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民盟南京地方组织成立六十周年 1946年4月28日，民盟一届七次中央常委会决定筹建民盟南京支部。5月28日，民盟总部也随之迁往南京，民盟总部分别在蓝家庄15号和高门楼设立办公处。 那么，民盟南京支部筹建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为什么民盟总部在搬迁之际，决定筹建南京支部呢？ 首先，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在南京建立民盟支部，有利于扩大民盟的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国民党的消极和片面抵抗，导致东北、平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相继失守。在这样的形势下，成立于1941年的民盟（民主政团同盟）组织，很难在上海、南京等沦陷区取得发展。而从1939年起，中国西南战略的重要目标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衡阳等地，遭受日本陆海航空队不间断战略轰炸，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但是，从大的环境来看，重庆、成都、昆明、贵阳一带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相对好于上海、南京等沦陷区。如昆明除清华、北大、南开合组的西南联大外，还有内迁的中法大学及本地的云南大学、昆明师范、昆明工专等大专院校，共有师生近万人。还有许多中学师生，都具有爱国、民主的进步思想。 同时，由于政治中心在重庆，因此民盟的工作中心也就主要集中在西南一带。如民盟总部在重庆国府路300号（最初在“特园”）。1943年5月，罗隆基在昆明建立了民盟（民主政团同盟）的第一个省级支部民盟云南支部。1944年至1945年初，民盟先后建立了四川支部、重庆支部、广东支部、华北总支部、西北总支部筹委会、东南总支部筹委会。1945年10月召开的民盟一大，参加的48名代表主要来自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重庆以及西北各民盟组织等。1946年2月，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在重庆创刊。 但是，对南京，这座有着千年历史、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和战争中处于特殊的地位的名城，民盟是既熟悉也陌生。因此，随着抗战的胜利和国内政治中心的转移，在南京建立支部也就十分重要和紧迫。 其次，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迅速恶化，在南京建立民盟支部，有利于民盟自身开展活动。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在白色恐怖、腥风血雨中，民盟积极投入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反蒋爱国民主斗争。而这些活动，仅靠民盟领导人的呐喊，显然力量不够。在民盟总部没有搬迁前，民盟在西南省市群众基础厚实，民盟在云南、四川各地发起的各类活动，声势浩大，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如1944年10月10日，民盟昆明支部配合中共地下组织和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组织昆明5000余人举行纪念“双十节”的群众大会，呼吁“结束党治、还政于民；立即召集国是会议，组织全民政府”；1945年5月，云南支部和中共昆明地下组织配合，组织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大中学校集会，纪念“五四”运动26周年，并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内战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等等。1945年，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后，民盟成功组织筹办了规模较大的“重庆各界为昆明反内战死难师生追悼大会”，在重庆长安寺举行了三天悼念活动，并组织学生罢课数月，抬棺游行，要求严惩凶手。蒋介石被迫解除关林征、李宗黄等人的官职，这次反内战反法西斯暴行的斗争最后以胜利告终。
同样，南京有众多高校，如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院、剧专、药专、东方语专等等；有许多爱国的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南京建立支部，有利于调动南京的群众力量，开展活动。 另外，由于国民党仇视民盟，对民盟部分领导人的暗杀更是不断（李闻血案后，国民党特务曾放言，下一个暗杀的将是陶行知），建立支部，充分发挥南京盟员的地理条件优势，对民盟开展工作、抵制诬陷和各种迫害有百利而无一害。 再次，随着南京盟员人数的不断增加，在南京建立民盟支部，具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1946年5月，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和民盟总部迁宁，全国关注的焦点再次凝聚南京，南京也就成为各种力量对决的舞台。同时，抗战胜利后，南京的局势相对稳定下来，中央大学等学校也开始恢复正常状态，南京也就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实现理想的首选之地。各地盟员也逐渐从重庆、昆明等地奔赴南京，此时，全市有盟员20余人，而且人数在不断增加，到7月，全市已有盟员100余人。这些盟员有来自其他省市支部的盟员，也有部分返宁高校的盟员。如果不及时建立支部，让他们长期脱离原来的组织，不但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也有可能造成人员上的流失，更有可能被国民党所分化或利用，从而削弱和降低盟组织的战斗力。 1946年5月9日，以陶行知为首的民盟总部迁京委员会５名委员及在宁３名盟员，在玄武湖一艘游艇上开会，决定成立民盟南京市支部临时筹备委员会，陶行知兼主任委员，辛志超具体负责。