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和煦地洒进书房，藤椅上坐着一位老者，白发苍苍，容颜安详。他就是原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民盟南京市委主委——周维迅。

周老已过耄耋之年，流逝的光阴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仿佛参天大树的年轮，静静地诉说着那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就让我们顺着周老的思绪趟进那近百年的历史长河……

一

1919年5月21日，河北三河县一户破落的富农家庭出生了一名婴孩，取名周庆森。不久母亲过世，留下苍老的父亲，年幼的子女和一个日渐飘零的家庭。而继母的到来，给年幼的周庆森带来的不是久违的母爱，却是更难熬的陌生和冷淡。

十一岁时，周庆森寄住在姑母家上小学，姑母家客气的“关怀”和戒条森严的礼训常常让他透不过气来。周围的孩子又大多来自比较富裕的地主家庭，从他们鄙夷的眼神中，周庆森第一次明白了“等级”的含义，也体尝到了寄人篱下的苦涩。他曾鼓起勇气向父亲提出住校的愿望，但是被拒绝了。

在原本最无邪的童年时光中，周庆森却常常坐在私塾的台阶上发呆，墙外传来隔壁家孩子玩耍的笑声，青蓝色的天空不时有小鸟飞过，阳光透过他的身体在斑驳的台阶上映下一个小小的、孤独的身影。

十四岁那年，周庆森考取了北平的中学，鉴于过去痛苦的教训，他坚决地选择了住校。搬进学校宿舍的那天，周庆森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但随之新的忧愁又来了：家里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面临着随时终止学业的困境。这样的精神负担让他觉得异常苦闷，却无法解脱。

1936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首先在北平爆发，周庆森身处爱国救亡重镇，“救亡图存”不再是纸上的字眼，身边来自社会各界的奋力呐喊和爱国举动，是那么清晰、那么真切。植根在周庆森心中的爱国热情一经点燃，就犹如熊熊大火在胸腔里炽热燃烧起来。

随后“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中华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周庆森与当时众多热血青年一样，一心想投身抗战，憧憬着铁蹄下的中国大地一朝复苏立于世界之林。

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整顿、改革和开放政策，大力建设“新云南”，收到了相当的成效。同时，龙云因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逐渐支持抗日民主活动，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为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龙云也被称为“云南王”。云南，在当时进步青年的眼中俨然成为了抗日的大后方。

眼见着周围的同学纷纷收拾行李南下参加抗日运动，周庆森却苦于找不到门路一同前往，心情十分愁苦。1938年初，他考入河北省立北平高中。单调的寄宿生活中惟一的乐趣就是阅读有抗日思想的书籍，但那时日伪常常到学校内检查进步书籍，一经发现就要没收，同时学生们还得接受罚站、挨饿等严厉的惩罚。但是，天生的“叛逆”是不可被压制的，既然不能光明正大地阅读进步书籍，周庆森和同学们便在私下偷偷传看，还经常聚在一起交流心得体会，朴素的爱国情绪因为压制，反而更加高涨。

那一年的七月，周庆森的国文老师也决定赴昆明参加抗日，临行前他找到周庆森问他愿不愿意同他一起南下。周庆森想只要筹得路费，在那样的大时代里是不会没有出路的。他毅然拿出生活费，与同学一行三人在天津坐上南下的小船，奔赴了抗日的大后方——昆明。

船行三月，路经香港、越南，因战事造成的大规模迁徙，使沿途停靠的码头呈现出另一派“热闹”景象。周庆森常常躺在船头甲板上仰望浩瀚星空，谋划如何在昆明这片热土上为了抗日大干一场。可当他们四人踏上昆明的土地，眼前却是另一番景象：没有革命的热火朝天，有的只是一样的麻木、凄凉……

满腔的热情被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泼下来，周庆森感到深深的失望。无奈下，他们四人考入云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年级读书，安定下来。当时附中的教导主任杨一波曾经在莫斯科步兵学校留学过，抗战初国共合作时回到云南，他的思想是比较进步的。在周庆森眼中，与杨一波交谈是一件快乐的事，他经常推荐学生一些有进步思想的书，讨论当期的局势和革命问题。于是课余大部分时间，周庆森都在图书馆里度过，有好书相伴，日子虽清贫倒也还算充实。

这样的日子到了1939年7月，结伴南下的四人，因无力缴纳二十元学费，屡次向校长交涉发生争执，而被学校开除。四人走投无路，既没有钱，也没有熟人，只得在昆明困居了两个多月。

正值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第二届全国各大学统一招考，他们便试考大学。那时因顾虑到如果考上大学，附中校长会从中破坏，周庆森便改名为周维迅。1939年冬，四人都考取了大学，周维迅被分派在云南大学法律系，次年转入政治系。

