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一百二十年前诞生的伟人离开我们已经六十五年了。在他生前，从老山脚下的晓庄师范到嘉陵江畔的育才学校，处处留下他孜孜不倦捧心育人的坚定       足迹；从上海香港的抗日集会到欧美诸国的国际讲坛，时时回荡着他声情并茂民主救国的铿锵言谈。在他身后，人民领袖用“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当今一圣人”和“万世师表”等称号对他作出了崇高而恰当的评价。“陶行知”，一个不朽的名字，正随着时光的浸润和历史的积淀，焕发出愈加灿烂的光华。

    陶行知思想博大精深，陶行知研究长盛不衰，而关于陶行知研究的成果亦堪称车载斗量，汗牛充栋。本文只撷取陶研百花丛中之一朵，舀出陶研汪洋海中之一瓢，作为对于这位伟大先行者诞辰120周年的菲薄纪念。

陶行知批判思想的主要表现

    “批判”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汇，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批判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思。一是指“对事物或是非的评价判断”，带有中性色彩；另一种则是指“对错误思想言行的批驳否定”，立场和态度十分鲜明。中华民族的先贤一贯重视批判思想，明代中期以后尤其盛行。著名学者李贽的反正统思想，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的“经世致用”主张和君主专制批判就是后一种批判思想的典范。我们讨论陶行知的批判思想，采用的也是后一种意义。

    陶行知自幼就是一个不愿“逆来顺受”的人，他的批判思想在青少年时代（时名文濬）即已萌芽。1908年，17岁的陶文濬考取杭州广济医学堂，立志解除民众病痛，实现医学救国的理想。可是，当他看清这所教会学校轻视不同信仰的非信教学生的时候，便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决绝的批判：入学三天便愤然退学。从此理性的批判成为陶行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长期影响他的言行。

    陶行知的批判思想主要表现在对自己、对先贤和对社会三大领域。如果说早年毅然从广济医学堂退学还带有一些年轻人易于冲动的感情色彩，那么，后来在美国留学时的改换专业便是理性的批判了。1914年，陶行知以总分第一的成绩从金陵大学文科毕业，接着赴美国留学深造。他首先选择的是伊利诺大学市政学专业，希望学成后很好地为民施政，清廉救国。可是学了半年之后，他发现美国的市政学主要教授为官之道，与救国不甚相干。于是，他对自己的首次选择作出毅然决然的否定，设法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著名教育家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此举为陶行知后来成长为教育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陶行知很注意向前人学习，也十分尊重自己的老师和历史人物。但他绝不迷信与盲从，而是一分为二地加以对待。有两个典型案例最能说明问题，一是他名字的更改；二是他生活教育口号的提出。前已述及，陶行知青少年时期的名字叫陶文濬。在大学学习阶段，他接受了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陶知行”。这个名字沿用了二十来年。到他43岁的时候，中年陶行知在实践中悟通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在《生活教育》杂志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于是将“知行”更名为“行知”，对先哲的思想作出了合理的批判。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陶行知师从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从老师那里学到许多有用的学问与哲理，对自己的教育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生活教育思想就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杜威的教育思想存在密切联系。但是，陶行知在用三大口号概括生活教育理念时，却针对性地改动了老师杜威惯用的命题。杜威提出“学校即社会”，而陶行知则反其道而用之，强调“社会即学校”。词序的更替反映了教育思想的差异，也体现了陶行知批判思想的魅力。

    至于陶行知批判思想在社会领域的体现，更是十分突出，我们会在下文中着重介绍和讨论。

教育批判思想指导教育改革

    陶行知批判思想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在自己辉煌的一生中，陶行知在批判思想的指导下，身体力行，于教育改革和社会革命两大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永载史册。

    陶行知出生的十九世纪末正是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坑中愈陷愈深的危难时期，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必然导致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社会事业甚为落后。自幼接受过蒙馆和教会学校教育的陶行知，对中国教育的弊端有切肤之痛。因此，批判传统教育的落后面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他曾经形象地把这些弊端比作“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并曾更为具体地阐释：“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

    在教育批判思想的指引下，陶行知沿着教育改革的方向进行了长期的大胆探索。1917年陶行知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时，适逢新文化运动逐渐兴起，他从“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的认识出发，积极倡导平民教育，“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后来他和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开办平民识字处和平民学校，建立以晓庄师范命名的乡村师范学校，直至抗战胜利前在重庆创办面向人民大众的社会大学，都是在平民教育思想指导下的有效探索。陶行知以其平民教育思想与实践，对贵族化的精英教育作出了有力的批判。

