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我考入南京一中。这是一所教风严谨、学风踏实的学校，教过我的几位老师，都是非常敬业的。学校的图书馆是一排五、六间平房，所收藏的图书印象中有10万本之多，几乎每天都可以到这里借书。图书馆里有大量的外国作家写的书，英国作家写的《大战火星人》、法国作家写的《神秘岛》、苏联作家写的《金海藻》和《日日夜夜》、美国作家写的《亚瑟王朝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都曾经深深地吸引我。班上的同学大多数也爱读书，有时，我还会和同班的同学讨论某本书中的情节。1964年到1966年两年时间里，我读过的长篇小说可能有近一百本，《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小兵张嘎》《烈火金刚》《红旗谱》《红日》《铁道游击队》《保定外围神八路》《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暴风骤雨》《吕梁英雄传》《保卫延安》《欧阳海之歌》《三国演义》《西游记》《神秘岛》《金海藻》《日日夜夜》《童年》《古峡迷雾》《上海的早晨》《水晶洞》《三条石》等都是这两年读的。这时，我会把书中的好句子和感兴趣的诗句，摘抄下来，时常翻看，咀嚼消化。1964年底，第一次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时，保尔在瓦丽娅和她的同志们墓地前所想的那一段话使我深受教育，我把下面这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应该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后悔，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抄写在笔记本上。从此养成读书时做摘录这个习惯，我现在仍然坚持着这样做。

1966年6月开始，“文革”运动开始，学校无法正常上课。我们这些初中学生们不知自己该干些什么。我和几个同班同学参加了南京一中“星火燎原战斗队”，跟着高二年级的兄长们，每天抄写大字报、贴大字报、看大字报，也是这个时候，我跟着兄长们学会刻蜡纸、印传单。高二年级的学长比我们多上了三年学，读的书比我们多，见识比我们高出一大截。他们常常会坐下来讨论一些事情，有时也会谈到读书。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柯南道尔写的一系列推理破案的书：《血字的研究》《四签名》《驼背人》。高二学长们还向我介绍外国许多作家写的书，“星火燎原战斗队”的队长马洪生就给我讲过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可惜学校图书馆这时已经不再开放，我只能从同学那里借来了这本书，并仔细地读完了。《叶尔绍夫兄弟》书中的阿尔连采夫的行径使我认识到，认识一个人，不能只从外表、言谈就能了解其内心，必须长期地听其言观其行，才能识破那些伪君子。在跟随高二的学长到南京郊区农村参加夏收时，我从学长们那里第一次听到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开始，只是矇矇眬眬地认识到，痛苦与希望是同时存在的，只有经受住了痛苦，才能成人，才能成材。不久，我找到《孟子》这本书，细细读了其中《告子》（上、下），尽管有诸多地方仍不太理解，但明白了孟子所举的舜、傅说等6人，都是身处逆境，都是在忧患中奋发图强。我开始懂得，人的一生中不会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险阻，逆境、挫折和忧患不一定都是坏事。对逆境、挫折和忧患的体验往往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种信念在我头脑中逐渐形成，并开始指导我行动。

1967年夏天，我从一位在北京读大学的邻居那里看到一本书，是姚雪垠写的《李自成》（一）。翻了几页后，我爱不释手，向那位大哥哥借了来，三天读完了。由于姚雪垠收集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他对李自成及其部下、同期的其它农民起义领袖描写得极其生动，刘宗敏、张献忠、罗汝才（曹操）、郝摇旗一个个宛如就在眼前。从这本书里，我逐渐知道了农民意识中的不好的一面：自私自利、贪图小利、虚情假意、嫉妒、口是心非、见利忘义等，并渐渐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农民起义成功的机率不大，即使像李自成那样推翻了一个朝代、自己当上皇帝，也只能是最后失败、消亡。如何克服思想意识中的农民意识，引起了我的思考。（孙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