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南京市委老领导周维迅访谈录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民主同盟成立70周年，我特意去看望了92岁的民盟南京市委老领导、地下时期的老盟员周维迅，将我整理的前几年对周老的采访记录拿给他过目。周老翻阅着、沉思着，再次十分肯定地说：中国的民主党派从成立到成长，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引导。

    魏淑玲：周老，您出生于1919年，整个学生时代经历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否告诉我，您为什么选择在1946年2月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是谁介绍你入盟的？

    周维迅：我是北京人，1938年抗战爆发后，我怀着满腔热情，跟着我的国文老师来到昆明求学，本以为大后方应该是全力以赴从事抗战建国的，来后却大失所望，国民党能够使民族胜利达到自由独立的幻想彻底破灭。苦闷中我开始接触革命理论，读了中外很多包括费尔巴哈的哲学政治书籍，而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对我起了深刻的作用。后来我考入云南大学政法专业，认识了法律系教授周新民。周新民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0年代中期，在上海协助沈钧儒筹建了上海各界救国会，以后又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他于1942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民盟中央委员。

    魏淑玲：那时候，中共党员是可以参加民主党派的？

    周维迅：是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他们是由党指派以个人身份参加民主党派，有利于宣传党的政策，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发挥骨干作用。但他们一般在解放前都不公开其党员背景，仅以盟员身份出现。

    大学毕业前后，我联合几个同学创办一个刊物《自由论坛》，由于经费问题，越办越困难。当时民盟中央办了个《民主周刊》，我们就到那儿借纸。后来借的纸越来越多，罗隆基就说：“你加入民盟，纸不要你还了，以后还给你供应”。我最反感这个事情，你拿这个讲条件，我不能接受。所以，我那个时候不参加民盟。虽然如此，我对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还是热心的，在校内与跋扈、贪污、腐化、无能的国民党三青团作公开的斗争。我在“民主周刊”也做了一阵子，给李公朴帮忙，做周刊的发行。后来，抗战胜利了，我就想回到北方做文化或教育工作。于是先到重庆等待，没有门路，买不到票，就住在同学处，没事就到民盟总部——国府路300号去找周新民谈聊。那时候，我的思想受英美资本主义影响较大，崇拜英美式的议会制度，但是我也明白，渴望英美制度的民主主义者们，在中国是不会产生决定力量的，中国需要用武装推翻。我对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在产业落后的中国取得胜利深表怀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否适合中国的实际，要想把中国的社会推向前进，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是非推翻不可的，因为国民党所说的话与所做的事是背道而驰的。周新民这个人，我感觉很忠厚，待人很好。他建议我说，你还是参加民盟吧，你一个人的奋斗是有限的，不管思想怎样，要有政治理想。我说考虑考虑，后来我就同意了。他给我表，我就加入了民盟。

    魏淑玲：后来是回到南京了？

    周维迅：是的，过了两个月，有了汽车，我们就来了南京。北方去不了，我就去上海。企业界在上海呢，到电车上一看，哎呀，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死。那个时候的昆明是座恐怖城市，潘光旦、费孝通都躲在美国领事馆。本来叫闻一多也去，闻一多说：中国这么大，都这么黑暗，去那儿啊？哪儿也不去！他不怕，因为他——这个人的变化啊真的很大。从思想体系来看，闻一多本来是属于新月派的，很右翼，他以前和共产党不沾边。西南联大有个东京文艺社，学生团体。在西南联大要成立一个学生团体，必须要有教授为导师作保。有教授担保，你才能自由活动。学生第一个找到闻一多，他不干。后来就找别人了。此后活动起来，影响也很大，出墙报，各种晚会。等到一周年开纪念萤火晚会，没有邀请闻一多，但是他去了。还发言，说你们邀请我做导师，我不干，因为我觉得你们太“左”，今天你们没有邀请我，我来了，我觉得你们做的很对！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的，成为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他在昆明雨花中学作报告，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中国到处都是黑暗，只有一个地方是光明的，有自由思想，那就是延安。他就在中学这样讲！后来李公朴被刺，开追悼会后他也被刺。

    魏淑玲：您来南京后，都参加哪些民盟组织活动？

    周维迅：到南京后，民盟总部就在蓝家庄10号，我经常去。在南京谈判期间，民盟与中共紧密配合，默契互动，南京民盟的罗任一同志在周恩来的直接安排下，为和平谈判而奔走于各党派之间。和谈失败后，中共代表团从梅园新村撤退，把梅园新村30号及其财产清册都交给了民盟代管，民盟总部就迁入梅园新村30号。时间也不长，民盟成为非法组织，转入地下。那是因为民盟不参加国民大会。国民党说参加国大，给你一百多个名额，为了这事，国大推迟三天，等着民盟的决定。但是民盟没有参加，当然不能参加，这不是出卖吗？共产党不参加，我们民盟怎能参加！各个党派都参加，那才是民主！结果呢，国民党就宣布民盟非法。民社、青年两党参加，民盟就把他们开除，这是必然的，因为总是要分化的！

