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育才服务

    学好专业  

    祖父十分重视专业学习，支持、鼓励我父亲学好外国语。他1939年9月9日给我爸的信中写道：

晓光、蜜桃：
    接读晓光九月一日及蜜桃八月十五的信，我很高兴。蜜桃那封信是表现了一些进步。晓光的俄文有这样好的进步，是可以庆幸。每一个青年都得擅长一种外国语。无论是学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是艺术、文学都得要至少一种外国语。晓光要精益求精的把俄文学到最高的境界。蜜桃也要风雨无阻的把一种外国语学好，不可间断。晓光的才干，依我看来是专攻自然科学来得有成效。你的性情不适合复杂的环境，因此研究自然科学是对的。苏联的科学进步、发明介绍到中国来很少。你可以把这个岗位站稳。为着达到你要达的目的，只要于民族、人类有益，我总是支持的。……

    在我的父辈中，只有小叔陶城是正规大学毕业（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我爸是自学成才，他的英文和俄文都很好，他曾给上海美国大使馆劳工参赞傅理曼当过翻译。抗战中我爸又在第一外语英语的基础上学了第二外国语俄文，比较快地达到了看俄文技术资料的程度，受到祖父的关怀和赞扬。

倾力助学 

    大伯陶宏和我爸在助祖父办学上真是做到想尽一切办法竭尽全力而为之。为了大力支持育才学校义演成功，他们专为育才学校音乐组合作译了苏联卫国战争之雄壮优美，富有战斗力的名歌《神鹰歌》及《战歌》，得到了祖父与育才学校孩子们的盛赞。祖父在1943年3月27日和28日给陶宏与晓光的信中写道：“今天接到《神鹰歌》及《战歌》，最为高兴。所高兴的是你们能在艺术上为育才服务而合作的结晶品，及时而来到我的面前。……你们完全胜利了，寄来的《神鹰歌》及《战歌》，得到胡然先生(著名音乐家，中央大教授)同意，已经列入节目，小孩子练习《战歌》，感觉到兴奋。” ……

    祖父的事业也是全家人的事业。1943年我爸在成都航空委员会无线电修造厂学习。他利用学习的机会开展育才之友和生活教育社社员的活动及捐款活动，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持陶行知的革命事业，为育才学校充实教学设备和图书并捐助一架高质量的大提琴。祖父在给吴树琴先生的信中这样表扬我父亲：“ 晓光昨天来了，带了他奋斗得来的大提琴来了。他为着要代育才买这个大提琴，真是历尽千苦万辛，可以代表我的精神”。

    1944年8月我父亲在印度加尔各答中国航空公司机航组任无线电机械员。他人在海外仍念念不忘祖父的事业，利用工作机会义务兼任育才学校、生活教育社驻印度代表，为育才办学，举办展览会，拜访海外华侨，开展宣传募捐活动。仅一次募捐父亲就为育才学校募集到四十三万元法币和三千卢比。父亲还为育才学校音乐组买了二十五种唱片，几十套琴弦及乐谱。光琴弦一项就足够音乐组用一年。他还为育才学校绘画组购买了十七套水彩颜料。祖父在1944年11月24日给我父亲的信上说：“我高兴是你的辉煌的战果——物质，更重要的是你为育才取得许多位宝贵的朋友。今天朝会我向全体报告你的奋斗，张震先生（育才学校绘画组生活指导）说，让我们今后努力向晓光先生看齐！这是他们所能给你的最高勋章。” ……

前仆后继 

    1946年4月18日祖父回到上海，推动民主运动，筹备育才学校迁沪和扩大社会大学运动。这时我爸除在中航工作以外，一直担任祖父的秘书工作。当时全国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达到最尖锐的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妄图用恐怖手段挽回那不可抗拒的大势。

    李公朴、闻一多被反动当局暗杀了，祖父听说他就是国民党要暗杀的第三名。他泰然处之，视死如归。朋友们劝他多加提防，他坦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1946年7月16日，他分别写信给重庆育才学校师生和育才学校同学会上海分会。信中说：“……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我们现在第一要事，是感召一万位民主战士来补偿李公朴之不可补偿之损失。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追悼。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这是祖父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教导和呼声。当时我爸对祖父的安全很不放心，几次要求跟着照顾他，他都不肯。7月24日晚，我爸还和吴树琴先生到祖父的隐蔽住处爱棠新邨13号去给他送书、稿和用品，晚上祖父连夜整理诗稿，第二天（7月25日）他竟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而与世长辞！怎不使人悲痛欲绝！

