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参加由中共南京市鼓楼区委统战部组织召开的关于《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的座谈会，并在这样的场合下作简短的发言，对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我持十二分的郑重态度以对。我把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看作是：对我的历史记忆的再一次提醒、对我的思想意识的再一次洗礼、对我的民族自尊的再一次唤醒、对我的现实责任的再一次督促。

    是的，勿忘历史，除了勿忘能够引发我们的民族自尊的那些历史上熠熠而生辉的环节之外，更为重要的则应该是勿忘表现我们的民族耻辱的那一类蒙尘而灰暗的历史事件——因为只有“知耻”方能够“后勇”。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针对《马关条约》的签订这一表现中华民族耻辱的历史事件而作基于其120周年的座谈，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用“座谈”的方式而“追思”中华民族的这一段耻辱的历史，其直接的功能是借“座谈”、借“追思”而期望达成“勿忘历史耻辱”的意识状态，但其核心的目标则应该是唤醒我们的民族自尊、激发我们的民族斗志、激励我们的民族自强。

    如果从表面上看起来，《马关条约》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1895年4月17日）、在特定的历史地域（日本的马关）、由特定的历史人物（中方李鸿章和李经方、日方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代表特定的政府（中国清朝政府、日本民治政府）、用特定的签约工具（笔）而签在纸上的文本，但如果从本质的层面上论起来，《马关条约》实际上是日本强盗政府用坚船利炮、用铁血钢刀刻在华夏儿女心头的耻辱与悲痛。不是吗？台湾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等，哪里是根据条约的“割让”哟，简直就是凭借强势的“生抢”；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条约中的两亿两外带追加的三千万两），哪里是按照条约的“赔偿”哟，简直就是凭借武力的“豪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商埠，哪里是履行条约的“开放”哟，简直就是依仗炮火的“轰开”；领事馆的设立、工厂机器输入、最惠国的待遇等，哪里是条约之下的“允许”哟，简直就是以弱应强的“被迫”；即令是对朝鲜的宗主国待遇的丧失，其实也是由这强势与强盗的条约所带给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耻辱。

    回顾历史而追思并理性剖析这一段民族耻辱，我们应该能够清醒的意识到：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这一段无法磨灭的耻辱，其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日本民治政府的强盗行径，但若从我们的民族内部寻找缘由，晚清政府的官员腐败和政府无能等则难辞其咎。联系当下习近平领导团队所实行的强力反腐举措，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点赞；联系中国政府当下所实行的智慧的“大国外交”政策，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叫好。至于与《马关条约》等有着某种瓜葛的、至今仍然横亘于中、日之间的“钓岛争端”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对日方右翼势力的不怀好意有所警觉并提高警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相信这一代中国领导人的执政智慧与执政能力。

    我今天参会与发言的身份是民主党派基层负责人，但我同时还具有“普通公民”和“教育工作者”的两种身份。作为“普通公民”我想说的是这样一件“小事情”：《马关条约》是中日甲午海战的直接后果（这已经被学界所认同），日方在挑起甲午海战之前其军方所持的是谨慎态度（日方总兵力只占中方一半，其55艘战舰、6.1万吨排水量仅与北洋水师相当，而中方另外还有广东、福建等两支水师），但北洋水师普通官兵的某种表现（炮筒上晾晒衣裤，官兵上岸抽烟、嫖娼）却坚定了日本军方开战的信心。这件“小事情”说明：影响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固然主要是取决于“肉食者”于国策制定、国事运作中的表现，但“布衣小人物们”在“小事情”中的表现有时也会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而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想说的则是这样一句话：由于我们民族的未来需要寄托在年轻一代人的身上，所以我要借履行教育工作者职责之机会，把对《马关条约》、以及对与《马关条约》相类似的历史事件的理解与认识渗透到我们的教育工作当中去，并以此教育我们的后代：勿忘历史，振兴中华。                                 

民盟鼓楼一总支主委  朱建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