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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民主同盟 魅力无穷(王家干)
[发布日期: 2015-11-12 ]  本文已被浏览过

   父亲原本是偏僻乡间的一名私塾先生,在当地有不少出自他门下的学生,读书人有信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因此在民国政府实行保甲制时被大家举为乡长。东洋(日本)人入侵后,地处靖(江)泰(兴)如(皋)交界处的家乡——一个名叫靖江县西来区桐村乡的地方,是各种势力“拉锯”的地区。国共两党、日本兵及后来的汪伪政权都有势力在那活动。新四军东进后在那一带建立了民主政府,那时的民主政府组成人员是“三三制”,即国、共双方加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占三分之一。无党无派的父亲仍任乡长,为此,日伪极端仇视,派兵到我家抓他,父亲早已闻讯躲避起来了,他们就把我祖父及我母亲带走作为人质。祖父有严重的气管疾病,走不快,竟然被强盗们枪杀在村头。母亲被关在汪伪“和平军”的炮楼里好几天,父亲花费不少钱财才得以把她赎回。新四军靖东办事处为此为我祖父开了追悼会,还给我们家发了抗日烈属证。

   我是抗日战争胜利那年8月1日出生的,距离日军宣布投降的日子半月不到。据说在我满月那天全乡的人都来祝贺乡长四十一岁时终于有了男孩子。

不久,国军还乡,新四军北撤。民国政府的先遣人员仍来找我父亲要他继续当那个乡长,忠厚老实的父亲因为乱世从政而被搞得家破人亡,心灰意冷,坚决不肯再干。他说:“我之所以给新出生的儿子取名‘王家干’就是表示我一心一意在家务农,再也不在外面干乡长的意思”。

   那是1946年,我还不曾开始有记忆。随后我们家乡继续被两种势力“拉锯”。逐渐占上风的一方中有一个和我父亲以前发生过矛盾的“乡指导员”,在一次群众集会时突然向我父亲发难,拔出手枪要立即枪毙我父亲(按当时的规定他是有这个权力的),这时有几十个小伙子跳起来一拥而上挡住了那个持枪的人,一齐谴责他说:“王先生有什么问题?你不要公报私仇……”我后来长大懂事后,每每听到这个故事便常常感叹道:“这其实是一次关于我父亲生死的‘民主表决’,与其说是我父亲命不该死,不如讲是真正的民意挽救了我父亲的一条小命!”

   我清晰的记得1949年大军渡江时有一班战士打地铺住在我家的情景,有一个伤员还用纱布包扎着脑袋。他们喜欢唱歌,唱的都是特别明快而又激动人心的歌: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呀呼嗨嗨,一个呀嗨,

呀呼嗨呼嗨,呀呼嗨嗨嗨,

呀呼嗨嗨一个呀嗨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1950年,我开始上小学了,老师用二胡教我们唱《我们是民主青年》,这个歌是1949年新组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歌,开头就非常自豪地用接近口语的声腔宣布:“我们是民主青年”,而刚刚入学的我对于民主的理解,当时只能是望文生义:民主民主,人民当家作主。心里想,既然不管男女老少,无论地位高低,大家都在讴歌它,肯定它,那么它——“民主”这个东西肯定是个好东西!

   这个曾被讴歌过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8年后的1957年改成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过“我们是民主青年”那个旋律在我的头脑里萦绕了好几十年且始终挥之不去……

   回想过去我家原本也就20多亩田,靠勤劳节俭一年四季能吃上饱饭而已。父亲是独子,在外教书、当乡长。因为没有男劳力干繁重农活,所以雇佣了一个伙计。按1950年土改时“雇工就是剥削”的政策,我们家被定成了“富农”。祖父被反动派枪杀的“烈士”头衔虽然再也没人提起,但土改工作队还是给我们家多保留了他的一份田地。并且当地乡政府很快就给我父亲“脱帽”改变成份不按“地富反坏”份子对待。父亲在解放后也一直持有“选民证”享受着中华人民公民的选举权。

   父亲后半生一直在“家干”,竟全部掌握了农作的技术。无论是言教还是身教都让我们子女感动,受他的影响大都刻苦拼搏奋发图强有了做事做人的本领。1961年底我16岁从艺术师范提前毕业转入靖江歌舞团便有了解决吃饭问题的职业。我既正视我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这个事实,也自豪我家为抗日所作的贡献,用一种超然的不卑不亢的态度处世。我“刻苦改造世界观”,终于在19岁时加入了“共青团”,且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在上世纪60年代末还被评上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我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但对于“文革”时代所谓的“大民主”中那些违背政策和犯罪的做法越来越看不惯,1970年,我在“一打三反”中由革命动力变成了革命对象,被“群众专政”关押斗争了70天,这时我终于深刻体会到现代社会如果没有“民主”作保证,人民失去了“自由”就会出现“动乱”乃至“乱动”的可怕恶果……

   1976年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由人民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引出重大事件时,我记得读过一首臧克家先生1950年前写的有关《民主》的诗(大意):

民主是什么?

