被举荐担任政府部门的实职，在各级人大、政协兼任领导职务，或被聘请为特邀人员、行风评议员，作为民盟参政议政的代表，行使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为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为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民盟与中共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孕育、形成和发展的，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创造的，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随着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并且日益深入人心，民主党派已经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参政议政的重要力量，民主党派成员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大，中国社会正沿着民主化、法制化的轨道大踏步前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宣调处  魏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