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云南贵州支教以来，我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捐赠的图书约4万册、杂志约1万本，还有许多文具、衣服、鞋袜、台灯等，没有这些捐赠，茨营中学的“希望图书室”和“爱心助学文具超市”可能就无法开办，我的支教扶贫工作就要大打折扣。令我感动的是，有些图书是海外人士捐赠的，如《南京浩动》，就是作者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女士托人捐赠给“希望图书室”的。有些捐赠物品的人，我给他们写了感谢信或是接受证明，大多数因为捐赠人的地址不祥没有写，但在我和茨营中学师生们的心中，是不会忘记这些好心人的。

不过，当捐赠物品如潮水般涌来时，其中也夹杂了一些泥沙。我至今不能忘记的就有两件事。

第一个发生在2011年暑假。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他们曾经捐给茨营中学一批杂志，至今没有收到我的回音，希望我能写份接受证明。于是，我专门进城到曲靖火车站的货运处打听。因为经常到这里提货（图书、电脑、衣服等），管理员跟我比较熟悉，她帮我找了一阵，终于在库房的角落里找到一个包裹。细细一看，收件人写的是茨营中学，收件人电话不是我的，也没留寄件人电话。货运处的管理员告诉我，因为这包裹已经运到几十天了，打电话回音是没有开通。她说按规定，每件包裹每天要收3元钱的管理费，她建议我不要收这个包裹了。我从包裹破损处看到，里面是一些杂志，有《读者》《中国工人》《摄影家》等，觉得管理员的建议有道理 。没有收到捐赠的物品，我自然不会开证明或写感谢信了。

第二个出现在2012年下半年，一位自称是云南某服装经营商的男士打电话说，他的服装经营店准备转行，有一批妇女服饰想捐给茨营中学，如果捐来，我能不能写个感谢信。我问，这些服饰是哪些种类，有多少。他吱吱唔唔说，有几十件文胸，还有十多件吊带裙。一听是这些东西，我连连说：“我们这里不需要。”这位老板想要的感谢信也没有得到，估计他有些失望。另一位昆明经营百货服装的小老板，给我寄了一箱书包，我打开一看，是几十个婴儿双肩包，别说中学生用不上，连小学生也无法用，我把这些只能装一本《新华字典》的小包包送给了幼儿园的孩子。奇怪的是，那位小老板到现在也没打电话向我索要收条和感谢信。（孙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