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学校响应号召为贫困地区募捐，一番动员之后，数位平常安守本分的教师因不知情或不愿意而未缴纳，被列上“黑名单”，领导出面一一做工作，最后全部缴齐，学校任务完成。联想到几年前，可以用“井喷”这个词来形容汶川大地震激发出的公众捐赠热潮，相信我们很多人是含着眼泪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仅仅一年之后，价值767.12亿元的捐赠款物去向却“迷糊”了公众。80％左右的地震捐资进入了政府财政专户，作为政府的“额外税收”。六成以上的捐赠人不知捐款去向。这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政府组织（NGO）研究所所长、救灾捐赠机制课题负责人邓国胜披露的一组调研数据。数字一出，便引爆了一颗“舆论炸弹”，民政部、学者以及网民之间拉开了一场“口水仗”。许多网友提出质疑：“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捐款，就是不知道捐给了谁，真正需要的人往往没有得到多少”更有网民直言：“地方官员近些年公信力那么低，把地震捐款交给他们我们不放心！”

    由此又联想到发酵了几年的郭美美事件，更加引发我们对信任危机深层次的思考。信任危机是近几年来频繁出现的一个新词，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表示社会人际关系产生了大量虚伪和不诚实，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严重危机的用语，指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因此不敢委以对方以重任的现象。

    现今社会，我们几乎对所有事情都持怀疑态度：专家辟谣基本等同于证实消息、老人当街跌倒无人敢上前搀扶、事故调查背后仿佛总有不能说的秘密、一个企业失信便使整个乳制品行业声誉受损、一个郭美美事件就能够重创慈善事业百年积累的信誉、个别官员的不当言行会降低群众对整个组织的信任……

    建立信任不容易，遭到怀疑之后重建信任就更难了。以“郭美美事件”为例，有人说该事件就像是一部悬疑电视剧，精彩情节不断涌现，众多谜团仍然待解。被卷入漩涡的中国红十字会百口莫辩，越是撇清越是引发公众的质疑。其实恢复红会的公信力的核心，谁都知道，并非郭美美事件。郭美美事件是红会问题暴露的起头，就其事件本身而言，也是红会问题的一部分而已。红会要恢复公信力，不是调查清楚一件郭美美事件，而是让红会本身以及红会的一切工作、一切事务成为一个清清楚楚的存在。还是一位著名微博网友说得更明白：“最快最有效的就是聘请一家备受信赖的国际审计机构，在第三方监督下查清每笔捐款使用去向，然后公布。你不是说没贪污吗？你不是说没黑幕吗？你不是说没腐败吗？你不是说要重塑公信力吗？那除了对捐款进行审计之外，没有别的路，别的路都是邪路。”说得再明白一点，那就是红会只能通过实现完全细致的财务公开，不光是过去的现在的要公开，将来的也要公开——也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财务公开机制，公信力自然会恢复。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社监委的存在才有意义。在红会财务公开透明的机制没有建立之前，社监委的存在究竟是监督岗还是遮羞布本身就说不清楚，那么在调查郭美美事件上，意见一致像是唱双簧，意见不一致又像是唱红白脸。这就是那些不同意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的委员们的真正顾虑所在。长此以往，不但红会永远说不清楚，社监委自己也会越来越说不清楚。在这些方面，境外一些经验值得借鉴。比如在美国，有很多民间志愿者组织的联合会来进行救灾工作。在台湾则通过设立基金的方式来运作。如台湾“9•21大地震”后的一个月内，即成立了“9•21震灾重建基金会”，官方赈灾专户中的捐款悉数进入该基金会，以民间捐赠的名义，公开、透明地进行项目运作，或自行执行，或与官方、NGO组织合作。

    重建社会信任是中国下一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与很多任务一样，社会信任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社会信任不是公共品，而是任何开放社会都能自发形成的一种秩序，国家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货币本位”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动摇了许多人的道德底线，扭曲了正常的价值体系，破坏了国家与社会、市场利益各方以及社会成员间信任的基础。但事实上，健全社会的信任制度和可持续货币体系应该是相辅相成。只有实现了社会信任的“社会化”，让货币和权力服从社会要求，社会自身才能摆脱信任危机。

南航附中 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