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是个禁欲主义者。他把自己默守成一棵仙人球，肉身苦涩，紧紧收拢；满身长刺，攻击人生。引用弗洛伊德创作论来说，“力比多苦闷”是文艺创作的原驱动力。

    鲁迅的苦闷，粗略地说是源自社会苦闷与个人苦闷。我在揣想，如果没有朱安与那桩增添无限苦恼的旧式婚姻，如果许广平早20年在鲁迅生涯中出场，鲁迅的人生底色是不是要温暖许多，他的“刀笔吏”生涯会不会少去许多桀骜？

 
（一）鲁迅与朱安

　　1906年，鲁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亲催归完婚的电报。鲁迅回说，让姑娘另嫁他人为好。母亲电报的内容改为：母病速归。孝子鲁迅匆匆回国，等待他的当然是一场婚礼。这位生性开朗、喜读小说的母亲鲁瑞，一生与鲁迅情感极好，唯独在儿子婚姻这件事上，做了她应该做又万不该做的强迫。

　　光绪三十三年农历六月初六（1906年7月26日）， 桀骜不驯的青年鲁迅，被装了一条假辫子，头戴礼帽，身着礼袍，一套新郎行头，木然迎亲。新娘朱安的脚怯生生从轿帘中伸出来，中等大小，半天悬空，急欲着地。而绣花鞋终于不慎掉地，鞋头塞有一大团棉花。她旧式女人的小脚露馅了。

　　揭开盖头，鲁迅看到一张狭长的脸，脸色萎黄，颧骨凸出，前额高而近秃，发育未足，似有病容。当夜，鲁迅坐了一宿，彻夜未眠。此后几天皆在母亲房中看书、入睡。4天后，鲁迅便借口“不能荒废学业”，与二弟周作人启程回日本，一走3年。传统婚制把他请进了婚姻的城堡，但他把朱安当成“母亲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我自当好好供养。但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从此，两人分别陷身婚姻的坟墓，一人在里头，一人在外头，只有荒原与冷雨，两人都吞噬了无尽的苦涩。

　　1909年8月，鲁迅回国。1910年7月，回绍兴，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虽身在绍兴，鲁迅却以公务缠身为由，回家次数寥寥，实则有意回避朱安。彼时鲁迅刚刚30，当为一个男人的猛虎之年。但他心境寂寥，形容枯槁，时时“囚发蓝衫”，抽烟买醉，貌若其《酒楼上》伶仃溺饮的回乡青年，陷于苦闷的人生、灰暗的命运。他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仆荒落殆尽……又翻类书，荟集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自嘲中道出肺腑之言。话中可见逃避婚姻的禁欲者鲁迅对待女人的态度——女人如醇酒，可解万古愁，欲求之，却禁之。他如同一个苦行僧，承担着存在与禁欲的绝望，而把“力比多”转移到整理故纸堆，郁郁心事，寄托青灯黄卷，后编成《古小说钩沉》。而朱安在周家年复一年独守空房，无望地等待又等待，身体与青春一起枯萎埋没，一直到心如枯灯，命若苦瓜。

　　1912年，鲁迅受蔡元培之邀，到北平教育部任职。前几年，他住在“S”会馆的“补树书屋”里，据《呐喊自序》说，“那里吊死过一个女人……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可见际遇寂寥。鲁迅在漫长的沉寂中潜入历史，抄古碑，拓片……他的枕下，一度藏有一把匕首，寻思“去自己死掉……”到

　　1919年11月，鲁迅用卖掉绍兴老家的钱，购置了北京八道湾的一座三进式四合院。作为周家长子，鲁迅有大家庭理想。他把母亲与朱安接到北京，安排在中院。二弟周作人一家、三弟周建人一家，分住在大且宜于儿童游戏的后院。这时，鲁迅与朱安徒有其名的婚姻已经维持了13年。鲁迅年近40，朱安年已43，蹉跎难以言表。

　　鲁迅继续坚决地抵制着朱安。朱安铺好被褥等待鲁迅，鲁迅发脾气要把床拆掉，最后以分居收场。据郁达夫说，此时正当壮年的鲁迅为压抑性欲，特意穿单裤睡硬板床。鲁迅自己也有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果不得已过单身生活，不合常态，生理变化不免导致心理变化，变得偏执，变得世事无味，人物可憎。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反目割席，愤而出走，搬到砖塔胡同。搬家之前，鲁迅问了朱安的去向——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朱安黯然回答：“八道湾我不能住，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这些事我可以做……”言语十分自卑凄苦。

　　1924年5月，鲁迅借债重新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即“我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之居所。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日常见面，形同陌路，日日无话。饭间对话，也无非问菜味咸淡如何，答应者或点头，或曰“是”与“不是”。朱安为鲁迅做了棉裤，鲁迅弃之不穿，后来周母叫孙伏园劝说，他依然不穿——鲁迅之禁欲，居然禁欲到一条胯下之棉裤！母亲问他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摇摇头回答：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自作聪明。鲁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点心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点心不但绍兴没有，全中国也没有，她怎能吃到？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曾一度与朱安同住的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朱安激动又失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又打了一个比方：“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又说：“看来我这辈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周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这时，朱安真如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鲁迅有了海婴后，朱安面露喜色，为自己“无后之错”略微感到解脱。还想着，自己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

　　1944年，唐弢等人为保存鲁迅遗物，劝阻出售鲁迅藏书，到北平逗留。由鲁迅学生宋紫佩陪同，去拜访朱安。此时的朱安，已是白发苍苍，敝衣霜容，生活贫苦。朱安禁不住冲着来人说：“你们总是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这是她唯一也是最后的一声呐喊，犹如杜鹃滴滴啼血。她曾经是鲁迅的礼物，最后，她成为鲁迅的遗物，而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个妻子。呜呼悲哉！虽两人都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但朱安无疑承受了加倍的冷遇与痛苦。其一种冷遇与痛苦，直接来自鲁迅。鲁迅虽曾说自己也是“陪着作一世的牺牲”，但他后来有许广平与周海婴；而朱安做了一辈子无怨无尤的家仆，坐了一辈子无夫无子的冷宫。终其一生，鲁迅对她敬重有余而形同陌路。在一生受囿于旧婚姻囹圄的女性中，朱安是妻性最不解放、境遇最悲苦的一个。

（未完待续）

文博支部  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