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同盟于1941年3月在重庆成立，2016年是民盟成立75周年。我身为一个老盟员，应该向盟庆贺，向盟祝福，更感谢盟对我多年来的教育和帮助，特写以下几点回忆。

   我叫储欣，是江苏宜兴人，生于1924年9月，今年已90整。1952年冬在无锡市东林中心小学入盟，屈指也62年了，我一生从教37周年。我这一生，是两头甜、中间苦，而且苦中带有剧酸、剧辣，但由于我在党和盟的教育帮助下，在逆境中，使我坚强、平静而愉快地度过来了。

   1946年我毕业于常州市武进县立师范，一毕业就到宜兴县官林区凌霞小学任教。解放前，一个区只有一所完全小学，所以该校班级多，教师多，是我学习的好机会，使我初出茅庐的一个小姑娘，学到不少东西，开了一点窍。

   1949年家乡解放了，县教育局便调任我到本区湖头小学当校长。当时有些同事和熟悉我的人，都跟我开玩笑，说我是宜兴县第一任的一所完全小学的女校长。我自知资历浅、不称职，但党已交给我这职务，我一定苦干实干，并依靠全校老师群策群力，一定要办好这个学校。

   那时初解放，学校不是关起门来专搞教学，而要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如宣传党的政策，配合各项运动如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等。农忙时，师生都要走出校门，做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要办好冬学、扫盲工作，提高贫下中农的文化程度。确实很忙，难度很大。我只有依靠当地干群和全体教师，自己吃苦在先。一年下来，确实看到一些成绩。特别是冬学搞得热火朝天，我亲自培训群众教师，使他们能上好课。还要聘请好几位专门负责汽油灯的乡民（因为那时没有电灯）。该来学习的贫下中农都来了，井井有条，我心里也感到踏实一点。不久县教育局也知道这情况，曾有个别干部来参观检查一次。后来在一次全县校长会议上，叫我作了一次工作交流发言。到会的一些校长看我年纪轻，又是一个姑娘，特意给我一些表扬与鼓励。这表扬与鼓励使我懂得工作一定要依靠群众加自己苦干，才能做得好。

   时隔不久，县教育局又调我到本区湄贺乡当专职教育辅导员，做好扫盲工作，提高贫下中农的文化程度。我调任这个职务工资就由政府发放了，比小学任教时提高了一倍。当时所有乡干部都是贫下中农，成分好，文化浅，有些文件要我代写代抄甚至代言。要是乡里召开全乡群众大会，一定要我参加。因为那时我年轻，喜欢唱喜欢跳，我一唱一跳，来参加开会的乡民就会多起来，甚至还要我发言。我的本职工作是扫盲，尽量做到两不误，一刻不停，一有时间，先到各村各大队做好扫盲工作的重要性和培养群众教师和其他辅助工作人员和筹集经费等等，开学准备了，我每晚要到一个村看学员到了多少，群众教师的教学情况，有时还要帮助解决一些困难，工作中有苦有乐。那时幸好风气好，一个年轻未婚姑娘，住在乡政府里，夜晚每天在外跑这里跑那里，没有一点歪风邪气干扰我，这也是给我的动力与安稳！

   1951年暑假，常州市区文教干校下达每区一名代表去参加学习培训，区里就决定我参加。得到这样一个机会是不容易的，当然我很珍惜，认真学习。记得结业时，举行一起排名的文娱汇演，那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我县选定一个独幕歌剧，两个人演，一位男教师演中国赴朝志愿军，我演朝鲜老大娘。经过认真排练和配音，结果是全专区约十个县左右的第一名，感到高兴！

    1951年暑假，我男友向领导提出准备在52年春节结婚，领导即派人到我工作地调查我政治面貌，当时我俩都不知道。可那位来调查的同志却在我男友面前泄密了。他告诉我男友说，“我去调查你女友情况，不但在政治上清清白白，而且在工作上，上上下下一片赞扬声。”这是我男友后来信中告诉我的。这里顺便讲一点我老伴的情况。他也是宜兴人，叫杨汉栋，解放前，在上海大厦大学读书。1949年苏锡常都解放了，独有上海还没解放，共产党要解放全中国。那年清明节前后就发动战上海，于是上海所有大学都停课，把学生都放回家。那时我就在他家乡湖头小学工作，他天天到我们学校看报。一天当他看到无锡苏南公学的招生广告，结果他报名考取了。土改结束后便分配在无锡苏南行署财政处工作。1952年苏南苏北两行署合并在南京成立江苏省，苏南苏北两财政处成立财政厅。我老伴医生就在财政厅一个单位。1994年正式办了离休手续，四年零两个月之前他患了肺癌，通过手术治疗，一直很好，今年88岁。我四年十个月之前也患了乳腺癌，直到现在也很好，主要是我俩都有一个好心情。