民主是一面旗帜吗?

高兴的时候把它举在头顶,

不高兴的时候就把它卷了起来……


民主是什么?

民主是一顶破毡帽吗?

高兴的时候戴在头上,

不高兴的时候就摔在地下……

   我当时在六合文工团工作,邻居是1964年和姚文元在《光明日报》上辩论过的江苏省话剧团下放的创作员金为民,在高压下我们俩一起研究“马列”讨论时政,竟然对“民主”的希望更加迫切,坚信“民主”的潜能总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喷发起来!

   1976年10月6日粉碎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后,我由原来的音乐开始转向文学创作,很快就写了《钳口术可以休矣》等杂文,参与了当时对“文化专制主义”的讨伐。改革开放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恢复了活动,我又提出“信仰没有城乡差别”冲破所谓“民主党在郊县不发展“的旧规定,加入到中国民主同盟的大家庭里,且成为了南京民盟六合小组的负责人。接着我又给当时的中共六合县委书记写信:为了更好地接受同级党委领导,要求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六合县支部。民盟六合县支部是当时全南京市郊县最先成立的民主党派支部,后来,我作为主持工作的副主委又根据政策向上反映盟组织人员年龄老化,要求废除“成立支部不给发展盟员”的不人道的“规定”。在上下的合力中,终于打开了民盟六合支部发展新盟员的大门。我还多次领受上级指示只身前往六合高级中学,不但给盟组织已经物色好的发展对象不断鼓励,而且找所在单位中共领导人宣传启发他们“我们都是为了统战工作而在作各自的贡献,大目标是一致的,其结果应该是双赢的”。在民盟南京市委驻会主持工作的副主委多次关心下,我们六合支部不但如愿以偿吸收发展了很多优秀的新同志,而且很快又催生了民盟六合高级中学支部的成立……

   2009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民主同盟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联合搞了一次文艺演出,由盟省委和盟市委的工作人员集体朗诵,题目未定,任务交给了我,我虽然已经退休4年,但被一家报刊聘用在主编副刊,且还业余兼职当了英特网上两个版的版主。所以很快就写出了《我们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朗诵诗,展示了中国民主同盟60年间成长壮大的业绩。在选择开头配音乐曲时,有人说用《歌唱祖国》,我说历史的真实是1950年9月周恩来总理才组织作家、作曲家创作《歌唱祖国》,哪能在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毛主席用词)南京时有《歌唱祖国》的出现?历史的真实是:解放军唱的是那首久唱不衰、永远给人想象和希望、魅力无穷的《解放区的天》!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退休10年来,我竟比在职时更加忙碌(在职时既不能少干,也不能多干,武大郎开店式的领导巴不得让我早一点回“家干”呢)!除每周给六合老年大学和广益小学特色班教授二胡课以外,我主要是专注于对六合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宣传。我不断创作器乐及文学艺术新作品,不断被六合区文化馆、南京市群艺馆、江苏省文化馆选中获奖,且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的《被遗忘的名篇》征文中荣获二等奖(一等奖空缺)。散文《打拍子》在刘诗昆高品位全国征文获万元大奖。除向报刊杂志投稿外,还积极在英特网上向《西祠胡同》的《南京民乐天地》、《江北在线》等各种版面发 “以正视听”、宣传“正能量”和揭露环境污染的文字、图片、音响、视频……2013年,我荣获《六合人家》十大网友的称号,新近又在《六合人家》十周年喜庆活动中被授予“十佳网友”。

   自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我连续四次被南京作家协会选举出席江苏作家代表大会。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过三本散文和诗歌专集。还曾带领12名六合民歌手赴央视音乐台做江苏民歌专题节目在央视的各种频道上播出;今年清明节时,我创作的诗朗诵《清明又来雨花台》又被江苏公共电视台拍成专题节目播出;应南京市音乐家协会之请,我完成了为经典民歌《茉莉花》收集加工整理者写的《何仿传》的写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参与了央视六套大型文献电影片《抗战中的中国文艺》的制作,讲述当年新四军淮南大众剧团在反扫荡宣传中到六合金牛山的故事;还应江苏电视总台《江南文脉》摄制组的邀请讲述江南民歌《茉莉花》收集加工整理的前后经过及特点;国庆前,又协助新华社在六合金牛湖旁的《茉莉花史料陈列馆》拍摄电视专题片《茉莉花》香飘四方(已经播出)。

   江北新区成立后,《都市文化报》新推出的《新江北》已经聘请我主编文艺副刊,六合文化局也准备请我这位古稀老人再次出山主编《文华六合》。

   我之所以能成功地做出以上的一点成绩,固然是性格使然,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胸中始终有一个信念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民主同盟魅力无穷!

六合综合  王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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