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文化总支 颜鸣 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第三方面是国共之外的中间势力，主要力量是以张澜为主席的中国民主同盟，还有一批无党派知识分子，社会贤达。第三方面人士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他们人数不多，但社会联系广泛，国共双方面都在争取这个势力。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以他高超的统战艺术，在第三方面调解的过程中，团结、争取、教育了第三方面，使其中绝大多数人认清了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本质，成为与中共风雨同舟的亲密战友。 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国民党大肆玩弄两面手法，尚在“六月休战”期间，蒋介石即密令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15日，国民党50万军队又发动了对苏北解放区的进攻。全国人民竭力想避免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在烽火连天中，国民党当局违反政协协议，在事前既没有同中共方面商议，又不向第三方面人士打招呼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国民党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加紧了对政治上倾向中共的民主人士的迫害。1946年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时隔4天，民盟中央委员闻一多又在昆明遭特务枪杀。7月17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李公仆先生被刺后四天，闻一多先生父子又被刺，这完全是有计划的，而且是肆无忌惮的政治暗杀。……这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本质，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来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及其代表人物。” 正在此时，美国政府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存在太平洋各岛上的战争剩余物总统资低价转让给国民政府。美国政府持续不断的物质援助，无疑是对蒋介石扩大内战火上加油。周恩来为表示表示抗议，退出谈判，离开南京，去了上海。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联合调解宣告失败。 马歇尔、司徒雷登联合调解失败后，第三方面人士被推上了前台。蒋介石急于召开国民大会，但如果没有共产党和第三方面的参加，这个“国民大会”开了也是失败的。他为了拉拢第三方面，特别是在第三方面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民盟参加“国大”，派邵力子到民盟总部向梁漱溟等人表示国民党愿意和共产党重开谈判，请第三方面出面调解。 10月11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到上海与周恩来长谈，劝周恩来回来再开谈判。周恩来指出蒋介石欺人太甚，要承担内战的全部责任，但并未拒绝第三方面的调解。梁漱溟认为有了结果，高兴地坐夜车回南京。谁知第二天刚下火车，就看到报上大幅版面刊登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的新闻，不禁大吃一惊，面对涌上来的记者，他愤愤地说了一句：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蒋介石为了制造和平空气，派出雷震到上海邀请中共和第三方面政协代表回京商谈。周恩来早已看出这是一场假戏，但为了团结第三方面、教育人民，懂得谈判不会有结果，向中央建议接受第三方面调解。在民盟为主的第三方面竭力奔走调解下，三方代表到达南京。谁知蒋介石与他们仅会晤8分钟，即飞台湾了。这无疑是对渴望和平的第三方面人士当头一棒，国民党的事，除了蒋介石没人能作主，这说明蒋介石对和谈毫无诚意，调解顿时陷入困境。 蒋介石回南京后，仍向第三方面代表强调：一面停战，一面交名单，这一条绝不让步。按政协协议应先改组国府及行政院，然后由联合政府召开国大，名单也只能提交给联合政府，拿名单作为停战条件，显然是违背政协协议和程序的。中共要求先按政协协议完成各项程序，才能一致参加国大。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致使第三方面调解失败。 11月，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并以高官厚禄拉拢民盟参加，企图孤立中共。在这关键时刻，民盟内部意见分歧，莫衷一是。青年党、民社党和一些“社会贤达”决定参加“国大”，进入“政府”。11月12日，周恩来赴蓝家庄民盟总部，建议向民盟主席张澜请示。当时张澜因病在重庆休养，当他接到电话后，首先大声重复三遍说：“参加不得呀！”接着又叮咛道：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以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1946年11月14日张澜在重庆向记者谈民盟对一党国大的态度指出：“民盟立场是要调和国共关系，争取和平、民主，达到统一。目前即是第三方面提了国大代表名单，不特不能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相反，更会造成纠纷，使得将来连第三方面也没有了。不管内战再怎么打下去，中国终究必走和平、民主、统一的道路。民盟就是要保留第三方面调人态度，实现和平、民主、统一。所以民盟绝不参加一党国大。” 为了多拉拢一些中间派参加“国大”，原定于12日召开的“国民大会”推迟了3天，改为15日召开。由于民盟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所谓的“国民大会”开得冷冷清清。 周恩来回延安后，在总结国共南京谈判时说：“我们也料想到青年党、民社党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