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南京市委  尹树人

    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始终是民盟自身建设的重要一环。关于这个问题，费孝通主席在他对老一辈的回忆文章中提出了不少重要的观点。认真学习费老的这方面的思想，一定有助于我们增强继承传统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谈到这个话题，首先要解决为什么。为什么要继承？费老在《一代良师》一文中是从反面来论证的：

    “我们下一辈人去看上一辈人时，如果把他们一切都否定了，受害的是谁呢？不是上一辈人，而是我们自己。”“如果过去的一切都应当否定，我们不是成了无源之水了么？”

    费老在文章中还提到一位杨开道先生，他说：

    “我所知道的杨开道先生是一个想用社会学的知识去改变当时农村贫困落后的人。这是他的抱负。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了这一点。仅仅是这一点，我觉得就给了我一生的精神支持。”

    费老一生的精神支持，就得自于这位前辈的“这一点”，继承传统的重要性已毋庸赘言。而且说到底，继承传统，不是为了别人，只是为了我们自己。

    对于继承什么和如何继承，费老也有许多精彩论述。

    继承传统，费老非常强调“做人”的重要。

    八十年代初，胡耀邦同志走访民盟中央，他赞扬民盟说：

    “民盟是个党外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些知识分子是爱国的，第二是学有专长的，第三是为人正派的。”

    费老在《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中说：

    “我们特别感到高兴的是说盟员为人正派，因为当时正盛吹‘宁左勿右’的风，提出正派做人的标准正切合时宜。”

    还是在那篇《一代良师》中，费老说：

    “我从燕京、清华这几位老师所学的不仅是做学问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做人这一方面。我深切体会到在他们脑子里经常想的是怎么把中国搞好，人民怎么富起来，别的都是次要的事情。我相信这几位老师做学问的主要目的还是在这个地方。这是他们做人的精神支柱。”

    费老的意思很清楚，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而做人的精神支柱，则是常将民富国强四个字记在心上。

    继承传统，费老还倡导“还债”的思想。

    1990年9月，为纪念吴泽霖先生，费老写了《在人生天平上》。文中引了吴先生在答谢同仁们庆贺他九十岁大寿时说的话：

    “我常想，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好像躺在天平上，天平的一头是我们的父母、老师、社会为培养我们放进去的砝码，天平的那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贡献。我们每一个人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最低限度应当使天平的两头取得平衡。现在我估计一下自己……国家和社会为了我，在天平上确实压下了很重的砝码。而我做出的贡献作为砝码并没有把天平压平……我仍然欠了人民的一笔债。欠了债，必须还。还债是好事，做事不怕晚……只要一息尚存……还能……争取使天平的两端基本上取得平衡。”

    1996年，民盟中央换届。费老在即将退下来的时候，曾就换届工作做过一次报告。记得报告中，费老要求盟的各级干部都要“立盟为公”。费老语重心长地说：

    “在我这一生中，得之于父母，也得之于社会，很多人培养我。我能不能做些事情，对得起这些人，这是我常想的一个问题。像我这样想问题的人还有很多。在这方面有共识的人聚合起来，成为一个团体，我们叫它‘中国民主同盟’。”

    吴泽霖先生的“还债”，今天的流行语叫做“感恩之心”。敬畏之心，感恩之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在“左”风盛吹的年代，它们曾遭曲解和批判。费老在新的时期把我们民族这些传统思想重新拾回，并且刮垢磨光，加以发扬和推广。还债也好，感恩也罢，争取使人生的天平取得基本的平衡，应该成为全体盟员的努力方向。

    继承传统，费老还推重“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

    1999年，在纪念曾昭抡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费老作了题为《爱国学者的一代人》的发言。费老回忆了曾先生“不修边幅”的生活作风，费老说：

    “不修边幅，这是别人的评论，是好话。在他的真实心里是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我想这个东西怎么表达呢？是不是可以用‘志’来表达。‘匹夫不可夺志’的‘志’。这个‘志’在我的上一辈人心里很清楚。他要追求一个东西，一个人生的着落。”

    费老还说：“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要知道要明白。现在的人很多不知道他的一生要干什么，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没有志向了。过去讲‘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现在他没有志了，没有一个一生中不可移动的目标了。我觉得‘志’是以前的知识分子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我的上一代人在这个方面比较清楚。”

    提及“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就不能不想到我盟的另一位老前辈梁漱溟先生。从五十年代起，直至十年动乱，梁先生算得上是遭受批判斗争最多的一位思想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遭狠批七八个月之久。最后逼问他的感想，他始而不答，最后却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此言一出，举座哑然，转而群情激愤……
1987年10月，在北京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费老发言赞扬梁先生说：

    “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惟上、惟书、惟经、惟典？为此舞文弄墨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

    “我认识到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能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我认为，在当今人类遇到这么多前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的时刻，正需要更多这样的人，而又是在不可多得。什么是文化？文化不就是思想的积累么？文化有多厚，思考的问题就有多深。”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论语》所记孔夫子的话。“匹夫”就是读书人，普通的读书人。读书人志在心中，永远不可剥夺，不可改变。何谓“志”？费老说就是“一个人生的着落”，说“寄托”、“目标”也可。何谓“志不可夺”？费老对梁先生的评价就给出了答案，就是“不惟上、惟书、惟经、惟典”，就是“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就是敢于寻根问底，敢于“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费老还说，当今之世“正需要更多这样的人，而又是在不可多得。”

    无论是强调做人，倡导“还债”，还是推重“匹夫不可夺志”，费老在热烈赞颂他的前辈的同事，虽对后来者寄予希望，却也时时表达出某种担忧，甚至遗憾。

    费老在纪念郑辟疆先生的短文《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中说：

    “我们应当一代比一代强，而事实似乎正是相反。想要在当前的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个像上一代郑先生这样的人，有那样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不求人知的精神的人，我举目四顾，觉得不那么容易。”

    费老在纪念吴泽霖先生的谈话中说：

    “现代年轻人也许不大能体悉像吴先生这样的为人，而他这种精神在我的前辈中却并不是稀有的。”

    费老在纪念楚图南同志的追思会上说：

    “他比我大十岁，是我的上一辈。现在回想起来，比我大十岁的很多老师们，我的前辈中的知识分子，的确有一个劲儿，这个劲儿现在似乎不太容易见到了。”

    还是在纪念曾昭抡先生的座谈会上，他说：

    “我不知道新的一代继续下去的人心里还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就危险了。没有‘志’了，文化就没有底，没有根本了。我很担心。”

    在纪念自己的老师潘光旦先生的《推己及人》中，他说：

    “现在的社会上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做人的风气。年轻的一代人好像找不到自己，自己不知道应当怎么去做。”

    不敢再多抄了，费老的担忧遗憾已是十分清楚。盛世而作此危言，这危言其实是警世之通言和醒世之恒言。费老的可敬与可爱正在于此。对费老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如能常常温习常常对照以为鞭策以为惕厉，民盟的前程一定更加辉煌，我们后来者也一定能不负前辈的期望、费老的期待和人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