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南京市委召开的纪念“五一口号”发布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维迅

        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 60周年，中共南京市委在这里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以此来纪念这个值得铭记的历史。作为一名在解放前就加入了民盟的90岁的老人，能有机会参加这次会议，我感到非常高兴。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民主党派的老同志，向多年来给予我们关心和尊重的中共南京市委以及市委统战部表示由衷地感谢！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响应，迅速通电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这成为我国各民主党派公开宣布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重要标志。

        60年过去了，令人欣慰的是：薪火相传。现在，我们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春意融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60年来，尽管经历了酷暑寒冬，我们终于迎来了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春天。我觉得这种状态特别值得珍惜。

        回顾自己90年所走过的道路，我最深切的感受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民主党派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我的这种感受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中国的民主党派大多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支持下成立的，其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而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中国人民沦于极大的苦难之中。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中国共产党率先捐弃前嫌，主张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于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大得人心。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救亡运动迅速遍及全国。1936年，宋庆龄、沈钧儒、陶行知等发起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9年，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当时担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的周恩来同志经常接触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宣传中共的主张，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1941年，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国共合作遭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国共两党以外的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人士，迫切要求联合起来，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3月19日，由三党三派联合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在重庆秘密成立，三党三派即救国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发表声明提出贯彻抗日、争取国家独立自由、结束国民党“党治”等政治纲领，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支持。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并在中共的支持和鼓舞下，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等十项主张。可以说中国民主同盟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诞生并发展的。

        建立之初的各民主党派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抱负，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后来又发展为 “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政治主张是“实现民主”“还政于民”“停止内战”等，这些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基本一致。志同而道合，这就决定了民主党派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作为共产党的同盟者和合作者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的。

        二、回顾民主党派的历史，是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历史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建立了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友党关系，中国共产党用真诚的指导和帮助赢得了各民主党派的信任。

        以民盟为例。1945年，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出席名额由国共双方商定。最初商定的名额是国民党、共产党、民盟、社会贤达各9人，总共36人。但是，国民党为了拉拢青年党，分化民盟，以孤立共产党，硬要民盟让出5个名额给青年党。中共提出反对意见，同国民党商量的结果是，青年党单独参加会议，5个名额由中共让出2个，国民党让出1个，再在总名额上增加2个，维持民盟9个不变。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主动让出名额，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同时也增近了中共与民盟的亲密关系。在政协会上，民盟与中共默契合作，互相支持，并达成一项谅解，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商量。其后，双方向国民党提出要求在拟议中的国府委员会中，保证中共、民盟共同保留三分之一的否决权，在未来的国民大会上有四分之一的否决权，这是中共与民盟在政治上互相信任的十分重大的行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悍然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内战，擅自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当时，中共和国民党都在做民盟的工作，周恩来对民盟强调，参加国大就一定破坏政协，成为蒋介石的帮凶；蒋介石为了争取民盟参加，宣布大会延期三天召开。民盟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与中共站在一起，郑重宣布不参加会议，不承认伪宪法，并将参加大会的民社党开除出盟。

        我长期担任南京市盟的负责人之一，对南京民盟的历史比较熟悉。翻开南京民盟的历史，也是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历史。民盟南京地方组织于1946年5月成立，是民盟总部为了加强与国民党斗争的力量筹建的。在南京谈判期间，民盟与中共紧密配合，默契互动，南京民盟的罗任一同志在周恩来的直接安排下，为和平谈判而奔走于各党派之间；和谈失败，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时，将梅园新村的房屋、物资器材及交通工具等财产全部委托民盟代管，民盟总部迁入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工作。1947年5月，中共南京市委领导南京学生开展“五.二0”运动，民盟南京组织密切配合，支持学生进行斗争，民盟中央大学秘密支部同中央大学中共地下组织在斗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解放前夕，民盟南京市支部制定《迎接解放工作要点》，要求所属民盟基层组织和盟员贯彻执行，坚守岗位，团结群众，把握情况，保护公共财产及档案资料，防止破坏。在渡江战役前，民盟南京市支部连夜赶印《欢迎解放军进城---中国民主同盟告南京市同胞书》6万份，发动盟员书写欢迎标语数千张，于黎明前张贴散发，迎接南京解放。民盟南京地方组织与中共风雨同舟，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解放南京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民盟的发展过程中，曾有不少共产党员参加盟的工作，他们为推动民盟的进步作了重要贡献。介绍我加入民盟的周新民就是中共党员，南京民盟的负责人叶雨苍曾秘密去延安，也是一名地下党员。

        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是各民主党派在实践中的深刻认识

        民主党派成员大多数是旧中国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他们中多数本来对中共的认识是很不够的，但是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目睹了国民党对外不抵抗，对内搞独裁，发动内战，实施法西斯暴行，制造一系列血案；而中国共产党则事事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一直致力于民主与和平运动，他们在比较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质之后，得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以我所熟悉的闻一多为例。闻一多原来是一个新月派诗人，清华大学的教授，当时学生团体请他作导师，他不肯答应，然而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自觉地按照党和民盟组织的要求行事，坚定地和爱国学生站在一边，抗议反动派的血腥罪行。他在一个中学演讲时曾大声疾呼：中国到处都是黑暗，只有一个地方是光明的，那就是延安。在白色恐怖下，李公朴于7月11日惨遭杀害，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参加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会上高声大呼：这里有没有特务？站出来！会后，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回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毛泽东称赞他：“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民盟盟员李公朴、杜斌丞、杨伯恺、于邦齐等等都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

        作为地下时期的老盟员，我是这个时期许多情况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所有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将继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

        当前，全市上下正处在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科学发展，赢得新的发展优势，推动南京奋力走在新一轮科学发展前列的关键阶段。各民主党派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投入到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大讨论中，带领全体成员以服务科学发展的新思路、新措施、新成效，为南京“跨江发展”战略、“五个中心”建设作出应有贡献。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五一口号”的现实意义吧。

（作者系民盟南京市委原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