敢挑重担  

    祖父晚年在重庆创办震惊中外的育才学校，招收的学生全部是有才华的难童。在他老人家的肩上担负着育才学校三百多人的生活与学习，还要从事民主运动。政治上祖父与育才学校深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经济上蒙受国民党中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学校多次面临停办的危机。学校生活十分拮据。为了育才的生存，祖父四处奔走，与“米价赛跑”。一段时期，学校伙食不得不由两干一稀变成两稀一干、三餐稀饭，后来只有少量胡豆充饥。生活虽苦，但精神却饱满得很。祖父说：“社会永远不会辜负我们的，许多朋友帮助我们解决经济困难”。我们是“拿社会的钱给社会办事”。

    祖父去世之后，爸爸深感责任重大，下决心继承祖父的事业。他辞去了中航待遇很高的工作，毅然决然出任育才学校代表兼上海办事处主任，负责国内外联系及筹款、迁校工作。同时接任生活教育社常务干事会付总干事。内战爆发，要维持学校的正常工作面临重重困难，但它丝毫没有动摇我父亲继承祖父遗志的决心。他组织成立陶氏教育事业基金会在国内国外发动捐款，接受中共办事处潘鑫年等同志支持和指导，尤其在关键的问题上，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直接指示。同时，父亲代表生活教育社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上海教师工作委员会”，（简称“教委”），并利用祖父建立起来的关系，包括：美国援华联合会、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庆龄副主席主持的）、生活教育社及晓庄校友会，开展育才学校的工作。通过美国捐款等多种渠道，为育才募集经费。

    为解决育才校址迁移问题，我父亲和育才同仁们在上海发起组织并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的宣传教育活动，包括：育才之友招待会演出、校庆、大公演等活动。由于共产党和社会进步人士各方面的全力支持及指导，终于在全面内战的形势下，把受到很大压力和迫害的重庆育才学校搬到了上海，并很快在上海扎稳了根，育才学校声誉大增。

    1948年春，父亲与母亲蒋秋芝女士喜结连理。婚礼选在上海大场育才学校，以此扩大育才的影响，并将朋友捐赠的钱物全部转赠给育才学校。那是一次不寻常、有意义的婚礼，不少育才之友也以各种方式支持育才。音乐组师生在热烈的气氛中为他们的婚礼表演了节目。宋庆龄女士还专门派人送去了亲笔贺词，给了我父母及育才师生巨大的鼓舞。

    为了育才的生存与发展，我父亲承担了祖父留下的政治和经济的两付重担。他想尽一切办法与国民党政府周旋。在海内外热心朋友（包括国民党政府中贤明之士冯玉祥等）大力支持下，父亲在国民党统治区与育才学校全体同志齐心合力共同奋斗，将育才学校一直坚持办到上海解放，由人民政府接管。父亲的贡献不可磨灭！

后继有人 

    我想祖父志愿的宏大，知识的渊博，创造力的旺盛，意志的坚强，生活的刻苦，做人的谦虚诚恳，除来源于他的中国心和平民心外，很重要的一条是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勇于实践，勤恳学习。祖父的这些优点在我的父辈中得到了传承。

    我爸既是祖父的好儿子、好学生又是祖父的亲密战友。无论是在祖父发起平民教育运动或是生活教育六大运动中，他都冲锋在前。

    1923年祖父发起平民教育运动时，他是中国第一个小先生，教他祖母曹翠仂读《平民千字课》很成功，这使祖父于三十年代推行普及教育运动，实行“小先生制”增强了信心。三十年代初，祖父提倡普及现代生活教育。当年我父亲才15岁，在祖父的创导下我父亲便与他表叔曹子云先生一同自行装成了手携式直流多管无线电收音机数十台，以大力推行农村的电化教育，并带着电影放映机与发电机到农村为农民放电影。他确是我国最早在农村为广大农民推行电化教育的先锋战士。

    抗战爆发，父亲特写了“大众军事知识”一书为抗战效力。该书由知识社及生活书店于1937年10月 出版。同年，父亲放弃了求学机会，开始在广西桂林第五路军修械所从事无线电技术工作，为抗战效力。听说广西当局曾在桂林数百里外的县里办起了为抗战培养人才的讲习班，父亲不辞辛劳，主动开设讲座。

    父亲除了1936年参加了进步救亡组织“国难教育社”外，1938年他在桂林参加了祖父发起和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生活教育社”，并任地方工作队队长。1948年还在沪参加了“上海教育协会”。1940年起在成都航空委员会无线电制造厂为抗战效力。父亲在上海首创的无线电台对市民进行普及爱国教育、文化教育(包括科普教育)，颇有成效。抗战胜利前后，当祖父创办育才学校在经济上最为困难时，他十分高兴地担任了育才学校驻印度的代表，到处为祖父筹募办学经费，给祖父及育才学校带来了及时雨。他专为育才学校绘画组的孩子们在加尔各答举办了绘画木刻展览会，以展览来募集办学经费。他还为育才学校音乐组购买了不少音乐器材，托人带回国，有力地支持了育才学校音乐组孩子们的正常学习及音乐会公演之举办。父亲对祖父办好育才学校予竭尽全力，建立了功勋，深受祖父与育才学校的朋友们的盛赞。