   1952年春节我们结婚了。当年秋季开学，我由组织照顾夫妻关系，便调至无锡市东林中心小学任教，担任五年级班主任，兼五、六年级十四个班的级部主任，是学校中心组成员，与校长、教导主任接触多。他们两位都是盟员，就动员介绍我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我在宜兴工作时，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个组织，而那时我爱人已到南京财政厅工作，也没有人商量。不过我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总是革命组织，不可能是反动组织，就毫无疑义地参加了。但当时我校的青共团书记一知道就对我说：“储欣，听说您参加民盟了，你成分好，工作又好，况且也参加了工会，已是工人阶级了，应该直接申请入党，为什么参加这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这给我当头一盆冷水。不过我也不是绝对相信，我想这两位领导都比我年高，经历高，难道也会盲目参加这组织，更不会欺骗我上当。我也抱着既然参加了就不后悔。那时我的学校属于无锡市崇安区，区里没有民盟小组，要活动就到市民盟组织。两位老盟员也是老领导一次次地带我到盟市委参加活动，我看到许多盟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发言都很有水平，使我尊敬与佩服，顿感自己幼稚渺小，还不够一个盟员资格呢，从此我对团支书对我的劝告又丢向九霄云外去了。后来又从盟章中看到：中国民主同盟是以文教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这我就更加坚信自己没有参加错。通过多次学习听报告，记得最牢的一句：“民主党派是党的助手，在自己的岗位上要做好本职工作。”我在教学工作岗位上怎样做好本职工作呢，只有认真教好学生。从此我处处以一个盟员来要求自己，认真备课，认真上课，对个别调皮的学生谆谆诱导，由差变好，一些家长也看到自己的孩子进步，也常到学校与我交谈并表示感谢。一次校领导与我商量，要我为全区上一堂五年级语文公开课，我为难了，怕上不好丢脸，深知要向全区上好一堂课不容易。再一想，我是一个盟员，不能畏难，不管教的好坏，大家都是研究。抛开顾虑就答应了。当时选了一篇议论文教材——怎样取得时间。哪知通过这一堂课，使我在语文教学上得到一次大提高，不得不感谢当时本校的语文教研组长。她认真和我一起备课，特别提醒我，在教学中你所有提问，绝不能事先告诉学生答案。学生一站起来答得头头是道，别人一听就是假的。其次如果你提问，叫张三回答，答不上，坐下，再叫李四，李四又答不上，坐下，再叫……这也不是一堂好课，应该在学生答不上你怎样启发诱导，学生想起来了就好。后来她连用几个晚上，她做学生，专门对我的提问做牛头不对马嘴的瞎答，看我怎样启发诱导。有的甚至我也想不到怎样启发，她再教我。通过这样的反复练习，结果这堂课下来，比较成功，使我在语文教学上提高一步。直到今天，我也不忘这位语文教研组长——李珊钰。当然我也辛苦了一阵，但因为我是一个盟员，应该。

   我在该校也待过无锡师范毕业的实习生。他们备课都很认真，把教案都交给我看。我也很认真很诚恳的指导他们，告诉他们怎样上好一堂课，怎样吸引学生能认真听你讲，怎样运用启发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们相互尊重，也结为知友。当他们实习结束时，全校举行欢送大会，因为锡师来我校的实习生很多低中高年级都有，当时决定我班上一个女生致欢送词。欢送词是由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写的，她也是锡师的往届毕业生。欢送词语言流利，感情丰富。当我班上这位女生——李文君，她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没读完，多个实习生都流泪了，舍不得分开。当时拍的师生合照至今我还留着呢，这篇发言稿我也留着带到南京来了。

   1955年秋季开学我就调来南京市秦淮区第一中心小学，并带着民盟的介绍信。我来后知道学校里有两位民革成员，多位民进成员，而没有民盟。校长告诉我区里有民盟小组，组长是中华路小学校长黄慕梅。我便找到她，把组织关系交给她。她告诉我每周一晚上7时过组织生活。从此我按时去参加学习，发现我们这是小教组，共有7人，5女2男，5女中有三个是校长。戴国英是钓鱼台小学校长，高光美是钞库街小学校长，小组长黄慕梅是中华路小学校长，其余连我在内是4名普通小学教师。盟市委有一位专职盟员负责指导我们小组学习，就是今天还健在的莫先慧同志（已近100岁了），每次学习她必到。回顾那时的学习真认真，联系思想，联系实际。一句话，就是要做好党的助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通过一次次的组织生活，我也有所提高，不断提醒自己，怎样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况且我校也有多名民主党派成员，都认真工作不甘落后，不是竞争的竞争。当年我是五年级七班的班主任，市里要举行一次小学生朗诵比赛，那就必须从基层选出代表参加市里的比赛。我想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认真排练，选出我班上长相最有趣的4个男生4个女生，题目是“我们的小队会”的一首诗歌。我替它们分工，哪里分，哪里合，语音的抑扬顿挫，以及姿势、动作等。8个小孩也认真练，都笑嘻嘻地一口流利普通话，结果全校32个班，我班得了第一名，到区里比赛，得了区第一名。由区报到市里，没想到又得了市第一名，为区、为学校获得了荣誉，大家都高兴！后来市少年之家有活动，都来邀请我们去表演（那时少年之家设在玄武湖），还有在三牌楼的3503军工厂举行庆典活动，也来邀请我们去演出一次。当时虽然很苦很忙，但苦中有乐，忙得高兴，不愧我是一个盟员。

