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报告文学《太阳如何升起》片段）
社文支部 周伟 版权所有 请勿转载 2008年初中国南方一场大雪，光在广州火车站就滞留了几十万返乡务工人员。广场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上个厕所得排六小时的队。110电话几乎被打爆，都是人丛中请求帮助的。不时有人被担架抬出来，有些身强力壮的干脆扔掉年货，赤手空拳突出重围。还没出发，回家过年的快乐已折腾完了。
“春运”是个新名词，它出现在大批农民外出务工之后。城市居民现已形成条件反射，听到春运就躲得远远的，下意识里那已是农民工的专属。2008年雪灾期间，各地采取措施安排外来务工人员就地过年，可愿意接受这番好意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还是顶风冒雪守候回家的火车。
可能有很多人对着电视屏幕问了相同的问题：“他们干嘛非得现在回家？”
他们为挣钱离开家园，一年半载，千里万里。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一年之中只有一次机会重温家的感觉，错过那趟火车就意味着再等一年！
在关于那几天广州火车站的报道中，有一段文字特别令人揪心。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朝母亲喊叫：“我要回家！我说我不来，你偏要叫我来，我要回家！”
小小年纪遭这么大的罪，确实令人于心不忍。然而仔细一想，这孩子实在算是幸运的，至少他还能向妈妈耍小脾气，而全国各地数不清的孩子正翘首期盼爸爸妈妈的归来，火车的每一分钟晚点都是从他们与父母相伴的时间中扣除的。
那段时间即使在一切正常的年份里也只有个把月！
“留守”这个词在古代是与军事有关的，“留”下来“守”住营寨或刚攻占的地方。作为名词，“留守”曾是一种官衔。然而在当代中国，你如果在平日里走进欠发达地区的任何一个村子，遇到的所有人可能都具有这个头衔：留守老人、留守妇女或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的问题有多严重？
2010年10月6日“新闻联播”公布：中国现有留守儿童数量约为五千八百万。
这个数字已足够吓人，但去各地跑一趟就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从上到下都没设立负责留守儿童问题的专门机构，没有哪位官员能一口报出本省、本县、本乡眼下留守儿童具体数字。五千八百万的数字从何而来？
真正严重的问题是没人知道问题有多严重！
就算是五千八百万吧，若留守儿童中有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出差错，涉及的人数仍将成千上万！
在这成千上万的孩子会出什么样的事？
2010年9月3日，在宁波务工的四川巴中农民刘大龙匆匆赶到家。他13岁的二儿子刘敏莫名其妙死在山坡上，没有溺水或被人殴打的迹象。
刘大龙到家后，从箱子中一个装手机的盒子里发现了刘敏的遗书。
“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我作这个决定不是很明（智），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楼上缸里有一条小鱼和一条黄鳝，希望把它们养大。还有一只小猫，好好善待小猫。”
遗书是2010年9月1日写的，刘大龙看了遗书后才发现家里多了一只小猫，再跑到3楼顶楼，水缸里果然有一条小鱼和一条黄鳝，墙上又有一行黄色粉笔字：“爸爸妈妈，请你们好好对待小猫。”
刘敏的家是公路边一栋3层砖混小楼，这个占地面积达150多平方米的漂亮楼房里常年只生活着3口人：13岁的刘敏以及他79岁的爷爷奶奶。身患重病的爷爷不能说话，躺在床上已多年了。
刘大龙今年39岁，从15岁起外出打工，至今已有24年，生命的大半在异乡度过。刘敏的母亲和哥哥也从2003年起到宁波务工。刘大龙夫妇每年只能抽一人回家过年，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月。2008年，他们倾尽积蓄，花了13万元在村里率先修起一栋楼房。
家里的物质生活水平全村第一，刘敏的自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娃娃很懂事，只是性格太内向、太孤僻了。”邻居们说，“他今年抱回了一只灰色小猫，我们经常看到他和猫说话，亲热得很，晚上睡觉都是把小猫搂着的。”