军旅生涯

卫国参军  

    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中，祖国迎来了全国解放。1949年9月,时年31岁的我父亲怀抱着要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的满腔热情来到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进修。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然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在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声浪中，爸爸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弃学参军。当时入伍参军的年龄是18岁——25岁，我父亲已超龄8岁，后经总政特批从清华大学参军。当时新闻媒体还报道了我爸爸参军的消息。当时我们在北京已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小家。我妈妈1951年大学毕业，从上海分配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我已经2岁了。父亲参军不仅要放弃学业，更要放弃家人团聚，放弃安乐生活。部队供给制意味着不能养家，生活的重担要落在妈妈一人身上。在个人利益和祖国利益的冲突上，父亲断然选择了祖国利益。1951年1月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在革命的大熔炉中默默奉献他人生最重要的壮年时期。

全军第一个雷达团  

    我父亲参军后先分配在华北防空司令部，在沈阳防空学校深造班雷达队学习，学习结束后分配在华北防空司令部雷达121营修理所，后于1953年1月扩编为雷达第321团。这是当年我国全军第一个雷达团，在这个雷达团里集结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在部队大熔炉里，父亲自觉经历了从一个自由职业者变成一名革命军人的艰苦思想改造。他由小兵当起，与年轻的战士一起出操训练，严以律己，以身示范。

    艰苦的生活尚可以克服，然而当年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我祖父陶行知遭到了无情的错误批判。父亲因共和国第一文化冤案而受到牵连，再加上我妈家庭出身不好，因此，在部队父亲的使用和升迁都受到了限制，父亲蒙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一切父亲始终一人默默地扛着，从不对家里人说。为了部队行动的保密，听我妈说我爸参军以后有一段时间都没有音信。在革命的大熔炉里，父亲经过历史鉴定，三反五反运动，努力改造世界观，1953年12月因改进提高雷达兵器性能荣立三等功一次。1957年前后在兵器大检查上受到北空后勤军械处的通报表扬，并转发他的经验。1957年前后，在军区空军雷达部队会议上，部队技术工作受到苏联雷达顾问表扬。父亲在山东潍坊基层雷达312团修理所任所长，一干就是10年。父亲在经历了快10年的世界观改造和组织上的考验后，终于在1960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5年组织上为了照顾夫妻关系将我父亲调回北京北空雷达兵部技术处负责技术工作。父母结束了分居15年的生活。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参加了解放军三支两军、五七干校，直到退休。父亲对于在部队30年的服役生涯，从来没有后悔过。雷达兵技术要求高，因而当时吸收大批有为的知识青年入伍，为之献身。雷达兵是一支长年战备，不眨眼的蓝天哨兵，日夜守护着祖国的领空。这其中有我父亲默默做出的奉献！

    1987年父亲的革命生涯得到中央组织部的确认，批准他为36年的离休干部，并获得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红星二级功勋章。

对家庭的歉意

    父亲参军后父母长期过着分居生活。小时候，我一年中只有在父亲来北京开会时才能见到他。母亲为了全力支持父亲安心服务部队，一直独自带着我和弟弟一起生活，部队改为薪金制以后父亲每月寄30元钱给母亲作为我们两个孩子的生活费。我妈的工作一直很忙，无力照顾孩子，于是把我和弟弟放在寄宿制学校和幼儿园里，有时妈妈出差周六都不能接我们回家。记得有一年冬天的周六，我从小学回家去幼儿园接弟弟到食堂门口等妈妈下班带我们吃晚饭，从食堂开门一直等到关门，天又黑又冷，望眼欲穿，还没有看到妈妈的身影，我委屈的哭了。好不容易妈妈来了，内疚地对我说有重要的会议来晚了。尽管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工作特别出色，曾荣获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茅以升奖”。父亲本来有探亲假，可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觉得他用过。不是他不想家，而是工作太忙了。父亲每次都是利用开会的机会回家看一看，每次回家都会用他的脸来亲我，问我胡子扎不扎。我很不习惯，觉得他很生疏。每次父亲回家，吃什么东西都是香的。

    父亲是一个很严肃，深藏爱而不露的人。在他逝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我小学3年级给他写的信竟然还保存着。回首当年父亲所经历的蹉跎岁月，心里酸酸的，我能理解他，我爱他！