   大概时隔一年，区教育局又号召小学生饲养小动物，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和责任心。我校领导又把这任务交给我班，当时我也感到棘手。但又想到民盟对我的教育，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学校领导在操场的一角盖了一所饲养房，买好饲料，由我设想饲养什么小动物。我一想当时高年级数学题中有“鸡兔同笼”这类题，就决定养鸡和兔这两种小动物。我做好学生的动员，教他们一些饲养知识，并为他们排好值班人和时间表，特别是节假日，学生也要来校喂养和打扫，那就排一些平时责任心强的同学。学生们听到这一任务，不是反感而是高兴！饲养开始了，有序地一天天下来，看着小动物一天天地长大，学生也就和它们亲起来。学生们去喂食，有的亲切地叫它们“小淘气”，有的叫“小宝贝”，有的叫“小讨厌”。当时区里有人来了解和检查我们的饲养情况，并有个别学校带着学生来参观学习。今日回顾当初，我做对了。

   后来我又接了一个高年级班，是我自发要搞的，培养学生爱惜物资和他们的工作能力。变废为宝，功在国家，利在自己。收集废品，那是国家物资比较缺乏，废旧品都回收。什么牙膏皮、甲鱼壳、乌龟壳、碎玻璃甚至牛乳瓶上的盖子都回收。我就组织一个废品回收小组，并替他们分好工。废品交来谁收，谁记账，谁去卖，卖到的钱谁收谁来记账，谁去存银行，分工明晰，井井有条。学生也很有兴趣，学校知道后为我们专辟一块放废品的地方，教室里也常放几盆清水，给学生们洗手。结果这个班到毕业时，用卖来的废品钱拍个人照，游玄武湖、莫愁湖公园的门票都是这个钱。这时学生们都看到了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很高兴。我高兴的是培养了他们爱惜物资，工作能力和工作责任心的提高。我虽在班上搞了一些“副业”，但在教学工作上一点不偷懒。过去小升初是要靠考分高低录取重点中学和一般中学，我班从来不落后，还能领先。为什么？因为我后面有个强动力，我是盟员，是民盟教我这么做的。

   1958年，一股暴风骤雨向我袭来，把我打入深渊苦海。57年党开始整风运动，我曾三次参加盟市委召开的座谈会，我一次也没发言。讲实话，小学教师一天到晚忙业务，国家大事知道的很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另外还参加区民盟小组召集一部分盟外人士参加，帮助党整风，我也没发言，以为时间要让盟外教师多讲。那我既不鸣又没放怎么会成右派的呢？只因我57年前曾习惯性流产三次，七个月早产一次。57年下半年又怀孕了，而且知道是双胞胎。当时因我丈夫财政厅设在总统府里，我家就在其隔壁，每天都要跑到大行宫乘公交车到健康路。为了保护双胞胎，我就搬进学校，连我三人住一寝室。那两位都未婚，一位是与我师徒关系，另一个是新调来的校长兼书记带来的亲信。平时我们之间的关系都很好，无所不谈。就在某天，大家醒来聊天，我若无其事的说了一句梦中见闻。想不到58年开学初，小教开始整风反右运动，一棍子把我打死。当时我是六年级毕业班班主任，怀着一对双胞胎，寸步难行。既要抓教学，又要挨批斗，当时也有一些好心的老师私下告诉我，储欣，对你内查外调一点问题都没有，也有团员告诉我：“团里又开过会了，有几个人要发言批斗你，并在团会上练习讲一遍，你做好准备。”也有人告诉我，校长书记叫他们写我的大字报，他们不敢讲没有写，只是不作声。到四月三十日上午，我向书记请产假，5月1日不上班了。书记说既然这样，下午就要开个会，定个性。如果你没有意见，一个会就成功。于是下午大扫除以后，学生放走，在一个教室里贴上几张有关我的大字报，三四个人发言批判我，书记接着下结论：“根据储欣的言行，划为右派，储欣有没有意见？”“没有！”散会。

   人非草木，这个会是给我一针强行催生剂。不料到了半夜，羊水破了，知道要生了，于是我一个人起来，拿了个热水瓶，走到校门口请工友开门。工友看到我这样，也非常同情我，替我出去叫来一辆三轮车，我坐上就直奔妇幼保健院。一进保健院医生护士看到我这样子，即批评我说：“你到这个时候才来，要知道羊水流干了，孩子就难产了，竟然还敢一个人来。”本来我丈夫是约好，五一节休息，早晨来接我回来。这时我心里明白，我既是身体上的痛苦，又是心理上的痛苦。要是说了真话，也许你们马上会敌视我，也许会同情我，干脆不说。结果第二天（五一节）八点钟左右，两兄弟相隔九分钟双双出世了。两护士抱着给我看，并说“祝贺您，一对男宝宝，补你一个。”我哪里喜得起来，知道兄弟俩一出世，我就给他俩背上黑锅。想不到我一出产房，我爱人来了。我一看到他，眼泪再也止不住直流下来，他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了他。他当时31岁，看他很冷静很平稳地对我讲了三句话。第一句，储欣，别难过，我们一直想孩子，这下一生生了两个，应该高兴。第二句，你知道这只茶杯裂缝了，当心地用一样可以用。第三句，我了解你、理解你。我听他这样一说，心里平静多了，因为我觉得对不起他，使他也背上一个包袱，影响他工作。再说两个小孩在我母体里也没有长好，老二不会吃奶，只好放在氧气箱内，不知哪天能出院。至于我的心情还比较平静，因为平时受到盟的教育，懂得不管风刮得多猛，雨下得多大，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和困难，你都要勇敢地去对待，要坚信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到来。坚强，坚强，我决不流泪。产后一个月了，学校工友来通知我，去学校盖章。我去了学校，叫我在结论上盖章。我没看结论上写些什么东西，盖了章就回来了。到快放暑假前夕，工友又来我家通知我去参加全区教师大会，不知为什么，工友说着说着流泪了。