大学四年里，周维迅仍然喜欢研读进步书籍。他认识到，马列主义是科学的普遍真理，但如何在中国实践，却是没有方向也没有信心的。当时的他只知道要中国富强，首先要使中国工业化，而要工业化，就要发展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是封建社会，怎能一下子跃进社会主义呢？这些问题经常困扰着他，但有一点周维迅是坚信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必须有一支先锋队伍去领导中国革命，才能彻底消灭中国社会的封建统治，驱除帝国主义的侵略。

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在地理位置上靠得很近，当时，联大有很多著名的学者、教授任教，这些教授经常在云大客座讲学，周维迅他们也时常到联大旁听。在周维迅的记忆中，闻一多先生是充满才情和激情的，听他的课一定要很早就去，否则找不到座位就只能站着听讲，就连教室外的走廊上也站满了前来听课的学生。讲台上，闻先生时而饱含深情吟诵古今中外优秀的诗歌，时而言辞激烈痛击蒋政府的腐败，学生们则在台下听得酣畅淋漓，大呼过瘾。

当时，学生要成立社团，要有教授来作导师，于是邀请了闻一多先生，而闻先生觉得社团思想“太左”，没有同意。后来，在社团的一次萤火晚会上，闻先生来了，他说：这次我不请自来，是因为社团的立场转变了，是追求真理的！自那以后，闻先生经常为社团讲学辅导，“要革命就不要怕死”是闻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先生豪爽洒脱的性情和高尚的民族气节给周维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皖南事变后，以国民党反动势力为后台的“三青团”在大学里纠结了一批反动学生进行大量无耻的反动活动，十分猖狂。有一次，“三青团”在云南大学操场旁的墙上贴了张标语，写着：要抗日，消灭新四军是前提！周维迅看到后很气愤，立即找来一张纸，写上：“这是不对的！应该团结抗战！”并在下面落了款，贴在“三青团”的标语旁。就在这天晚上，周维迅在宿舍里看书，“三青团”为首的学生陈尚藩找到他，说要和他谈谈，想拉他加入，却被周维迅一口回绝了。陈尚藩眼见拉拢不成，又拿出匪首康泽交给他的《异党活动调查表》及电报指示开始恐吓周维迅，说：“如果我们黑着良心干掉两个同学是很容易的！”就这样一直“聊”到第二天天亮，周维迅还是没有被吓倒，陈尚藩他们只得怏怏而归。但从这以后，更多的学生挺身而出反抗“三青团”，他们在学校的活动也更为大多数同学所不齿了。

二

1943年，大学的最后一学期，同学郭相卿找到周维迅合作编辑刊物。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一切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共产党员和追求进步的革命青年都成了追杀的对象，一时间血雨腥风。可想，在那样危险的境遇下，编辑刊物是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很多意想不到的危险。郭相卿当时是云南省的参议员，办刊其实是为了积累政治资本。周维迅提出，刊物的编辑组稿等工作由自己负责，郭相卿只负责提供经费支持，不得干预刊物的中心主张，郭相卿同意了。

于是，周维迅和几名志同道合的同学兴致勃勃地开始筹划办刊事宜。首先，周维迅找到南开大学的教授王赣愚谈办刊一事，王教授说刊名就叫《自由论坛》，你敢不敢用。周维迅笑着说，这有什么不敢用的，我们的办刊宗旨就是宣传自由和民主，叫《自由论坛》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刊名有了，但是眼下创刊号的文章还没有着落。周维迅又找到潘光旦，潘教授当即就答应下来，将手头一篇《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研究》交给周维迅用，这样第一期《自由论坛》就付梓印刷了。

以后《自由论坛》一月一刊，撰稿人多为大学教授，当时潘光旦、费孝通、闻一多等是《自由论坛》的“长期稿源”。每月，《自由论坛》的初稿还要交给国民党当局审查，内容稍有激进就被删掉，所以初稿开天窗是常有的事儿。这时，周维迅就请费孝通先生“救场”。费先生是出了名的“快手”， 为了补天窗，费先生就坐在印刷厂里，根据空白的篇幅和内容，几分钟内就能写就一篇，周维迅他们在旁边立等可取，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同学郭相卿虽然提供经费，但毕竟有限。刊物出版了，还要打广告作宣传。周维迅找到《新华日报》——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公开合法出版的报纸，请求他们给作广告。《新华日报》的主编看到他们是学生办刊，宗旨也与中共的最低纲领——“民主革命纲领”基本是一致的，便给与了他们大力支持，同意免费给他们打广告。同时，《自由论坛》的邮寄工作也得到了在邮局工作的同学的大力支持。起初，付资订阅《自由论坛》的人还不多，每月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免费送人的。在那位同学的帮助下，周维迅他们每月把《自由论坛》送到邮局，由那位同学直接打包邮寄出去，这样就又省了邮费。

转眼到了1943年7月，又是毕业时分。周维迅自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在“昆华高级商职学校”谋得一份教书的工作，赖以维持生活，同时，他继续留在《自由论坛》作编辑。当时，民盟昆明地方组织也有一份自办刊物，叫《民主周刊》，杜迈之任编辑。受到邀请，周维迅也经常在《民主周刊》那边作点编辑、发行的活儿。受经费的影响，《自由论坛》不得已常常向《民主周刊》借点纸张和油墨。当时的负责人之一罗隆基常开玩笑地对周维迅说，加入我们民盟吧，借的纸就不用还了。周维迅也总是红着脸，低下头悄悄地走开。