5月15日，临时筹备委会在韩家巷10号举行在宁盟员第一次座谈会，到会二十余人，由辛志超同志主持报告迁京委员会和临时筹备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叶笃义同志报告华北的盟务。到会同志分别发表意见，并同意加强联系，扩大调查。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经中央组织委员会决议，在1946年7月成立南京市支部筹备委员会，推进组织工作。 从“临时筹备委员会”到“筹备委员会”，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还有叶笃义、罗子为、戴旭初、周云程、李文宜、叶雨苍（叶友杞）、罗任一、樊光等。当初盟中央选择这样的筹委会班子，可能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他们大多于知识分子有联系，特别是陶行知长期在南京学习和工作；二是部分委员与中共高层有较密切的联系，如李文宜、辛志超、罗任一等与周恩来夫妇、董必武关系密切；三是陶行知、叶雨苍和樊光等，对南京特别熟悉。 经过筹委会的努力工作，共建立了十六个基层小组，暗地进行，经常集会，发展组织、学习时事、讨论盟务、互助生活。筹委会成立后，成员就积极参加了盟中央组织的一系列活动。由于支部直属盟中央，主要领导成员陶行知、叶笃义、罗子为、戴旭初、李文宜、罗任一、何公敢等人，大多是盟中央常委或委员。因此，支部的活动就和民盟总部的活动有机的联系在一起。 成立后的民盟南京地方组织，就积极组织盟员开展活动。中央大学在1946年复员到南京后，中大的民盟组织就由罗子为等联系（在重庆由唐万延联系）。6月，中大新青社员和盟员合作的《中大新闻》出版，每周一期，及时、准确地报道了南京地区和全国各地民主运动的发展情况，揭露当局镇压民主运动的丑行，成为当时学运中的一支号角。同月，董必武在梅园新村接待了民盟中大支部负责人帅能应、任彝玺、程郁璞和叶竟群等，向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希望他们在南京、在学校里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发动群众制止内战。在中大第二次系科代表大会和学生自治会竞选中，以民盟和新青社为主体的进步力量获胜，组成以盟员王世德为常务理事，新青社成员朱成学、盟员王安民为副常务理事的学生会（后来的五．二○运动就是由这届学生会具体组织和推动的）。1946年冬，盟员黄大能（因租住南京中央路傅厚岗沿街一座小洋房3楼的两间，靠近云龙住宅）就接受了盟中央的指示，向被国民党监视的龙云传书，曾两闯“龙门”。后来任民盟南京市支部筹备委员副主任的李文宜，为民盟的事业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1946年是一个“谈判”年，任民盟南京市支部筹备委员会主任秘书的罗任一，在周恩来的直接安排下，为和平谈判而奔走于各党派之间。1946年6月，叶笃义在迎接马叙伦、雷洁琼等人为首的抗议代表团时，遭到伪装“难民团”的国民党特务的殴打；陶行知先生在“从4月到7月，作了100多场反内战、要求民主的演讲”（潘汉年语）。1946年7月25日,民盟中委、著名教育家、民主战士、“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贰什维克（周恩来语）”陶行知先生,因愤李、闻被害突发脑溢血而逝世,他在遗书中号召:“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 综上所述，民盟南京地方组织诞生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以及民主运动的高潮中，活动于国民党政府的心脏城市，工作于斗争第一线，她的存在与活动，对民盟历史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她与中共南京地方组织风雨同舟，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解放南京作出了贡献。 可是，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国民党的打压和迫害，支部的许多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展开的，所以严重制约了支部的发展。另外，组织内负责同志因为工作等诸多原因而不断变换，使得各项工作的计划性也不是很强。1947年，国民政府内务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组织后，支部就转入地下活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随着国内形势不断好转，以及经过革命和斗争的洗礼，民盟南京地方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也在与日俱增。1949年元旦前夕，支部全文翻印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秘密散发。为迎接南京的解放，支部制定了《迎接解放工作要点》，要求基层组织和盟员坚守岗位，团结群众，把握情况，保护公共财产及档案资料，防止破坏。南京解放前夕，支部连夜赶印《欢迎解放军进城中国民主同盟告南京市同胞书》8万份，发动盟员书写欢迎标语数千张，于黎明前张贴散发，迎接南京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民盟组织继续与中共南京地方组织通力合作，团结盟员和所联系的文教科技界中上层知识分子，为实现南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新南京而努力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民盟南京市委在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下，为南京的发展献计献策，各项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充分肯定。今天的民盟南京市委，正以蓬勃的朝气，带领1500多名盟员，凝心聚力，建设南京美好的明天！ 民盟南京市委 张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