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站在合唱队或乐队前面挥舞着手臂的那个人，国人原先对他的称呼是——“打拍子”。

    上世纪中期，群众歌咏活动比较频繁，遇有大型集会，单位之间常互相拉歌，看哪个单位唱得好，比谁会唱的歌多。当时只要稍一冷场，对方就会齐声高喊：        

“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苦！”
“五四三二一，我们等得急！”

    可别小看这种文娱活动，一个单位合唱水平的高低常常影响到它在当地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声誉。

    未雨绸缪，大家普遍重视歌咏活动的开展，一旦歌曲练习好了，就开始物色“打拍子”的人了，先在本单位挑选，看谁“打拍子”姿态得体、刚劲有力。至于“打拍子”的那个人识谱与否、临场应变能力如何反倒是其次的。“矮子当中选将军”找出来当众来试打，如果实在没有，便花钱外请“雇佣军”来客串。

    我的一个朋友当篮球裁判时动作很潇洒，他虽然不懂音乐知识，但“打拍子”却很有感染力，常充任这样的“指挥”去参加合唱比赛。有一次评委中有江苏省歌舞团的著名指挥马熙林，看了他打的拍子后说：“这个指挥不识谱”。

    只要有歌咏比赛，那“打拍子”的便一个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中规中矩，像模像样。有的则好像在打拳、在做操、在跳舞，还有的则像“兰州拉面”人那样，他们在歌声和乐声中被动的重复着手臂的机械运动，俨然像大家共同操纵的一具提线木偶。

    早先在民间乐队里，“打拍子”这个行当是由“打竹板”的人兼任的。在戏曲乐队里则是左手持檀板右手打单皮鼓的“打鼓佬”。他们当中不乏有指挥水平的优秀人才，但也有的则是什么乐器都不会的平庸之辈。因其平庸就带你弄个板子敲敲吧。

    我出生在“江南丝竹”音乐非常流行的江苏靖江农村，受民间音乐的熏陶从小就非常喜欢拉胡琴，14岁时被招入艺术师范，因反应较快而早早地坐上了主胡（首席）的位置。指挥我们排练的是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的音乐学士，他是著名音乐教育家陈洪门下的高材生，我们演出的节目从排练到演出，一概由这个老师指挥，他的风格是准确稳健，像他做人一样老成持重。从学校到歌舞团，除不计其数的歌舞节目外，我们已经上演过好几个歌剧，台上演戏，伴奏的乐队就摆在舞台下面，紧靠观众，为了不影响观众的视线，他就坐在凳子上“打拍子”。那时的农村观众还没见过这样的“打拍子”，记得在我家乡公社会堂演出时，一个曾经去过上海的农村医生曾愤愤不平的对我母亲说：“在家都没排练好就出来演出，还弄个打拍子的在那七舞八舞！”

    我的善良的母亲感到很没面子，把他的不满转告了我。偏僻的乡间那时能有人去上海就像现在出国考察一样受人注目。母亲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我理所当然的把那个意见驳回去了。一边是她尊敬的见过世面的医生，一边是她信任的儿子，没离开过乡土的母亲不知道哪个说得更对。当时她那无助的眼神至今还一直深深的镶嵌在我的记忆里。

    不久，我们大家拥戴的那个指挥调走了，演歌剧时又非得有人在台下“打拍子”不可，于是这个重任就落到了剧团的行政领导人肩上。他们不太识谱，对剧情也不很熟悉，好在我这个“首席”对每一个音符都清清楚楚。可以及时提醒“打拍子”的那个领导：“开始了”、“慢一点”、“再反复一遍”……有时音乐已完，他还在那挥舞着指挥棒“打拍子”，我只好赶忙轻声提醒：“团长，已经结束了！”

    再后来，团长发现自己虽然挂着“乐队指挥”的大名，但“打拍子”时很不得心应手，再加之他又不会作曲、配器、写总谱，便撒手全部交给我负责了，拉胡琴出身的我从此也开始了“打拍子”的生涯……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拉首席胡琴，常在乐曲开始后丢下指挥棒拿起乐器来。有时则完全用点头、摆动琴竿来“打拍子”，指挥协调乐队和演唱之间的关系。那种“立竿见影”“力挽狂澜”的感觉俨然像一个三军司令……

    退休后，我参加了南京一个大型的非职业民族乐团，抱一把胡琴坐在乐队中，见识了许多指挥家的风采神韵。其中有上海的顾冠仁、深圳的王家阳、江苏的王爱康、苏州的蔡胜德，还有从美国回来的马国富……他们各有特色，但统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拍子”了！

    我“打拍子”指挥过别人，也被别人“打拍子”指挥过，并且见识过“智障儿”在交响乐队轰鸣声中条件反射似的“指挥舞”，电视屏幕上时不时也有各种指挥的背影，在饱览了各种“打拍子”的形象后，我终于悟出了这样的一些道理：

    指挥固然是在“打拍子”，但“打拍子”的不一定就是指挥。

    会“打拍子”的人很多很多，会指挥的人却很少很少，优秀的指挥更属凤毛麟角。

    “瞎指挥”和“乱弹琴”都是不可取的两个极端。指挥必须胸中有谱，准确无误是他最基本的底线。指挥可以即兴发挥，必要的作秀也无可厚非，但过于分散观众对演出作品的注意力，就像一场球赛，如果让指挥比赛的教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那就是所有球员的不幸，整个球赛的悲哀……

    舞台上是这样，舞台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六合综合  王家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