班主任老师介绍了刘敏在校情况：“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因缺乏父母督促，他老是没完成作业。”
刘敏的暑假作业的确只完成了很少部分。刘大龙最后一次与刘敏通话时还问他作业做完了没，他说做完了。再问他需要啥子不，他说不需要。通话时间是2010年8月30日晚上7点多，听不出刘敏有任何异常，而那时离他自杀还不到两天。
“看到空白的暑假作业，我的心都碎了！我们给孩子的关心和督促太少了！”刘大龙在心如刀绞时仍带着股怨气，“他说作业做好了的，哪做好了嘛？”
作业完成了多少已毫无意义，刘敏临终前挂念的是猫、黄鳝和小鱼。
古人造“家”字，屋顶之下“豕”（音shǐ，猪）赫然在目。“一门之内谓家”，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理解家的。
顺着古人的思路，我们或许能推测出刘敏自杀的原因：爷爷卧床不起、丧失语言能力，奶奶终日服侍爷爷。13岁的刘敏正处于青春期的起始阶段，我们不能指望他与爷爷、奶奶进行推心置腹的沟通，毕竟他们有着66岁的年龄差异。他找谁倾诉？这幢三层小楼里终年只有他们三人！
于是有了猫、小鱼和黄鳝。他与猫亲热对话，邻居们看到了，或许他也与小鱼、黄鳝对话，只是因为水缸在楼顶而邻居们没看到。
这些小动物能与他沟通吗？当然不能，可他爸爸、妈妈、哥哥远在千里之外，这幢小楼就是他与他们分离的代价。
但这幢小楼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
设身处地为刘敏想一想，他对家的理解一定比同龄人甚至大人深刻得多。孤独感、紧张感、失落感和焦虑感，是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心理感受，长此以往，极有可能出现心理偏差，甚至造成反社会倾向。陕西某地甚至发生过5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其中4名留守儿童）相约服农药自杀的事件，也是情感严重缺失、心理严重偏差的例证。
因为找到了遗书，公安机关对刘敏之死不再立案。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仍然是个谜，只留下一个与亲人交流不及与动物的交流的悲剧。
巴中是一个地级市，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属下共有2354个行政村。2009年巴中团市委组织的普查结果显示：巴中市外出务工人员达120万人，留守学生达25万。由此可以推算出：巴中地区平均每个村有510人外出务工，产生106名留守儿童。谁能保证村里的106名留守儿童不出现类似刘敏的情况？
问题不仅存在于巴中，请看湖南、河南两个劳务输出大省关于留守儿童的调查统计： 湖南省（2005年统计）：
留守儿童亲情状况
父母外出打工三年以上的２６％
没去过父母工作地的 ６５．３％
很少与父母电话联系的 ２３．３％
非常想念父母的 ６４．１％ ；
留守儿童道德行为
经常有课堂违纪行为的 １３．７％
有抽烟等不良行为的 ２７．７％
很少参加集体活动的 ２８．９％
经常撒谎欺骗师长的 １５．４％
留守儿童社交能力
社交能力较差的 ３４．５％
好朋友数目较少的 ３５．８％
留守中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５７．１４％；
河南省（2010年统计）：
很少与父母联系的23.9％
认为一个幸福的家庭应该和父母在一起的79.3％
非常想父母的65.0％
做错事被批评时当面顶撞的8.4％
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的12.3％
在学校里基本上没有朋友的17.5％
害怕陌生人的40.0％
遇到困难自己解决的45.5％
和（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的43.5％
觉得自己很一般的52.7％
学习上听老师的话，很刻苦的25.3％
觉得身边的人不太关心自己的49.1％
总是害怕被身边人欺负34.7％
觉得社会不公平、看不到希望的11.9％
两份问卷，大同小异。“非常想念父母”与“很少与父母联系”的比例非常接近，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数值间的巨大差异。作为孩子，“非常想念父母”再正常不过，然而仍有23%以上的孩子“很少与父母联系”。
