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的引导和影响下，83年我加入了民盟组织。作为一个盟员，作为一个老盟员的女儿，我深深地感受到母亲莫先慧对民盟组织的坚定信念，对民盟组织浓浓的深情。

        我母亲于50年加入民盟，至今已有55年盟龄了。建国初期她先后任游府西街小学教导主任、火瓦巷小学校长，工作得十分出色。57年组织上要调她到盟市委任干事，她舍不得自己喜爱的教育岗位，但又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那时我才10岁出头，虽然家离学校仅几分钟路程，但因父母工作太忙，我只好在学校搭伙。父母常常早出晚归，几天见不到他们也是常事。

        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代，也是盟员的父亲被打成了右派，工资降了三级，家中经济一下窘迫起来，母亲靠仅有百元的月工资养起了年逾六旬的老婆婆及三个未成年的子女。一个馒头让三个孩子分，一个月难得吃一次肉。母亲过40岁生日时，父亲正在农场“改造”，奶奶省下自己的零用钱，买了一个鸡蛋煮给她吃，就算过了一个整生日。有些人劝母亲与父亲划清界线，尽早与他离婚，但母亲想到了我们几个孩子，强忍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挑起了家庭生活的全部重担。白天上班时，她要写检查，要挨批判；晚上下班后，她要缝衣服，要准备食品。尽管母亲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但她坚信着，坚信真理，坚信总有一天会重见光明。

        在坚强信念的支撑下，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艳阳天。经过10年的下方生涯，我母亲又重新回到了盟市委机关工作。虽已是60岁的老人，但她像有使不光的劲。每天换几趟车从吉祥庵的家到新街口上乘庵上班。一次她赶车不小心摔倒，手骨折了，她只休息了几天，就又上班了。几天后，拆下石膏绷带，发现未愈，又重新接骨，半年后才愈。她一贯认为作为一个盟员必须搞好本职工作。文革时盟员档案被毁，为了重新整理档案，母亲跑遍了几乎所有中学，向在校盟员采访、了解。每天在外奔波，南到雨花台，北到燕子矶，东到孝陵卫，西到清凉山，那时交通不便，常常靠两条腿跑。在与盟员接触过程中，母亲成了他们的知心朋友，帮他们解决了不少问题。一个被打成“双料反革命”的教师，在母亲多次的呼吁、奔波下，为他摘掉了反革命帽子，后来他成了泗阳县政协副主席。为了感谢母亲，他送了一百美金酬谢，母亲婉言谢绝了，只收下糖果，让机关所有工作人员去分享他平反的喜悦。直到今日，不少老盟员见到我还说：“你妈妈真像我们的大姐姐，我们见到她，烦恼也减了一大半。”母亲后来成了盟市委的秘书，工作更加繁忙了。她参加省、市人大、政协会议做的会议记录，整理的材料，受到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表扬。

        母亲一直工作到65岁退休，但她对民盟组织的热情一点也没减。70多岁时她担任白下区退休支部主委，曾出席过江苏省第七届盟代会。八旬高龄的母亲曾先后向盟讯投稿数篇。每当看到母亲的稿件发表时，我就仿佛看到她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地推敲字句的情景；每当在盟讯上看到表扬妈妈的诗文时，我高兴之情难以言表。现年近90高龄的她，仍积极参加基层组织生活，夫子庙有她的足迹，新的市民广场有她的身影……但她最喜欢的是盟友们到她家聚会，她觉得和同志们在一起，自己也变得年轻了。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我也积极热心盟务工作，担任过基层组织的主委，被评为市先进盟员。我的大女儿（我母亲的大外孙女）也在九十年代末成了省盟的一个年轻盟员。在母亲的影响下，她的表弟也于八十年代入了盟，后来还被评为上海盟市委常委。

        作为一个普通盟员，作为一个盟务工作者，作为一个老盟员，母亲浓浓的民盟情结，深深地感染着我，教育着我，我为有这样一个盟员母亲而感到欣慰。

民盟九中二支部 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