    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后，组织上的联系便中断了。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是与日俱增，只要有机会，总想做一些实际的革命工作。为生活所迫，我进了伪铨叙部做了职员。解放前夕，我利用便利的条件，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取出铨叙部的全部国民党党员从政人员名单，交给中共地下策反组织。

    魏淑玲：从1951年开始，您就调进民盟市委机关工作，怎么会走上专职的道路的？

    周维迅：1949年6月1日，南京市人民法院成立，它一成立我就去了。在法院我干了两年，这是我的本行！ 1951年下半年就到了民盟。那个时候，民主党派真的感到无所作为！民主党派你能做什么啊，你没有资格干，也不想干。我也不想干，但是你不去嘛也不行，这个组织原则你要维持，那个时侯法院的事情也很忙！你两边跑也不行，后来调回民盟，就离开了法院！

    魏淑玲：您一直担任机关的专职领导，对民主党派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一定有切身的感受，能谈谈吗？

    周维迅：南京现在有八个民主党派，很全！但是南京刚解放的时候，不仅没有这么多，就是已有的几个民主党派也都准备合并了，比如农工要和民盟合并的。民盟内部有两种思潮：一种是革命成功了，任务完成了，现在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心士气都很高，民盟还有什么用？取消了，中国不需要民主党派！另一种是革命成功了，有我们的功劳啊，好像要得到好处！因此，那时，形势的发展，从基层到中央，都有这个思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说，多几个党派好呢，还是少几个好，我们现在有好几亿人，党派也不多！毛主席这样一讲，就停止了合并，继续存在！不仅如此，到了1956年，民进南京地方组织成立。

    魏淑玲：解放初，民盟的工作中心是什么，怎么开展工作？

    周维迅：那时，民盟机关根本没人。民主党派你不能没有钱啊，为生活所迫，很多盟员找到其他工作走了。1952年以后才有了编制，才拿到财政局的工资！这样才行，不然你没有办法啊！那个时候，自行车啊什么的，统战部分一个给我们，通过统战部要东西！
 
    魏淑玲：当时，统战部对民主党派是很尊重的！

    周维迅：那当然！那时，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前三排专门设有民主党派席，在前面！
 
    民盟的发展也全靠中共做工作。1951年底，民盟发展的重点从高校转为中下层路线，发展中小学教师。中小学你一个也没有啊，就交叉了4个中共党员给我们，比如市教育工会小教组副组长胡毓容、还有周文彬等，都是中共的地下党员，通过他们来发展！同时一个区一个区的去召开座谈会，要求学校有代表性的人参加，区委书记亲自主持，介绍民盟的历史，过去做些什么事，现在又是什么样，让民盟在会上介绍自己的组织，让人家知道民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介绍完，区委书记还要作动员，说你参加民盟和参加党一样，鼓励大家加入民盟。

    魏淑玲：党盟合作的形势真好！

    周维迅：那个时候你没办法啊！一个人也没有，去哪里发展？统战部不帮你，你发展不起来，好多人都想加入共产党，加入民盟干嘛，大多数人不知道民盟啊！

    魏淑玲：所以我们一大批校长、教师都是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

    周维迅：对，都是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

    魏淑玲：我翻看民盟市委的档案，发现1955年我们南京支部有个干部会，是请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来讲。他说中共需要民主党派有职有权有责，我们怎样有职有责，怎样尽职尽责，应该从我们自身做起，加强自身建设！这番讲话到现在都有现实意义啊！

    周维迅：是啊，那时候民盟盟员在政府任职的有江苏省司法厅厅长高一涵、江苏省高教局副局长吴祯、南京市教育局局长陈敏之、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孙煦存，还有好多。

    魏淑玲：我们是1977年恢复组织的。组织恢复后，整个形势的状态以及为盟员做了哪些工作？

    周维迅：那个时候是学习啊！学习马克思主义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参加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另外就是配合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盟员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和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平反昭雪，发还抄家物资。

    魏淑玲：1989年 12月30日，中共中央制定颁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无疑在中国政党制度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周维迅：是的，第一次用文件的形式明确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参政党地位。民主党派在现实政治社会中全面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政治职能。这让我们高兴啊，政治热情都被激发了。从此，我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围绕南京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调研，建言献策，帮助党和政府全面掌握实际情况，促进了社会稳定，推进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盟员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还积极为社会做实事，做好事。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民主党派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魏淑玲：周老，您的一生可以说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从彷徨走向革命，本来对中共的认识是不够的，但是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目睹了国民党对外不抵抗，对内搞独裁，发动内战，实施法西斯暴行，制造一系列血案；而中国共产党则事事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一直致力于民主与和平运动，在比较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质之后，得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周维迅：是的。现在，我们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春意融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我觉得这种状态特别值得珍惜。

盟市委宣调处  魏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