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晓华  南京晓庄学院助理研究员

   陶行知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的杰出领导人和优秀代表，他不仅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政团同盟（民盟的前身），还在 1945 年10 月召开的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干事长兼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而且他还在抗战胜利后负责民盟总部迁京委员会的工作，并负责筹建民盟南京市支部，此外他还历任民盟重庆支部委员、南京市主委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社论委员会的委员并创办了民盟重庆支部的刊物——《民主星期刊》。 陶行知还是民盟重要的理论家、演讲家和新闻发言人，可以说陶行知也是民盟的思想领袖、灵魂人物和真正的勇士。 民盟是陶行知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依托和舞台，正如晓庄师范和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实现自己平民教育和教育救国抱负的实验场，民盟也正因为有了像陶行知这样的一批杰出代表，从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一、陶行知与中国民主同盟的成立

   “九· 一八”事变之后，陶行知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不仅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提出停止内战、 共同抗日的主张，而且亲自到中国各地、世界各国进行抗日巡回演讲，宣传抗日救国，争取更多同情和支持。陶行知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日益感觉到团结各方力量的重要性和组织的重要领导作用，因此积极参与发起成立了各级抗日救国会，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参与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如 1935 年 12 月27 日，陶行知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 会主任； 1936 年 1 月 28 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陶行知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1938 年，陶行知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陶行知又连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在此期间，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与“抗日救国（抗战建国） ”和“民主救国”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发展为国难教育和民主教育的思想与实践。陶行知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成为了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这些都为陶行知成为民盟的发起人和重要领导人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和迫害民主人士、进步人士的反动行径日益被广大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所充分认识。 因此，一些积极主张抗日救国的政党、 团体和知名人士，迫切希望联合起来，为抗日和建立民主国家闯出一条新路。 于是，部分国民参政员和爱国人士、 民主人士等于 1941 年 3 月 19 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广泛吸收了中华职业教育社、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 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国青年党、 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 、 乡村建设协会等民主进步团体的成员，充分体现了自身的代表性和广泛性。

   陶行知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积极协调联络，进行了相关的准备工作。 但因为一些人认为陶行知、 沈钧儒等与共产党关系密切，害怕他们的加入会遭致国民党政府的敌视和迫害，而反对他们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所以，直到 1942 年初陶行知所在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才得以正式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从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成为了集合“三党三派”的、 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政治党派。 作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和享有很高声望的政治活动家，陶行知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重要领导人。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初提出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并积极参加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陶行知关于“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的团结抗日主张和“民主的宪政是保证精诚团结抗战建国的根本大计”的真知灼见都体现在了民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之中，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陶行知对民盟确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团结抗日的主张是陶行知和民盟基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而发出的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代表了最广大民众的心声，也充分体现了陶行知一生对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不懈追求。 发起和领导民盟是陶行知追求其远大政治抱负的必然，也是陶行知作为一个将“行”先于“知”且更重视“行”的实践者的必然抉择。

   1944 年 9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入盟形式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 同年 10 月，民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的积极响应。1945 年 10 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政治报告》等重要文件。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同盟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并推选张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陶行知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干事长兼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政治主张，这也正是陶行知努力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 陶行知在《民主》（1945）一文中评价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

二、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事业鞠躬尽瘁

   作为民盟的重要领导人和民主运动的主要领袖，陶行知竭尽所能为民主、和平摇旗呐喊，为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陶行知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深刻的揭露，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无所畏惧地等着“第三枪”（陶行知被国民党特务列为继李公朴、 闻一多之后的第三个暗杀目标），时刻准备着为民主而牺牲。

   陶行知根据自己的优势以及斗争的需要，创办报刊，撰写文章，发表演讲，积极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46 年 2 月，《民主报》——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在重庆创刊，陶行知担任了社论委员会的委员。 1945 年，作为民盟重庆支部的委员，陶行知创办了刊物《民主星期刊》，由邓初民任主编，并改《战时教育》为《民主教育》，在其创刊号上发表《民主》与《民主教育》两篇文章。 此外，陶行知还在民盟广东省支部的《民主》周刊和民盟广西省支部的刊物《民主星期刊》等刊物、报纸上积极发表文章，如《领导者再教育》《怎样可以得到和平》等，宣传民主思想和民主教育思想。

   陶行知在创办南京晓庄师范时就对中国共产党给予同情、理解和帮助，力所能及地保护党的组织和党员。 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期间，陶行知与周恩来相识、 相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他还将育才学校称为重庆的“小延安”。

