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我初中毕业。我们这一届学生，小学都没正经毕业，就遇到了 “文革”。在中学混了二年，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于是我们也被当作“知识青年”下放到淮北农村去了！

1970年的7月17号的上海火车站，一列长长的绿皮火车喘息着卧在斑驳的铁轨上，车厢里是即将去淮北农村插队的上海知青。一群稚气未脱的少男少女对即将要去插队的淮北农村毫无所知，在这离别之际，车厢里一片嘤嘤的啜泣，站台上是忧心忡忡的父母，广播里播放着“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的最高指示。突然，汽笛响了，车上车下的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车上车下的啜泣变成嚎啕的哭喊，火车在震天恸地的哭声中缓缓地驶离了上海。

火车行驶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到达宿县火车站，再坐汽车到公社的大场院里，然后由各个生产队派来的人接回到各自的生产队。我们的生产队离公社有30里路，路上没看到一个人，没有想象中的青纱帐、金色麦浪、开满各种鲜花的乡间小道……只有一条光秃秃、看不清边际、连接着庄稼地的没有尽头的土路。

走着走着，天就快黑了，也累得走不动了，当天是赶不回去了，正好看到前面有一个村庄。老天保佑，这个村庄竟是有上海知青的！这是表姐妹俩，住在一个低矮破旧的小屋里，桌上有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发出黄黄的光。她们热情地招呼我们，拿出白面擀面条给我们吃，筋疲力尽的我们顿时感到很温暖，那一幕永远存在我的心里。

我插队在瓦房大队，我曾经想象着瓦房大队应该有一片高墙大院的瓦房，还有牌坊。到了生产队，才看到村庄是那么的破败，有的房子墙倒了一半，用树枝撑着，贫穷笼罩着整个村庄。小孩都一絲不挂，老人、男人赤膊，甚至有妇女和男人一样不穿上衣，女孩们穿着补了又补，看不出本色的衣服，围观我们的人手上都捧一个粗陶大碗，喝着稀溜溜的糊糊。

我们的房子也是泥巴糊的墙，屋顶盖上草，没有窗户，屋里黑呼呼的，泥墙上一个一尺见方的洞仿佛是窗子。我们问：晚上怎么关窗呢？农民说：这个洞是穿风的，到了冬天堵上麦秸就可以了。住房边上搭的一个披子是锅屋，没有门，没多久，锅盖被人偷走了。队长说，要等到秋后，收了高粱，用高粱的秸秆做锅盖。那时候正是起山芋的时候，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用没有锅盖的锅煮山芋，煮得半生不熟的，吃了以后大便都拉不下来。

到处是贫瘠的砂浆地，主要农作物是山芋，主粮也是山芋，山芋面糊糊，山芋面贴饼，这种饼冷掉了简直就是一块砖头，砸在地上都不碎。小麦亩产只有50到80斤，好的庄稼地才有120斤左右，小麦面只有孕妇和小婴儿可以享用。还种植一部分玉米和高粱，那面是待客用的。

淮北农村的茅厕是用秫秸扎成捆，围一圈，里边用两块石头垫着，挖一个浅浅的坑，臭气熏天。粪坑里，肥胖的蛆虫白浪滚滚翻腾得正欢，茅厕外还有饥饿的狗等待着。我们害怕，不敢进茅厕，就结伴去远远的荒野里解决。茅厕的围挡会渐渐稀疏，后来我们才搞清楚，上厕所的人是随手掰下一截秫秸当手纸用的。而他们对我们用草纸也很气愤，觉得我们很浪费，他们的草纸是专门烧给祖宗先人的。

生产队没有能创造经济价值的集体副业，社员每家只能养一头猪，2只鸡，谁要是养多了，就要被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限时杀猪宰鸡。集体干活大呼拢，社员没有劳动积极性，歇垧的时间比干活的时间长。还时不时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常年缺吃少穿，以致这里形成了讨饭的风俗。每到秋后，各家各户把房屋的门和窗洞用泥巴糊上，然后举家出门讨饭。到过年时，大家会互相攀比讨饭的成果，甚至女孩说婆家，对方都会打听女孩会不会唱“讨饭歌”，唱得好才能嫁得好。

1971年的秋后，为了表示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参加了挖河工地的劳动。简陋的工棚，大通铺，大锅饭，我很快就病倒了，浑身无力，不想吃饭，脸色发黄，去医院检查，诊断为甲肝！我在上海养病期间，上海电台正好在教英语，我就跟着学，希望能有用得到的机会。上海是我的出生之地，却非久留之处，养病期间，街道屡次来催促返乡，于是我带了几本英语课本又回到了淮北农村。