   准时我去参加，实际上这是一个宣判大会，因为我是区里第一个划为右派。产后在家休假，当时对校内、区里有些什么情况，一概不知。到去参加大会，才知我校38位教师中，有三个划为右派，一名坐牢，一名开除还乡，我是留校察看，降薪三级。民盟小组组长黄慕梅也是右派，处分和我一样，其他我所认识的有农工民主党的、有民进的，还有大部分是其他的。当我听完，心里真是一惊，教师中这么多右派，只知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自问自己，我又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有感谢党和民盟对我的教育和帮助，才有我的今天。但是这只有在心里想，不敢在嘴上说，默认默认。

   产假结束去校上班，不给我当班主任了，上几节珠算课，负责小学生的勤工俭学和打扫卫生。我在工作中跟过去一样，坚强肯干，把工友的工作倒痰盂、冲刷厕所都包下来了。每月要写一份思想汇报交领导，每月学校全体老师要对我开一次评审会。评审会上都说我工作是肯做的，以后再……自我上班后，暗地里多位老师都劝慰我，并一个个都为我流泪。可我不流泪，只是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还有一位老师对我说，搞你的那位积极分子，他父亲是地方上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他踏在你的肩膀上。另外以为女教师对我说，这次反右，你们民主党派人士是打击对象。还有一位对我说：“储欣，换了我，受不了这冤屈寻死了。”我回答：我不死，我相信我能改正好。还有一位男教师暗里对我翘起大拇指说：“你不是纸老虎，是一只坚强的真老虎。”后来内部也有几个人暗地里叫我真老虎，直到退休后，电话联系中都叫我真老虎。

   58年7月份，开始降薪了。我56年小教定级是三级教师，月工资63.8元，降三级就是6级，月工资45.1元。我老伴56年前一直是公给制，56年才改薪给制，月工资67.5元，所以没有什么积蓄，可一对双胞胎出世，开支大了。我产假时，只请一个奶妈，月工资26元。我上班了，又请了一个女保姆，带老大，都是包吃包住。我上班是早出晚归，不能为老大喂奶，还须为他订两瓶牛奶，因此经济压力也很大，咬紧牙关，勤俭节约，三年自然灾害，我不买一点黑市补充，抱紧肚子干革命。

   1960年元旦到了，全体教师热烈庆祝新年的大会上，领导宣布我摘帽了，我当然喜出望外，想不到这个庆祝会带给我这么大的喜事，恭喜恭喜。更加使我相信，遇到困难和挫折，要坚强！雨过天晴的时候总会到来！心里想，太阳出来了，以后我要更好地工作！

   我是因请产假，所以是秦淮区第一个被划为右派，两年半以后也是秦淮区第一次被摘帽。心里想，摘帽后是否恢复工资，不好意思问，只是一个月、两个月……还是45.1元，但我担任的工作变了，仍旧担任高年级班主任，并带晓庄师范来的实习生。过去小学都是六年制，区教育局交给我校办两个班五年一贯制的实验班。这就有我和一位一级教师——陶考群。反正我感觉到学校领导和过去一样放心用我，我也高高兴兴认真工作，不让领导失望。（原来搞整风反右和他带来的亲信，运动一结束，校长兼书记调至某街道办事处工作，女的调至外校。）