近几年流行使用“被”字，这23%以上的孩子应该是“很少被父母联系”。外出务工人员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很多人每天只做三件事：吃饭、干活、睡觉。他们即便给孩子打电话也极少超过三分钟，最典型的对话是：“你学习好吧？”“好。”“你妈（或你爷爷奶奶）好吗？”“好。”“家里没什么事儿吧？”“家里都好。”“好，那就挂了吧。”
长此以往，大人也不能忍受，更别说未成年的孩子了。一名5年级的留守儿童抱怨道：“我最讨厌爸爸给我打电话。”爸爸老不回来看他，每次打电话来只问学习成绩，似乎除了学习就没别的事，这让他觉得受了伤害。所以他即使考试没考好也不对爸爸说，而他想说的话爸爸却没给他说的机会。
心里话不能告诉远方的父母，跟祖辈人又没法说，留守的确是一种心神不定、度日如年的煎熬。各地的社会工作者在调研时有一个共同的发现，留守孩子玩起来候更容易进入“疯”的状态。“疯”既是缺乏教养的标志又是心理宣泄的途径，管教与沟通恰恰是留守儿童最缺乏的东西。
留守孩子通常是隔代监护、亲朋监护或单亲监护。2005年发生在湖南省涟源市荷塘镇的“5．31”特大洪灾轰动全国，因为丧生的12名儿童中有11名是留守儿童。平日里留守儿童溺水、车祸、高空坠落等事故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这使得监护人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留守孩子的人身安全上，至于他们学习成绩的好坏、行为习惯的养成、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只能听之任之了。
事实上，留守儿童的父母是希望孩子好好学习的。他们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就指望孩子刻苦读书改变命运，刘大龙在刘敏死后仍在追问暑假作业就是例证。问题是外出打工使他们无法督促孩子的学习，偏偏外出打工给孩子们造成了至高无上的印象。仍以刘大龙为例，他小学没念完，村里文化程度比他高的人有的是，可他照样靠外出打工盖起了全村第一座小楼。那么，在刘敏眼里，是“知识改变命运”还是“打工改变命运”？
毫无疑问，“知识改变命运”在刘敏看来是句空话。
持同样观点的恐怕不止刘敏一人。湖南省永兴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中学女生逃学去长沙打工，还通过电话把班上的三个女同学叫了过去。四个女孩接连失踪，闹得当地人心惶惶。当她们被找回来时，面对老师激动的责问，那女生不以为然地说：“反正读完书也是打工，还不如早点儿出去。”
很多父母外出务工就是为了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他们的离开又使相当比例的孩子沿着缺少关爱——缺少管教——缺乏自制——缺乏信念的轨迹滑行。
一个悖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悲剧。
心理健康问题是整个留守儿童群体表现出的大问题。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庇护，大多胆小孤僻。社会上的“混混”常把他们作为猎物，有的伺机敲诈钱物，有的教唆甚至逼迫他们寻衅滋事，还有人对留守女童实施性侵犯。媒体曾做过这样的报道：一个13岁的留守女孩在网吧产下一婴儿。一个孩子生下一个孩子！事实就是这样难以置信，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十月怀胎的过程中她没对任何人说，也没任何人问，孤僻的心理与造成孤僻的现实竟至于此！
社会工作者在对留守儿童进行抽样调查时还遇到过这样的怪事：一名小学二年级的男孩，见到调查员撒腿就跑。调查员一直跟到他家里，他竟钻到床底下怎么说都不出来。双方僵持了近半小时，最后调查也没能进行。
湖南有一个15岁的男孩，幼年母亲改嫁，由父亲带着他和姐姐生活。迫于生计，父亲外出务工，留下姐姐和尚未成年的他由奶奶照顾。特殊的生长环境使他小学还未毕业就早早辍学，开始在一家馒头厂打工，不慎将三个手指头被机器搅断。生理上的残疾使他更加孤僻，不愿与任何人交往。离开馒头厂后他又到一个家庭小厂去工作，一次他奶奶不放心去看他，把他的名字泄露给了大家，他一怒之下大骂奶奶是“老不死的”，还用了其它不堪入耳的言语。对这事最吃惊的是他的雇主，一个平时不声不响的孩子竟然用这样的语言咒骂自己的奶奶，而他奶奶只是说出了他的真实姓名！
结果是老板让他走人。老板可以接受他的生理缺陷，却不能接受他阴暗的心理，那实在是一种令人寝食难安的东西。
