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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历史的真相
[发布日期: 2014-01-16 ]  本文已被浏览过

    高一开设历史选修课,课题自拟,思索再三,定题为《追寻历史的真相》,原因有三:
    其一,有感于历史往往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被不断地“打折”,对当代人来说,其不可知的部分浩如烟海。而可知的历史,完全是历史事实吗?正如一个人不可能记住他经历的所有事情,历史也不是把所有的真相原封不动地记载下来。历史事实的构成会经过主观的选择,正如克罗奇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客观叙述或许为真,但也可能是片面的,是局部真相。最有发言权的,是历史的亲历者、当事人,但往往他们等不到书写历史的那一天。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真相永不可知。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去探寻“真正的”历史吗?若有必要,如何探寻?
    读过一位历史学博士,曾任职于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的研究员,大校军衔,国内极有影响的军事史专家黄朴民先生写的一本书《追寻历史的真相》,书中既有当事人的夫子自道,属于私人化的记忆叙论;也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环境的改善而得以解密的档案和史料;还有有力的史料钩沉、事件和人物的重新评论,以及合乎逻辑的推理,都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和意义。书中没有夸大其词的铺张,只是把真相默默地摆在那里,把那些原本为尊者讳为胜者讳因而被遗忘、疏漏、润色或掩盖的鲜活而不容置疑的细节揭示出来,置于聚光灯下,让大家感受到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真相及其延伸出来的思想意义。
    我以为,追寻历史的真相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过去的人、事虽已消逝,但是他们仍作用于生机勃勃、延续至今的社会生活。
    在《老师的谎言》中,洛温告诉人们,不必担心真相会引起混乱;最危险的,是对真理与良知的麻木,以及对思考惰性的习惯。“我们需要培养所有阶级、所有种族背景以及不同性别的美国人都能掌握历史的力量——即用自己关于过去的理解去激励和证明自己当前的行动。这样,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人都将从历史中获得严肃的教益。历史不再只是令人厌倦的‘僵尸’”
    由此,我理想中的历史教育首先是告诉学生真实的历史,不掩饰,不歪曲,不抹黑;其次,允许学生对历史做出有个性的评价。
    其二,看过一篇文章《美国是如何进行历史教育的》,里面谈到一位在美国大学教授历史的中国人和女儿的对话。当时父女住在波士顿,有一天说起城市的历史典故,尤其是发生于1770年3月英国军队开枪打死几名抗议平民的“波士顿惨案”,保罗•李维尔据此画的著名版画,上小学的女儿说:我们的老师说那是夸张的,那幅画是当年波士顿爱国者的宣传。而父亲接受的中国历史教育中,“波士顿惨案”是英国殖民者的暴行,李维尔是英雄,是1775年4月18日深夜骑马去列克星敦向那里的民兵报告英军即将到来的传奇人物,那幅画表现了英国军队的残暴和北美人民大无畏的气概。女儿的话让父亲感到很吃惊——美国的历史教师怎么不站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引导学生,用曾经熟悉的语言来说是“激发”对民族仇敌的恨和对自己国家的爱,而是对这种“爱国主义”泼冷水?
    后来父亲用心了解了一下,历史真相还真是如此。当时一小队英国士兵,在占绝对多数的群情汹涌的波士顿居民的逼迫和雪球攻击下惊慌失措,一位士兵于慌乱中首先开了枪,共打死五个平民。整个事件可以说完全不是军队对平民的一场有准备的镇压,而是双方在局面失控下的冲突。事件发生后,英国军队把涉案士兵送上法庭。波士顿著名律师,也是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约翰•亚当斯出面为那些英国士兵辩护,认为他们无罪。亚当斯后来始终认为那次辩护是自己最值得骄傲的历史,它不是为敌人而是为真相和正义辩护。至于保罗•李维尔的那幅画,一方面进一步激起了波士顿人民的反英情绪,有利于独立运动,但另一方面把英国士兵描绘成行刑队而波士顿居民是无辜的被害者,歪曲了历史真相,是典型的政治宣传。
    由此发现,美国历史教育不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前提(爱国主义)下推波助澜,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一方的正确,而对历史的某个方面故意夸大或忽视和掩盖,更不是为了达到宣传的效果而不择手段,而是对真相的了解和对事件性质的多重分析。 “波士顿惨案”这个案例,实际上是用一个细节回答了“什么是历史”这个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回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即“通过不懈的追问获得的知识”。这样一个追寻知识的过程本质上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在原则上它要求通过不断的探寻、论辩和发掘达到对过去的了解,而不是为了达到某一个结论或证明某一个理论。
    其三,二战时期的集中营大屠杀,永远是一个很有痛感的话题和文学题材,哪怕你读了一堆从历史、文化、心理、政治、经济上的分析,常常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如此残忍的将一群人赶入集中营,就为了最终将他们处决。最近看的法国女作家塔季雅娜•德•罗斯奈所著的《萨拉的钥匙》是部特别的作品,它涉及的题材是大屠杀,但是却又取材相对生僻的法国“冬季赛车场”事件;与此类题材常见的抨击纳粹相比,更多的是对当时为虎作伥的法国政府和警察的反思和控诉;依然以个体命运铺开故事,但是却将个体命运延展时空到现代社会;叙事上,悲剧历史和当代历史的交织叙事,最终汇集成一条线索,一种从过去,到现在,还将到未来的历史感油然而生。
    关于“冬季赛车场”事件,本身在法国长期以来就是个禁忌问题,是个群体习惯性淡忘的历史,虽然最终,法国政府从巴拉克上台后正视了那段历史,但是,知情者依然不多,在中国,相关中文史料介绍更是寥寥,这段历史大致史实是,1942年7月,巴黎警察奉纳粹之命前去拘捕犹太人,虽然纳粹并未要求拘捕儿童,但是为了表现积极,法国警察同时将数千儿童随着父母一并抓获,并分批被送往集中营屠杀,幸存者寥寥无几。
    其实这部作品揭发的岂只是一段令人心酸恐慌的历史事件;当真相逐渐现形,后代人所必须面对的是排山倒海的道德情感之冲击。而这把钥匙,寓意追寻历史的真相,打开了太多心锁,用正视告别了太多纠结的过去,也让未来的人们可以更坦然的前行。如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握自己的钥匙,去打开埋藏在内心的某把锁,给记忆中的人,现实中的人,也给自己一份答案,一份释然。
    由此联想,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伟大的民族对历史真相的正视与反思,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德国人在经历了很短的感情反复之后,就对本民族应该承担的责任有了比较客观和清醒的认识。联邦德国的历任总统和总理奥多尔•豪斯、阿登纳、赫尔佐克、约翰内斯、科尔、谢尔等人都在不同的场合代表德国人民进行了反思、道歉和忏悔。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宿敌”法国真诚道歉,因此赢得了法国的宽容,为法德和解奠定了基础,也为欧洲和平做出了贡献。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他面对的是600万犹太人的亡灵,他是“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了”。1995年,科尔总理继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而对比之下,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了靖国神社。而日本首相上一次参拜是在2006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特地选择在8月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参拜。不同民族对历史真相的正视与反思,其高尚与劣根性昭然若揭,有人评论说:跪着的日尔曼人也比站着的日本人高!
    历史还在一页页地往后翻,还存在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人类的恶行如果不去面对,那便会成为永久的屈辱。只有在心上烙印下曾经的错误与罪行,才能永不再犯!

 

南航附中 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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