   1969年，文革后期，干部下放，我老伴在五七干校学习，积极要求下放，并接二连三的来信，叫我向学校领导和工宣队申请下放。我向田如斌书记提出，书记回答我们不下放你，要是你家老杨批了，我们才批。那时，省五七干校在江浦，我抽空前去和老伴商量一下，下放到哪里？宜兴！他领导也接见我一下，对我说：“老杨积极要求下放，态度是好的，可是你家里老的太老，小的太小，一家七口，困难是大的。”当时我父母亲同年都是75岁，三个小孩，一对双胞胎11岁，老三6岁。当时我听了也很感动，但这是历史潮流，也是一次革命。勇于对待。没隔几天，老杨回来了，告诉我，他已批准。为他上台戴大红花的同事眼泪直流，大家多年的老同事都有难舍之情。他回来了，可我学校还没批。他又回五七干校，财政厅再与我学校联系，我也批准了。决定1969年的12月9号出发，隔夜我学校也为我开欢送会，会场里就有老师同情我哭了，可我不哭。只是看到我班上学生欢送我，演了几个节目，心里一酸，有点难过，可我始终不流泪。当时我家住鼓楼东巷一号，同宿舍有五家财政厅同事下放四家。隔夜12月8号公家来车把东西都装好，当时所有省级机关下放同志都集中在白下区第一中学里住宿，哪一家能跟平时一样睡觉，都有亲朋好友来陪着。我校也有一男一女两位老师来陪我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到中山门体育场，到苏南的苏北的，找到车对号入座，喇叭一响，嘟嘟地开走了。宜兴素有人杰地灵、鱼米之乡之称，可省级机关下放干部相对集中，安家至宜兴的“大西北”——元上公社，当时是最贫穷的公社。我家和公安厅一位政治部主任陈济民家下放在一个大队。我家是红旗生产队，全队十多户人家，都是河南逃荒落户在这个小山坡下，全是小草棚，一口湖南话。当时我们去落户，哪有瓦房呢？一个不到30平方米的猪圈茅草屋，勉强放下三张床，一张吃饭桌，当时我11岁的双胞胎老大一到这家门口，两滴眼泪一挂下来。我爸爸说：下放下放，我一直没有感到一点难过，就看到小孩两滴眼泪一流，心里也难过起来了。我心里只是这样想：昨天还在大城市，今天怎么到了这里？适应形势，反正不是我一家，坚强、正确对待！第二天，生产队长分配我饲养生产队里养的猪，老杨在生产队劳动。我从未养过猪，而且也没有猪舍（因为猪舍让给我们住了），只是临时在场上拦挡了一下，所以猪一下子都出跳出来到处乱跑，跑出来吃农民的南瓜藤，会跑进稻田里乱踩庄稼。我真感到为难，但尽力而为，尽到责任。大约两个月后，老杨抽调到大队搞建发电站、粮食加工厂等工作，刚去又调至宜兴县城参加毛宣队。因此我就到大队接替他的工作，比他做的更多，要宣传晚婚，节制生育并新开发一个石矿。我把这些都看作是本职工作，始终牢记盟的教育：要做好党的助手，做好本职工作。大队搞一个发电站加工厂经济上负担也不容易，政府拨款十多万。当时我既管钱又管采购，一切都包下来了。另一个大队也同样在搞，但进展比我大队慢得多。采购别人买不到的，我都能买到。因为我后面有个好帮手，当时我有个侄女婿在宜兴组织部工作，知道我要去买什么，他就到有关部门打招呼：“批给人家，别把人家下放干部拖在这里。”后来人家知道我是下放干部也照顾一点，所以建设进展也快，提前完成了。大队干部及生产队长开会时，我都提前写出收支账单，每生产队一份并参加他们会议。他们都说：“储同志，我们相信你，以后不需要这样。”但我要这样，账目清清楚楚，工作尽力而为，不做一点亏心事、对得起党对得起盟、对得起贫下中农。这时和我们同时下放一个大队的公安厅政治部主任和他妻子公安局干部心里有想法。某一天，他们便直言问我：“老储，我们看你工作又肯干，又能干，在南京工作那么多年，为什么工资那么低？”（因为当时工资都在公社领）当时我脸一热发红了，但不能说谎，我直言告诉了他俩。他俩当时也劝慰了我一下。而当时我说出我是……是多难看、多揪心啊！

   那时公社为下放干部定下一个制度，每星期定时到公社学习一次，由乡长亲自参加组织我们学习。我们通过几次集合学习，原来不认识的同志都认识了。因为大家是同命运，很快就亲如一家人，互相关心，互相走访往来，绝大多数都是党员，有否民主党派成员不知道，我便问，但也不暴露我是盟员，我只是默默地牢记要干好本职工作。72年给我回到教师队伍，把我分到离家十五、六里路的一所三个班的小学任教。当时公社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校长对我说，去协助那位年轻校长搞好工作。当时老杨在宜兴县毛宣队工作，我再离家住校，家里就剩二老三小，真放心不下，但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对双胞胎挑着被窝铺盖及日常用品送我到学校。但令全家高兴的是，我一回到教师岗位，三个小孩都由小农民小社员转为供应户了。本来就为他们担心，这下放心了。我到该校担任三、五年级复式班，工作以来从未教过复式班，慢慢摸索，总之两个年级都要教好。校长工作我也鼎力协助，大队、村干部对这所学校都啧啧称赞。一年后领导照顾我，把我调回本大队的一所白塔中小学，可以早出晚归住家里了，对家里可以有点照顾。又一年后也就是1974年，老杨在毛宣队结束，分配在张渚镇财税所工作。于是我又被调到张渚镇边上一所东下小中高9年一贯制学校，担任小学部教导主任。但不到两个月，校长调出另有任务。一天，区教育主任到我校，召集学校有代表性的十多位老师开座谈会。在会上，指名我担任该校校长。我再三推辞，我不称职。领导说这副担子就要你挑，我说我要甩皇牌了，我在政治上犯过错误。“这不用你说，我们早就知道，既往不咎重在表现！”“领导上作为对我的考验，我没有理由退却，尽我责任一定好好干！”在座有几位初高中老师大声说，储老师别怕，我们支持你！就这样，我在那里连干四年。由于全体老师的支持，年年学校被区里评为先进学校，我个人也和其他先进教师同样得到一份奖品，可先进教师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自己怀疑，可能我是摘帽右派。

