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接到一些电话，有些是年轻的大学生或爱心人士与我联系支教的事情，还有一位我３０年前教过学生、现在已经是国外大学老师的打来电话说想来看看我。在和他（她）们的谈话中我都谈到，到西南地区支教对我来说是利人且又利已的事情。

    我参与义务支教是为了崇德向善、是为了感恩。“人之初，性本善”，崇德向善，关心别人，具有怜悯之心，是人的本性。但是在文革中，许多人的本性被扭曲了，道德标准被篡改了，所以现在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良的思潮和现象。可能由于我不愿随波逐流的性格，我做人的道德标准在文革中被改变、扭曲的不是很多，因此才能平时心存善念，与人为善，倡导善行。在宝应农村插队时、在南师大读书时、在南师附中教书时，我都努力做个愿意利人、助人的热心人，记得还被不少南师附中学生们评为“最厚道的老师”。现在，我这个本性仍然没有改变，遇到别人有困难时，只要我有能力，我总是尽力帮忙。

    对于农民、农村，我是带有感恩心理的。说到感恩，我觉得只有真正经历苦难，才能真正懂得人、懂得人性，才会雪中送炭，也才能知道感恩，愿意为别人付出。我不会忘记在我最困难、最孤立无援时（都是在宝应农村插队时遇到的），曾经得到过的一次次帮助。

    一次是1969年6月，我到苏北宝应插队的第二年，小麦还未收割，由于连日阴雨，大量麦子在田里受雨水浸泡发了芽，菜地里的蔬菜也被淹，我们知青不像农民，家中没有任何储备的食物，多日（我记得有半个月）只能靠用芽麦磨成的炒面充作三餐，而且是干完活累得筋疲力尽时，我和李民到乡亲们的石磨上去磨芽麦。那时，我曾经有过“为什么全世界的苦难都让我摊上了”的想法。村里的大妈、大伯，大姐、大哥们，甚至只有几岁或十几岁的姚金安、叶金玲、朱乃方、黄路干等孩子们，总是不声不响地送上几块煮熟的山芋、一块用面粉做成的饼子、半碗咸菜、几个咸蒜头……

    另一次是1972年11月，在柳堡公社的开河工地，我患上了疟疾，连续八天的高烧，是队里的众多叔叔、伯伯、兄弟们，抬着我、扶着我去诊所，又将我送回村里，每天都有大妈、大嫂或是小孩子们，送上放了咸菜的稀饭或是滴了几滴菜油的面条……今天，当年帮助过我的那些人，如果他们的孩子想上学而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能无动于衷吗？！

    出于感恩与反哺，我也尽力帮助宝应的乡亲们。1978年我考上大学，当时的生产队长朱乃涛问我，我在队里的粮食和工分款如何处理，我毫不犹豫地把这些粮、钱全部留给了队里正在念初中的几位学生；1983年，当时郭桥中学的校长王锦和写信问我，愿不愿意担任郭桥中学的顾问时，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还抽时间去宝应给农村的学生们谈我自己走过的人生路，算是精神上的赞助；1999年，丁和村农民朱乃元的儿子朱传华考上了南师大化学系，报到时我到南师去看望这父子俩，当场给朱传华留下了我的自行车和手表。准备退休到云南支教的2010年１１月１３日，我专程回宝应，看望当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文祥，这位７０多岁的老党员紧紧握住我的手，泪流满面……对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乃至他们的亲友，我几乎总是有求必应。退休前在招生办工作时，凡是遇到宝应来的人或是电话，我总是耐心接待，诚心服务，以至于有的人笑我犯傻。做这些时，我想到的只是回报当年帮助我的乡亲们。而到云南、贵州支教，只是略微转移了一下回报群体而已。

    到云南、贵州支教的几年里，我做的都是些很平凡的事：到贫困学生家走访、建图书室、运送图书、图书登记、图书借还、整理修补图书、上课、批改作业、修建操场等，只要想做，这是任何人都能做的。这些事是属于利人的，即对别人有帮助的，是善举。我的这些凡人善举，得到了农民及其子女的认可，得到了我的朋友和学生们的支持，也得到了社会的赞许。

    平心而论，我到云南和贵州山区支教，也并不全是付出，我也获到好处，也有对我本人有利的地方。
 
    到云南的边远山区支教，利已之处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农村支教使我的生活纳入一个新的轨道，能过上充实、有序的生活。退休后日子怎么过，我以前曾经考虑过。看到许多退休的朋友，每天上午太极拳，下午打八圈，总觉得我无法适应这样的生活。现在，每天登记图书借还、整理修补图书，有时可能还要给孩子们上上课，自己愿意的话还可种花、种菜，这样算下来每天都要耗去我八、九小时，再加上用电脑、看报纸、看书、看电视，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每天有序的几件事情，不会使人感到闲得无聊。

    第二，避开了南京大城市的不良环境，能保证身体健康。从1982年组织学生观测南京的大气环境以来，我对南京的环境一直很不满意。说实话，我不大相信有的环保单位公布的南京空气质量，也不相信南京每年能有２９０天（更别说300天）空气质量良好的报告，因为我的咽喉就是一台高精度的大气环境监测仪，只要喉咙有些疼痛，这天的大气污染指数肯定就超过７0。在讲地理环境时，我常以自己的头发为例，说酸雨对人体的危害，学生们都以为我是拿自己开涮、调动课堂学习气氛，实际上我讲的是真话，南京现在降水情况是“每雨必酸”，平均ＰＨ值在５.２到４.２之间。还有城市的可吸入颗粒物、汽车尾气、噪声、PM2.5等污染，能不影响人的健康？花上４９０元的火车票钱和每年千元的的房租，在农村找处安身之屋，避开了酸雨、汽车尾气、噪声、雾霾，这是性价比多高的一项交易呀。像下面的照片中的我，身边闻到淡淡的蚕豆花香，几只蜜蜂轻轻地哼着欢快的曲子，一阵风吹来，摇晃的菜花在裤子上留下些许黄色花粉……在南京，能有这样的享受吗？

    第三，满足了我喜欢旅游的业余爱好，生活快乐指数增高。每天早晨在鸟啼鸡鸣中醒来，看到的是青山、绿水、白云，有空时，周围的群山、溪流瀑布任我观赏，“明月清风本无价，远山近水皆有情”，好不自在、欢愉。当然，在学校支教也要遵守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原先计划一退休就和夫人去国外旅游这项活动就无法进行，取而代之的是寒暑假到丽江、西双版纳、腾冲等地的短途旅游，同样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心境的愉悦与经济有一定关联，但经济上的富裕，并不一定都能催生快乐。快乐的根本来自内心的和谐，内心的和谐又来自社会的和谐、环境（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在茨营，这几种和谐都比南京好，我经常都是“种豆北墙下，笑听沟中蛙，拄锄捶腰背，满眼尽晚霞”，估计在南京我无法过上这样的日子。

    第四，给予我更多、更好的天文观察时机，能经常仰望璀璨的星空。天文是我的业余爱好之一，几十年来，领着一帮孩子们东跑西踮，也鼓捣出一些东西。但是，南京城里能看到北极星吗？能看到银河吗？在茨营的夜空，才是真正的满天繁星呢。

孙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