    众所周知，陶行知一生中最主要的教育改革是倡导和推行生活教育。他曾在《谈生活教育》一文中对这一概念作出颇为详尽的说明：“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一文中，他又作出了更为生动的解释：“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在社会的伟大学校里，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同学，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根据生活教育的思想，陶行知积极主张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和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

    后人惯于用“三大口号”和“四大方针”来概括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内涵。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以及“民主”、“科学”、“大众”、“创造”。围绕这三大口号与四大方针，陶行知针对传统教育中的弊端多有鞭辟。他曾不厌其烦地指出，“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单纯的劳力，只是蛮干，不能算做；单纯的劳心，只是空想，也不能算做；真正的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 教育中要防止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将教与学的界限完全泯除，否定了教师主导作用的错误倾向；另一种是只管教，不问学生兴趣，不注重学生所提出问题的错误倾向。前一种倾向必然是无计划，随着生活打滚；后一种倾向必然把学生灌输成烧鸭”，等等。不难看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与实践，已经包含着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创造教育、终生教育等当代先进教育理念的萌芽，对传统教育中的种种弊端作出了有力的批判。

社会批判思想引领社会革命

    陶行知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民主斗士、一位革命家。

    陶行知祖籍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后举家迁至安徽徽州（歙县）。因家境中衰，乡里贫困，国运不济，耳闻目睹的事实使他自幼便产生了改造社会、报效祖国的志向。15岁时陶行知因聪慧过人而被当地崇一学堂的校长看中，遂有机会免费进入这所教会学校读书。在自己宿舍的墙头，陶行知曾挥笔写下豪言壮语：“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表达了自己心声。运用批判思想抨击社会弊端，表达民众意愿，进而为拯救祖国与民族努力奋斗，是陶行知成长为民主斗士的心路历程。

    辛亥革命前后，陶行知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他关心国家大事，倡导并主编中文版校刊《金陵光》。在他执笔的《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中，陶行知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来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时，陶行知还曾短期回乡参加革命运动。

    在大学毕业以后，特别是留学归国的30年中，正是由于不满于社会沉疴，反对政府的腐败统治，陶行知在大力倡导和推行教育改革的同时，也指点江山，贬斥时弊，积极投身于科教救国、民主救国和抗日救亡运动，扮演了一个大义凛然的社会活动家和革命家的角色。

    1917年底，陶行知从美国回国不久，即与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主张收回教育主权，推动教育改革。
 
    1930年春，晓庄师范学生抗议英国商人殴打工人而游行示威，被蒋介石怀疑与对头冯玉祥有关，遂勒令关闭学校并通缉校长，陶行知只得流亡日本达一年之久。1930年底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围剿进犯江西苏区。当时陶行知经黄炎培推荐被《申报》聘为顾问，撰写了大量杂文和时评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在《剿匪和造匪》等评论中，陶行知一语道破天机：“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蒋介石查明文章出于陶行知之手后勃然大怒，禁止申报邮递，并施加压力不准刊登陶的文章。

    1935年，陶行知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后，陶行知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初陶行知成立“国难教育社”并被推举为社长。是年5月当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同年7月，陶行知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四大洲的28个国家，介绍中国大众教育和抗日救国运动，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当他在国外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时，不禁气愤填膺，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知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积极营救七君子。心有灵犀，七君子之首的沈钧儒曾推心置腹地说：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一定和我们在一起，“七君子之狱”就会变成“八君子之狱”了。

    1941年，陶行知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4月，民盟中央决定将总部从重庆迁往南京，为此成立了总部迁京委员会负责此事，兼顾成立民盟南京市支部事务。陶行知肩负起总部迁京委员会的重任并于5月9日从上海赶回南京，冒着风险开展工作。他召集的总部迁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是在玄武湖上的一条小船里召开的。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民主斗士、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相继惨遭暗杀。听说特务已经把陶行知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马上表示“我等着第三枪”，并给育才学校的师生写信：“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在生命接近尾声的3个月中，陶行知先后作了100余次演讲，为“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奔走呼号，用自己的最后精力和全部生命，实践了他对育才学校师生的勉励与期望：“再接再厉，前赴后继，屡战屡败，以底于成”。

    1946年7月25日，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和革命家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而辞世。但他一以贯之的批判思想与精神则伴随着新中国的事业蓬勃兴旺而永垂不朽。

    值此哲人诞生一百二十周年之际，让我们用这样一副对联来表达对他的崇敬与思念：“百年捧心育才路，千古为民请命人”。

机关支部  李嘉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