   再讲讲我三个儿子，到农村后都懂得甘苦，随乡属乡，节假日都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一放学回来，就出去拾野粪种自留地。在学校学习表现都可以，到了入团年龄，我从不鼓励他写入团申请，知道批不准。可是老大老二不写，团支书叫他们写。两人高高兴兴申请入团，可结果失望批不准。随着我和老杨工作调动在张渚镇上，三兄弟也从溧阳戴埠中学转到张渚中学。重复的伤心事又来了，读高二时，团支书又叫他俩写……结果跟第一次一样。到高三时原来的团支书换了，又叫他们写了申请书。等到的是，他班主任到老杨单位找到老杨说：“你两个儿子这次入团又没通过，因为还有一个女生不同意，使两个小孩失望了，以后再努力吧！”老杨晚上下班回来告诉我：“哪是一个女生不同意，问题都在我们身上。晚上我来为三兄弟开个会说明情况，否则他们要埋怨组织了，但你不要参加。”晚上父子四人在房间开会，老杨说你们几次申请入团没有批准，你们已经尽到努力了。问题在爸爸妈妈身上，爸爸出身不好，伯父是国民党，在台湾有海外关系，妈妈在你们出生前一天划为右派。三个小孩一听脸色都变了，老杨继续教育和安慰他们……而老三小，幼稚地问：“妈妈右派怎么还在当校长？”“妈妈虽不是党员而是盟员，但她坚强、肯干、苦干，领导在试用她。再重复一句，老大老二决不能埋怨组织，各方面继续努力！一对双胞胎高三毕业后当时政策：多子女身边可以留一个，留老大，当初有我老家储侄媳儿在张渚区委工作，帮忙介绍老大到宜兴农药厂当徒工。结果厂领导把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小青年分配为锅炉工。过去抄煤烧锅炉没有自动化，都要靠两只手一铲一铲地挠向锅炉，两只手臂又红又肿，但从来不叫一声苦。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我们家庭社会关系不好。老二又下放到农村当农民了。

   77年恢复高考，两兄弟都忙中抽闲，认真复习：老大除三班制上班外，回来就看书，上班时轮到其他师傅操作时，他在滚热的铁板上就睡着了。厂里人检查，查到哪个睡觉就要罚。有次检查人员来告诉我查到你家老大睡着了，我们不但不罚他，并且都不叫醒他，知道他看书辛苦准备高考。老二在生产队里不能误工，只有下工后晚上看书。乡下蚊子多，穿上长雨靴防蚊咬。一对苦兄弟，天各一方，可同在努力复习。结果老天不负苦心人，高考双双被录取了。不但我自己人高兴，周围邻居都为我们高兴！那年的录取率是23%，真不容易。填志愿，我想在南京出生，在南京长大，填志愿都填南京。老大填南师大，老二填药科大学。结果：双双如意，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当年下放干部的孩子大多数都考取了，互相走访，互相祝贺，大家都觉得孩子的前途比我们更重要！这下放心了。

   那年党对下放干部政策也变了，开始陆续调回原单位工作。78年初，我老杨也调回原单位财政厅工作，这时我心里也踏实了，我也能调回南京了。我每次到县教育局开会，便向领导要求调动，把我档案调去南京排队。负责人告诉我，现在大多数下放干部都不工作，等待调动了，而你现在还在工作，不会给你吃亏。78年元旦我又去开会，有一位办事人员手里拿着材料给我看，并说：“你的调动已在替你办啦！”果真没到放寒假，调令到了，我没马上离校，知道寒假，我才到南京报到，没到区里报到前，我先到原校看望些老同事、老领导。当我一到学校看到他们，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欢迎你回一中心原校，给您房子住，一百个困难都好解决，欢迎你回娘家。实际上我也想回原校，校内还有我下放前的多位老同志，互相了解好相处。次日我便兴冲冲地到区教育局报到，一看负责报到的是以为老熟人，她第一句话：“你终于回来啦，再不来我们准备单线调你了！现分配你到夫子庙小学。”“不去。”“那到小西湖小学。”“也不去。”“为什么？这两所学校现在都比一中心好。”我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既然这样说那就到一中心。翌日一早，我正式到一中心报到。接待我的是从浦口调来的素不认识的周校长。他对我说：“听说你做梦做到一个右派，现在天亮了，梦醒了，好好干！”我说谢谢！

   寒假期间，我便回宜兴搬家，那边同事也热烈欢送我，从此我既离开可我的出生地老家，也离开了下放后的新家，又回到我离开九整年的老家——南京秦淮区第一中心小学。开学不久，这里纠正冤假错案办公室通知我去纠正错案，由学校一位女校长（副）陪我去的。去之前，我下定决心，绝不流一滴泪。当我一到那里，主办人是我原来熟悉的一位青年男教师——陈刚同志。他一见我，亲切地叫我一声，并把原来的座椅搬走重新换了一张，叫我坐下，开口对我说：“储老师，由于过去的极左路线，把你错划为右派，使你多年来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受损失。今天我代表党和政府向你赔礼道歉。”这时我们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简直放声大哭。去之前的决心再也做不到，因为多年来的委屈痛苦一直默默地忍耐着。今天一肚子的苦水全部吐出来。他再三劝我不要哭，看看还有该烧毁的材料没有拿出来。我说，我不要看，一切相信党相信组织。擦干眼泪，跟那位副校长回校了。自己也感觉到轻松了。纠正工作结束了，区委书记李凯同志找我到区里谈话，要我对当时的极左错误路线作一次全区性的发言。我回答：“不。”“为什么?”“我怕。”“怕什么？”“怕秋后算账。”“那你回去写一份发言稿，我在你稿上签字，有事我负责。”看来推不掉了，我便回答写发言稿，书记通知我学校选几位有水平的老师讨论我的发言稿。在讨论会上，老师们当然积极为我提出修正意见，有一位老师说，储老师胆大些不要怕，现在一部电影《蹉跎岁月》不是批判大量知青下放的错误路线吗？我的发言稿经讨论修正后，第一次是在全区教师大会上发言，接着就在全区干部大会上发言，再到各行各业人士大会上发言，每次发言只有我一个人。住在秦淮区的老师告诉我，家里的有线广播也放你的发言。当时来讲，我又忙又怕。忙我不怕，至于怕，也是多余的。因为我的发言稿，没有谈到我当时的情况，只是感谢党和政府今天彻底为我平反。划为右派二十年来我是怎样工作怎样改造，今后我更要怎样怎样。“怕”真谓杞人忧天，我很快就消除了，只有下决心好好工作。

