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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来自延安的声音
[发布日期: 2008-04-21 ]  本文已被浏览过

民盟南京市委机关  魏淑玲

        2006年,我在制作《南京民盟60年》时,采访了多位地下时期的老盟员,他们都是80岁以上的老人了,但谈起那些腥风血雨的岁月,那些与国民党斗智斗勇的日子,仍然激情澎湃。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鄂基肇老人的回忆和叙述。

        “你能想象我们是怎么样在国民党政府的眼皮底下收听来自延安的声音吗?”鄂老像个玩捉迷藏游戏胜利了的顽童一样,显得那么洋洋得意。

        1946年5月,随着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共在国统区的代表机关和民盟总部从重庆迁到南京,南京成为开展和平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的中心地区。为了加强斗争力量,民盟中央常委会决定筹建民盟南京市支部。5月9日,以陶行知为首的总部迁京委员会召开会议,因为环境险恶,为了防止隔墙有耳,会议安排在玄武湖的一条小船上举行。这次会议决定由到会的七个人组成南京市支部临时筹备委员会,陶行知兼任主委。就这样,民盟南京地方组织在玄武湖的一条小船上诞生了。

        鄂老是1946年9月加入民盟的,是南京民盟地下刊物《南京通讯》的主办人之一。他回忆说,《南京通讯》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民盟的民主建国主张,揭露国民党独裁政策,抄收传播解放区的电台电讯。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南京市支部建立应变机构,由公开活动转入秘密活动,继续进行斗争,并推派2名代表去上海,秘密会见民盟中央常务委员罗隆基,“声明南京盟员绝不停止活动”。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告同中共携手合作,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南京市支部迅即电报民盟总部表示拥护。这个时期,宣传工作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鄂老说,他们翻印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供全市盟员学习;翻印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秘密散发;南京解放前夕,他们制定刊印《迎接解放工作要点》,要求基层组织和盟员贯彻执行,坚守岗位,团结群众,把握情况,保护公共财产及档案资料,防止破坏;渡江战役前,他们连夜赶印《欢迎解放军进城——中国民主同盟告南京市同胞书》6万份,发动盟员书写欢迎标语数千张,于黎明前张贴散发。  

        那么信息从何而来呢?鄂老说,除了来自民盟中央执行部的指示外,就是收听延安的中共广播。“那时候没有收音机,我们本来是自己买来零件组装的,但是没有成功。樊光(南京民盟的负责人)就自己花钱,到上海买了一个。当时货币贬值,在黄浦江畔,购物的人潮如洪水般涌动,根本挤不进去。无奈的樊光扭头望见呜咽着拍打着堤岸的江水,灵机一动,想到一个绝妙的加塞儿的主意。他租了一条小船,逆江而上,到离商店最近的地方再停船上岸,顺利地避开了人群,用金条买到了带短波的收音机。”收音机拿到南京,盟员们如获至宝,他们冒着危险收听、抄录,然后刻印、散发。南京民盟另一负责人叶雨苍的女儿回忆说,父亲他们在楼上收听时,会让他们姐弟在门口玩,实际上是望风,看到有陌生人来,就叫啊闹啊,让父亲听见,赶快关闭。 

        那时,在盟员的心目中,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是令人向往的充满了阳光和生机的地方。那些来自延安的声音,才是真实的声音,正义的声音,光明的声音,它仿佛茫茫黑夜里璀璨的星光,迷乱航程中明亮的灯塔,不仅匡正世界,而且为国统区的人民,为中国的未来指明方向。尽管在南京这个白色统治的中心,特务遍地,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尽管在国民党的干扰下,收音机信号很弱,抄收的稿件并不完整,但是,怀着实现民主与和平的理想,他们愿以生命为代价,把延安的声音,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传播。

        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60周年。60年前,以沈钧儒为首的民盟老前辈为什么会毅然决然地抛弃“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开始公开、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想,这必定来自于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血与火的洗礼,经历了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协作,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分裂浴血战斗,在认清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质之后,中国民主同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作出了必然的选择。

        今天,在纪念“五一口号”60周年的时候,联想到鄂基肇老人叙述的故事,我对民盟老前辈有了更深地理解。60年一个甲子,60年一个轮回,60年后的今天,可以告慰的是:薪火相传,我们仍然在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所选择的正确道路上,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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