“他怎么会这样？”人们不禁要问。
与人交往的技能不是由学校教育出来的。孩子看到父母的说话姿势、语调，耳濡目染，学到了其中的规范与尺度。偏偏这个孩子没见过父母与人交往，竟不知对什么人该说什么话、在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父母引导、监督的长期缺失，造成这孩子的交往能力不及两、三岁幼童！
湖南省2005年的调查结果中有一项未予公布，那就是“有9.3％的孩子不想父母亲”。
谁愿意承认自己是这9.3％留守儿童的父母？为孩子背井离乡，摸爬滚打，忍受了不是人受的罪，这项调查结果对哪位外出务工人员不是背后一刀？
留守儿童问题是个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的社会问题。眼下的情形即便在战乱时期也难以见到，而我们分明生活在和平年代。
如果孩子随父母流动呢？
这个问题前文已有涉及，关键是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不改变，农村孩子进城无非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方方面面的不公正，很可能受到更大的心理伤害。从家庭的角度考量，一个未成年人在城市的开销（别忘记连义务教育阶段上学都要交学费的事实），可能使家庭长期处于“月光”或“年光”的境地。孩子的父母进城打工多年，最后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剩下！
“留守”问题多，“流动”行不通，除了废除难城乡二元结构，还真看不到解决办法，可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结构是三两下能废除得了的吗？
未成年是人生中非常短暂又无比重要的阶段，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这个阶段中基本确立。留守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我们将面对情感残缺、责任感淡漠、充满反社会倾向的一代，“无因由对立”的矛盾冲突可能大幅度增加，后果不堪设想。
让我们回到春运的话题上来吧。有春运就有留守，春运在维系亲情的同时见证骨肉的分离，从来如此。
有人在2008雪灾时说：“到了没有春运的时候，中国就真正强大了。”这是实话，但说的是远景，眼下的问题是如何给予五千八百万留守儿童关爱与引导。
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江河奔流入海；中国的经济东高西低，人流朝东部汇集。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偏偏在中国人和水是一个朝向。2008年初广州火车站的一幕与巴中小男孩刘敏的悲剧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其中内在的、逻辑的关联赫然在目！
留守儿童的悲剧不是孩子的悲剧，是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悲剧。只要经济严重失衡的状况、城乡二元结构不改变，春运仍将是摩肩接踵的中国现象，像刘敏那样的孩子仍可能莫名其妙地离开这个世界。
现代社会学家说：“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一个细胞被分开，结果会怎样？
死亡或裂变。例子成千上万，举不胜举。
然而外出务工是农村人口脱贫的重要途径，在某些地区甚至是唯一途径，再把家限于“一门之内”是不现实的。
有学者估计：未来20年，将有4亿农村人口到城市定居。
且不论4亿这个数字是否能满足农民进城的需求，光就20年而言，又得有多少人在其中感受孤独，在进入成年时带着留守儿童的伤痛？又得有多少人在一年一度的春运中疲于奔命？
春运与留守，两个概念如此复杂地纠结，剪不断，理还乱。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人潮涌动的春运背后有着无数的悲情故事，有些令人热泪盈眶，有些则令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而这些故事毫无例外地涉及到我们此刻正关注的群体——未成年人。
他们是明天的太阳，他们该如何升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