    回到学校，我是接了一个五年级班。某天我在讲台抽屉里发现一条红领巾，我便提起问全班同学，这是谁的？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是鲍建军的，他被某老师开除了。我听了暗暗地想：哪里有少先队员开除条例。经过一系列的教育帮助，孩子改变了，积极向上争取重新入队，条件成熟了，并有班上的一个最优秀的女生，为他清洗原从脖子上摘下的旧红领巾。决定开一个 “鲍建军重新入队”的中队主题会。那天大队辅导员也来参加了，觉得这主题会很有意思，也很新鲜富有教育意义。因此他就联系南京日报记者来采访。于是又重复一遍，记者一面参加一面拍照录像。事后在南京日报上居然登载出来了。学校家长都感到高兴，鲍建军本人更高兴，一直真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为一名好学生，毕业后竟考取了重点中学。那时物资比较紧张，家长送我几棵咸菜，并用糖票买了一点白砂糖来感谢我，我婉言谢绝了。我只是做了一件教师应做的事。这也是盟平时教育我要做好本职工作的结果。那年我班上考取重点中学的学生较多一些。结果周校长对我说：“生姜还是老的辣，储老师请你再教一个毕业班。”我服从分配，结果未到学生毕业我生病住院了，由另一位老师接班了。

   那两年我被区里评为先进教师五好家庭。我自知跟过去不同了，换了一个人了。下决心以后要为党更好地工作，为盟争气争荣誉。

   那位为这里做完纠正冤假错案以后，便到我校来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来了一段时间，便叫我校的副校长吕光老师转告我写入党申请书。我回答：“我不够条件，以后争取。”实际上我想：我已参加民盟，一样学习，听党的话，好好工作。况且当年我已56周岁了，所以也没写入党申请书。1983年12月31日，我和其他三位老师一起退休了，当时我是60虚岁。一生从教37年整，可在这37年中受处分整20周年。在这20年中，也遇到多次揪心而难以启口的事：

   1、当我产后上班不久，这里组织教师参观工厂，当时学校领导没有通知我不能去。结果到了厂门口，领导通知我，你回学校去吧，这里你不能参加。顿时我心里一阵难过，头一昏，都不知道从哪里回来了。

   2、58年我定性后，58、59两年国庆日，都要一早到学校打扫卫生。我深知打扫卫生是假，把我们这类人“关”起来是真，防止有所破坏，这党是做得对的，可我当年家住鼓楼，早晨又没公交车，幸有一位善良老师，暗暗叫我隔夜住在她家（因他家就在学校附近），并在她家吃了早饭到学校，当时我这种人，谁肯收留我住夜，所以她是我的恩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另一方面，我不能不想到我是另一类人，国庆不能和家人一起团聚，一起看游行，心里怎么会不痛不酸呢？另外每年国庆前夕有燕子矶的亲戚住到我家看游行，看到我要住出去问我，为什么要住出去？我怎样回答？难以启口。

   3、60年元旦我已摘帽，63年轮到小教加工资，学校里一致同意我加一级，可到区里不批准。校长回来传达说，全区摘帽右派中只加黄慕梅一个（民盟小组长），我听了心想降了三级已五年，现在要加一级真不容易，就因为我是……眼巴巴看着我的一级加到别的老师身上去了。（因为那是加40%的人不是要加就全部加）

   4、69年12月9日全家下放到宜兴，宜兴县看到首批省级机关干部下去，组织一批庞大的欢迎队伍，其中有一支教师队伍有认识我的几位老师，一看到我热烈鼓掌并齐声呼——欢迎宜兴县第一任女校长归来。我脸上虽露笑容，但心里像几十根针在刺，因为我已不是当年的女校长，现在我是另一类人了。好惭愧好难过啊！

   5、74年我被调到张渚镇东下中学后不久，一位公社小教负责人，因为知道我曾在无锡工作过，便叫我去原校联系听课，我奉命去了，当我一进东林中心小学校门，特别亲切，也是我20多年前参加民盟所在地，再往里走，恰碰上老教导主任。我说明来意，他满口答应，晚上请我和两位原来的老同事一起到饭店晚餐，吃着吃着，他突然问我，南京工资比无锡高，你现在月工资多少啦？我羞答答回答45.1元。他奇怪地啊！怎么还没有在无锡时多啦？他看我脸色不好看，似乎有数了，不再问了。可我心里多难过，多不好意思。

   6、78年我还在下放期间，宜兴县教师40%的人加工资，区里负责教育的指导员找我谈话：“老储吃了苦了，这次加你一级。”我说谢谢。没几天又找我说：“老储，这次加工资呢还是让一让吧，因为已有人来闹，说有问题的人倒加，我们没问题的人倒不加，你们执行什么政策？我们也搞不清，你还是让一让吧。”我说：“好，我已习惯了。”当时我真无所谓。想不到，在加工资的总结会上，左一个表扬右一个表扬，表扬我对这次加工资的正确态度。这哪里是表扬，真像几百根针在刺我，真哭笑不得。大会一结束，我校的一位年轻大学生老师跑到我面前，安慰我说：“储校长别难过，听说你们的问题马上都要解决，恢复原工资了。”直到今天我也没忘记他——周志新老师。果真79年上半年便彻底解决了。