   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由延安飞临重庆参加谈判，陶行知与张澜、 沈钧儒、 黄炎培、 郭沫若等知名民主人士到九龙坡机场迎接。 9 月 2 日晚，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欢迎酒会，陶行知也应邀出席了欢迎晚会。 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多次会见陶行知，一起探讨国家、民族的未来，一起研究和谈策略。 其间，民盟与中共代表团密切配合，力促国共和谈取得成果。 1945 年 10 月11 日，毛泽东返回延安，陶行知代表民盟中央并带领育才师生到机场欢送，并在机场与毛泽东合影。 以陶行知为代表的民盟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的初步接触与合作为今后民盟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参加新政协和建设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1946 年 1 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与李公朴分任正副校长。 社会大学将好学、 进步的青年团结在一起，进行民主教育和民主、自治的训练，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和解放事业培养人才。 社会大学成为民盟的政治主张和各种民主、进步思想宣传的重要阵地，各界民主进步人士和民盟成员受邀来校为学生们开课和举办讲座。

   1946 年 2 月 10 日，重庆各界近万人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 陶行知、郭沫若、李公朴等 20 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但大会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蓄意破坏，他们对与会者大打出手，郭沫若、李公朴等被打伤，史称“校场口惨案”。 陶行知随后就带领育才学校师生上街游行，抗议示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和“反民主、反和平”的嘴脸。

   1946 年 4 月，以陶行知为首的民盟总部迁京委员会负责筹建民盟南京市支部。 1946 年 5 月 9 日，他们在玄武湖的一艘游艇上开会，决定由到会的 7 人组成民盟南京市支部临时筹备委员会，陶行知兼任主委。 随后不久陶行知来到上海，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反独裁、求和平、要民主”的革命斗争之中。 从 1946 年4 月初到 7 月 25 日逝世的 3 个月中，陶行知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威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忘我工作，先后进行了百余次的演讲，多次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的种种暴行和阴谋，为民主、和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陶行知逝世之后，民盟的重要领导人沈钧儒亲自担任主祭，并赴南京主持葬礼。 陶行知可谓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也为民盟的民主、 和平事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真正实现了自己“争民主奋斗到底”的誓言。

   陶行知逝世后的第二年，即 1947 年 10 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由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并强制民盟总部宣布解散民盟各级组织，这也昭示了许多民主人士尝试的“中间路线”在中国走不通。 从此，民盟的各级地方组织和盟员转入了地下斗争。 1948 年 1 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临时总部，并放弃“中间路线”而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同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陶行知、李公朴、闻一多等民盟先驱者所未尽的事业正由他们的同志继续努力奋斗！

三、完成思想的彻底转变

   陶行知早期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 共和制度，特别是对美国式民主非常向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比较认同，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希望。 但晓庄师范和他本人的遭遇，以及在推行平民教育时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参政之后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 、 积极反共和抗战胜利之后破坏和平、 挑起内战以及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

   陶行知在其革命实践中善于学习 ，善于思考，特别是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充分接触之后，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的政治奋斗有了明确的方向。 陶行知前后三次敬谒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墓地，并写下“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 陶行知不仅自己阅读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文献，每天必读《新华日报》并称赞其是老百姓的“万有课本”，还推荐《新华日报》给进步的青年和教育工作者，并以此“随时教别人”。 从陶行知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民主有了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高度认同，评价其是“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赞同追求中国的民主而非西方的民主，相信人民的力量，确信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民主的主人，大声喊出“人民万岁！ ”如他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和《民主教育之普及》中分别指出“民为贵。 人民第一。 一切为人民”和“无论是争取民主或是发展，都要靠广大人民的群策群力才能成功”。 陶行知还在群众集会上高呼：“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 ”他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发出号召：“让我们和人民站在一条线上，争取真正民主的实现，共同创造一个独立、自由、平等、进步、幸福的新中国。”

   教育的发展需要政治民主，离不开整个社会民主、 进步和自由这个大环境，而社会的进步又需要教育的推动，即培养具有民主意识、 主人翁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的现代公民，因此特别需要民主教育；教育的发展更离不开民族的独立和强盛，而教育又能培养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从而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发展创造条件。 陶行知在充满艰辛与曲折的实践中深切地认识到了其中的相互关系，这正是他能从一个大学教授转变为一个平民教育家，继而又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民主战士的必然。

   陶行知的许多真知灼见在当今社会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如他在《民主》一文中指出：“民主的意义还是在于发展，因为它的内容还是在发展。”“真正的民主必需包涵：一、 政治民主；二、经济民主；三、文化民主；四、社会民主；五、国际民主。”在《民主教育》中指出：“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在民主的生活中学习民主”和“民主教育应该是整个生活的教育。”他还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中强调“新民主，是人民大众做主，为人民大众服务”和反对形式主义、平均主义的“庸俗的民主”而倡导动员全体的创造力的“创造的民主”。 陶行知关于教育平等、民主教育、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创造的民主以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等的思想可以说已经超越了新民主主义，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内涵，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财富。

   民盟时期的陶行知已经彻底完成了由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转变，已经真正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陶行知的转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更是他本人勇立时代潮头、响应人民诉求的结果，也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 陶行知逝世后中共中央在唁电中称其为“民主战友”，毛泽东和朱德肯定其“为人民教育，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周恩来评价其“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