呕心沥血普陶篇

    1981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市政协礼堂举行了陶行知九十诞辰纪念大会。会上邓颖超作了重要讲话，她代表党和国家为我祖父彻底平了反，并且亲切接见了亲属，从此掀起了陶研的春天。父亲激动极了，与老同志们积极奔走相告，呼吁组建“中国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和“陶行知教育思想基金会”，以更好地弘扬陶行知精神。两会成立，老会长刘季平伯伯让父亲出任“秘书长”一职，父亲婉言谢绝了，说他根据自己的条件还是做一些文字工作好。父亲担任了“中陶会” 副秘书长及常务理事及“基金会”常务委员。

    1981父亲退休正值祖父平反之时，父亲得以全力以赴搞陶研。他每天伏案工作从不间断。那时没有复印机等先进的办公设备，父亲常常写东西时总是一式三份，用的是复写纸。当时，来往的信件和稿件又多，我每个星期抽出一天时间回家帮助父亲抄写东西，以减轻他的负担。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湖南教育出版社和四川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了《陶行知全集》，父亲担任川版《陶行知全集》的副总编，历时4 —5年之久，终于在祖父100周年诞辰（1991年10月18日）之际得以出版。他十余年如一日，顶酷暑，冒严寒，跑遍北京的大小图书馆，南下广州、南京、上海等地查找祖父的资料。他克服了别人难以想象的疾病折磨，呕心沥血，日夜工作，留下了400余袋的陶研资料（现存中陶会资料室）。

    他克服了解放前辗转的生活，解放后又顶着对祖父的批判，经过了历次运动，用生命保护了祖父的亲笔手稿28篇、致儿子们的信件57封、55本小记事本、陶行知散文笔记178篇、题诗14幅、诗歌集7册（抄本）、育才学校胶卷4卷、育才学校手册3册……等。这些珍贵的资料父亲都已献给了全集出版了。父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弘扬陶行知教育思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去世之后母亲把全部手稿无偿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名人手迹馆。

    另外，父亲生前代表陶家全体亲属把《陶行知全集》出版的所有稿费无偿捐赠给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父亲一直是祖父最心爱的、最优秀的儿子。他一生所从事的工作与祖父事业息息相关，是陶行知事业的继承和延续。祖父曾这样称赞他的：“晓光办事代表我的精神！”。陶行知的伟大早已众人皆知，但我父亲为陶研事业所表现出百折不饶的毅力，实事求是的精神，公而忘私的品德，对传承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伟大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并不为人所知，只有作为他的亲人才深切的体会到。正是由于父亲和老一代、新一代陶子、陶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才使得陶花盛开在祖国的教育事业中，才有了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

    无论大事小事，父亲总是首先为别人考虑。由于长年操劳过度，父亲免疫力下降。1990年在体检时发现“澳抗阳性”，他为了别人的安全，外出办事常常自己带一个杯子，如果忘了，就忍着不喝水。父亲为了祖父的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别人不可替代的传承工作，终于积劳成疾。身心疲惫的父亲终于倒下了。1993年7月6日因恶性淋巴瘤病逝，享年75岁。他离开了一生为之追求、奉献的陶行知教育事业，实践了祖父“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为人做事准则。他一生为人民的解放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奋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

继往开来

    我虽然与祖父没有见过面，祖父可在家中无处不在，家里人都亲切的称他为“老夫子”。

    我今年62岁了，退休在家，阅读了不少的祖父文章。这是一种精神享受。祖父精彩的文章是那么传神，仿佛就在我身边。我深切的体会到陶行知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作为陶行知的亲属，我荣幸地参加过陶行知九十、九十五、一百、一百一十诞辰的国家级纪念大会。这些纪念活动的举行，充分说明了陶行知教育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同时我也参加过全国各地陶研会举办的各种学陶、师陶、研陶的活动，参观过各地的陶行知纪念馆。当代表们知道我是亲属时，纷纷要求与我照相留念，并总是关心地询问有关我陶家亲属现在的情况，这充分说明了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崇敬和热爱，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我是教育工作者，在学校从教三十多年，我努力践行祖父的教育思想。退休之后，多次应广西、江苏南京陶研会的邀请做“真善美的爱”的主题发言，并积极为陶研杂志投稿。
    在传承陶行知的事业中，我们陶家全体亲人默默地奉献、牺牲精神，使我铭记在心，并永远激励着我。我要将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传给下一代，使儿孙们永远记住做陶家的好后代。

    郭沫若说：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 我为祖父和父辈们而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陶 铮
2010年4月12日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