   78年我回原校后，还听到两句话。第一句，我原校的老同事告诉我，他曾碰到第一号揭发批判我的老师，问他，你当时把储欣搞到这个样子，心里是否感到内疚啊？他停一停地回答，当时是当时的情况。第二句话，一天，我在马路上碰到第二号揭发批斗我的人物，也是我当年的徒弟。他对我说：“储老师，这是报纸上的东西，这是报纸上的东西。”连说两遍，当时我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回答他。是怎么回事呢？57年全国开始整风反右时，我们几个空课老师都在办公室批作业，一位图画老师在看报。他看到报纸上一个大标题“共产党是老板，民主党派是小伙计”，他觉得这标题新鲜好玩，于是便一个一个传阅，当时大家都忙于批作业，真是只看到一个大标题。传到我手也只看一个标题又传到下一位老师。就这样，可到揭发批判我时，他凶神恶煞地说：“储欣讲的，共产党是老板，民主党派是小伙计。他是民盟民主党派，她就是攻击党攻击政府！”这句话是多么有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可定性为右派了。我已受苦20年了，今天你来对我讲是表白呢，还是道歉呢？要是当时我反问他，那当初为什么要瞎说，咬我一口说是我讲的呢？我也抱着既往不咎，不怨天尤人的想法，过去的就过去了。

   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现在满屋子都是阳光，温暖极了。我三个儿子，先后大学毕业，入团入党。大儿子大学毕业，一直在市农林局工作曾担任多年处长、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今年到了二线年龄提一提为副巡视员。老二大学毕业后，先在药检所工作了几年，当江苏省成立工商行政管理局时，因同学关系调至工商局工作任处级干部，今年已退至二线。老三大学毕业后，先在江苏省建设银行工作，曾当过分行行长。当江苏省成立国家开发银行时，省建行划过去一批人有他一个，担任办公室主任。四年前调至江西南昌国家开发银行当副行长。三个媳妇：两个大学毕业，一个中专。大媳妇是大学副教授，已退休。儿媳妇是房地产开发公司财务总监，已退休。三媳妇是省肿瘤医院医务工作者，现跟儿子到江西去了。第三代：大孙女南航毕业后去瑞典留学回来，孙女婿上海交大毕业英国留学回来，两人都在南瑞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公司工作。二孙女、女婿一对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留加拿大工作并有一个小重孙。老三家一个小孙子跟二孙女一样在加拿大，大学毕业留加工作。这三代人，一代胜一代，回忆我自己酸甜苦辣，吃尽吃够，还能活到90岁整，而且夫妻双全，婚龄也63年整了。写到这里，不能不感谢民盟对我的教育帮助，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盟员，一生没有忘记自己要做好本职工作，也懂得一点人生怎样生活。当我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时，都能勇敢坚强地对待，坚信不管风刮得多猛，雨下得多大，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到来，我现在就是雨过天晴的时候，阳光无限好的时候了。满足了，满足了！

   再回顾多年来，到盟市委开会、听报告。每逢春节来临都去盟市委参加联欢大会，热热闹闹、开开心心。我也曾参加过盟市委举办的学习班，食宿都在一起，不但受教育，并和其他盟员更亲密更了解了。我也参加过盟市委组织的旅游，到北京参观了天安门、万里长城、毛主席纪念馆和各个名胜古迹，大开眼界、大长知识。我从秦淮盟小组转来下关区小组，更好地接受教育，成员多智力高，有大学教授，有中学校长，其他都是中学老师，就我一个是小学老师，活动内容丰富多彩。也曾组织到淮安瞻仰周总理纪念馆。春节前，这里也主办全区盟友联欢会，开心极了。往事历历，可惜现在年老体弱，多病缠身，不能前往和大家一起欢聚了。但盟组织没有忘记我，盟市委和下关总支，每逢春节前都有负责人来我家慰问，并还带来慰问金。过去小组长蔡玉玲、项佩洪还有一些盟友经常通电话，告诉我一些盟内活动情况。现在新负责人钱益华、魏敏贤都来慰问过，使我感到组织的温暖，心里是热乎乎的。

   从2014年新春慰问信中看到盟市委获得多项荣誉奖，这当然是盟市委全体领导的辛勤工作和努力所取得的。我听到也感到荣耀，感谢你们！并看到全市盟员人数达2146名，成员数扩大，这就说明我们盟组织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在扩大，更说明我1952年入盟，当初团支部书记对我说的话是错的，我做对了。

   我现在家里也有接班人，我大媳妇多年前也光荣入盟，我大孙女两年前也参加了九三学社，在我家里一代传一代，高兴，高兴！

   最后，我再次感谢盟组织对我多年来的教育与帮助，增长知识，扩大眼界，使我在逆境中顽强地度过，否则我哪有现在的幸福与快乐！

   2016年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75周年华诞，我热烈庆贺，热烈鼓掌，万分感谢您对我的教育成长！今天写上一篇不成文的回忆录，向您回报，表示我的感恩之心。今后我继续学习，适当锻炼身体，做一个永远忠诚老实的好盟员！有信心，有决心，永远做您的好盟员！

一个普通盟员  储欣 敬上

201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