某一天，公社政工组的董文昭组长来了解我们知青的生活情况，他看到我箱子上放着英语课本，要我读一篇课文给他听。听后他高兴地说：公社中学缺少英语教师，我跟公社知青办说一下，把你调到那里去当民办教师。我当时心里非常高兴，觉得机会终于给了有准备的人了。但是我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人通知我去公社中学当老师，我多方打听才知道，是我们大队书记把名额给了大队赤脚医生的妹妹——一个大字不识一筐的女社员！我满怀的希望，就这样被浇灭了！

生产队长看我沮丧，就跟我说，你有文化，可以写我们生产队的好人好事，如果公社播了，写稿送稿都给你记工分。我的第一篇广播稿写的是《我们队里的刘长林》，不久公社的广播站就播出了，生产队的人都听到了，队长很高兴，说，你能写，那就写吧。广播里播了几篇报道后，其他生产队也开始有人请我去写他们队的好人好事。

那时的我，其实只是小学生写作文的水平，根本不懂文章体裁的特点，但是我幸运地遇到了几位人生路上的引路人。

广播站的播音员也是上海知青，有时我送稿子到广播站，她怕我天黑前不能赶到家，就邀请我住下。晚上广播结束后我们一起用她的大茶缸煮面条吃，这时她会教我一些写广播稿的要点：不用抒情，把什么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写清楚就行了。我记着她的话，写广播稿尽量就事论事，简洁明了，写好后读几遍，觉得顺嘴了再送出去。

1973年8月，公社举办通讯员学习班，我被推荐去进行培训。广播站长平时挺严肃的，在这个学习班上他表扬了我，说我写的稿子能比较快的反映农村中的好人好事，他还建议我写一些通讯报导。那时我还分不清“广播稿”和“通讯报导”的区别，但站长的表扬鼓舞了我，站长的讲课也使我对如何写通讯报导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开始尝试写通讯报导。

1974年冬天，我写了一篇通讯报导《丰收以后》，说的是生产队要建一条机耕道，但必须平掉一片坟地，农民对动祖坟不大能接受。生产队长带头把祖坟迁到队里指定的新址，做出了榜样，年轻人纷纷跟上，很快机耕道就建好了。稿子被公社广播站推荐到县广播站，县广播站又把这篇稿子推荐到安徽省广播电台播出。令我惊喜的是，县广播站编辑文民还把修改稿寄给了我，原稿上用红笔圈圈点点的修改了很多处，他还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修改，特别指出通讯报导的语言特点和如何避免学生腔。他鼓励我继续写这样的通讯报导，不要局限于好人好事的广播稿。我与文民素不相识，他却能不厌其烦的写信指导我，让我很感动。

广播站站长看我喜欢写，又把我介绍给了公社文化站的沈站长。沈站长让我参加公社文艺创作组，此前我根本没想过文艺创作，也不知如何“创作”。他对我说，你要观察生活，就写你身边社员劳动，生活的故事。对于我很不成熟的所谓“文学创作”，沈站长每次都认真看，再帮我分析问题，提出修改意见。每当我对写作失去信心的时候，沈站长总是鼓励我，说：你能写，愿意写已经很不错了。还总是安慰我，说我现在到了一个卡壳时期，过了这个时期就会好的。沈站长的坚持，使我不敢懈怠，虽然磕磕碰碰，却一路前行。

每当我对自己的写作没有把握时，我也会去公社广播站找广播员，说说自己的苦恼。她建议我给王同学看看，听听他的意见。王同学是六七届的高中生，已经发表过不少作品，被借调在公社“五七办”，主编《上山下乡战报》，也经常为公社各部门写材料。他看了我的稿子，建议我多读书、多积累，说这样看问题就会深刻了，思路也会更宽。我曾经被推荐到大队小学去当民办老师，王同学又对我说：留心孩子们的对话，把有意思、童趣十足的话记下来，可以做儿童文学的创作素材。后来我真的喜欢上“儿童文学”，以至大学毕业的论文选题也是儿童文学研究。

宿县文化馆的荘稼老师，《安徽文艺》的编辑周根苗，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都曾经在写作上给过我指导，他们对我不成熟的稿件进行点评、分析，提出修改意见，对我提高写作水平有很大的帮助。1976年春节期间，沈站长带着我们公社创作组的人创作的作品，去拜访回大郑庄老家探亲的上海《文汇报》记者郑重老师。 1976年春节过后，我收到了沈站长转交的郑重老师的亲笔信，他在信中特别指出：淮北地区从群众的生活，到群众的语言，都是有其特点的。并且鼓励我说：只要坚持不断努力，是会写出好的东西来的。我很尊重这几位老师，他们的信，我珍藏至今。

1975年我被评为宿县“在通讯报导广播宣传中做出显著成绩的优秀通讯员”。1977年，县广播站把我借调到县广播站工作。1978年我通过高考上了大学，从此离开了淮北。

感恩淮北滋养了我，感恩我写作的引路人，他们为我打下了终身的职业基础。

颜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