这样到了1944年，凭着敢说真话的办刊风格，《自由论坛》在社会上渐渐有了些名气，订阅的人也逐渐多起来。月刊的信息量和速度也逐渐不能适应更多读者的需要，周维迅和同学们开始酝酿着出周刊。说是周刊，其实是一张薄薄的新闻纸，内容多为针砭时弊的杂文，作为月刊的补充，内容和形式上更加自由、灵活，周刊一经推出，就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周维迅他们天天忙于组稿、校对、编辑，穿梭往返于大学、组编室、印刷厂，常常忘了吃饭，实在饿了，就啃几口随身带着的馒头充饥。

以后昆明屡次的民主运动，《自由论坛》都参与其中，口诛笔伐，对革命运动起了些作用。但这时，最初出资创办《自由论坛》的郭相卿，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和利诱，害怕起来。周维迅他们虽苦苦支撑，可《自由论坛》还是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年宣告改组停刊。

处理完刊物最后事宜，离开的那天，周维迅觉得自己像高速旋转的陀螺突然失去了重心，戛然而止，心里空落落的……

三

1946年2月，周维迅辞去了教书工作，只身一人从昆明到了重庆。离乡背井7年有余，周维迅想回北方从事文化或教育工作，也想回去看看家人。那时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刚结束，各方面都想着还都。周维迅找到国府路300号民盟代表团办事处与周新民和刘文西（盟员，中共地下党员）谈了几次话。周新民建议周维迅说，不管思想怎样，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不如加入民盟吧。周维迅经过深思熟虑后，同意加入。

重庆的二月是寒冷的，但在寒风中仍能清嗅出即将到来的春日的气息。周维迅在周新民、刘文西的介绍下，在民盟代表团办事处认真地填写完入盟表格后，郑重地交到周新民的手上，待他们签完字后，按照当时保护盟员安全的惯例，周新民随即烧毁了表格。跨出办事处的大门，周维迅在重庆的街头找到了不曾拥有的归属感。

1946年6月，周维迅从重庆来到南京，原拟北返，但由于盘资用尽，又无工作的门路，只得留在南京。旧政协会议以国共谈判失败而告终，多年的从事文化与教育工作的理想也无法实现，心中愤懑却又无可奈何，周维迅决定外出到上海散散心。

七月的一个午后，黑云压城，空气潮湿闷热得另人透不过气来。在上海的电车上，周维迅翻看着一叠厚厚的报纸，搜寻关于解放战争新进展的消息，却骇然看到闻一多先生在昆明遇刺身亡的噩耗，回想到与先生在西南联大一同品书、一道抗争的时光，先生的音容笑貌又鲜活地浮现在眼前，那句“要革命就不要怕死”的话萦绕在耳畔，久久不散，周维迅握紧了拳头，潸然泪下。

闷雷犹如打在周维迅的心上，空气中到处凝固着血腥的味道。

同年十一月，周维迅由一位同学的叔父介绍，到铨叙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人事部门）工作。

1947年11月，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周维迅与组织上的联系也因此中断。迫于生活的压力，周维迅在国民党政府作了一名普通的职员，但他对于反动派的痛恨却与日俱增。他常想着做出一些实际的工作来支持革命，但却不得其门而入。

在铨叙部工作的两年时间对于周维迅是极其漫长的，他靠着读一些革命理论书籍来消磨时间，但心中常有一个的声音坚定地告诉他，中国的天就要亮了……

淮海战役告捷，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反动派忙着逃命、自顾不暇。这个声音在周维迅的心中更加坚定清晰。一日，周维迅走在南京的街头，街上的人群按捺不住即将取得胜利的喜悦，奔走相告，散发解放军城市政策等文件。纸上的油印铅字，就像镌刻在自己的心上一样，周维迅深深地感到，共产党的思想是先进的，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解放。

1948年冬，一个寒冷的午后，中共地下党员郭乃策、阎严找到周维迅，托他协助取出伪铨叙部的《国民党员从政人员名册》。名册是国民党从政人员的重要档案，记述了官员从政期间的重要工作经历。得到名册意味着掌握了国名党很多重要官员的一手资料，对进一步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意义特殊。周维迅郑重地接受了任务。在一个夜晚，协助郭、阎二人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全城欢腾。解放军进城的时候，周维迅是夹道欢迎的激动万分的群众中的一员。看到多年的期盼终成现实，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解放中国众望所归。中国人流泪了，周维迅流泪了……那一年，周维迅正好三十岁，而立之年，他亲眼见证一个崭新的中国从此站立起来！

四

   中国打破了黑暗，睡狮终于复苏！可这时，民盟组织内部却响起了不同的声音：一方面认为，中国解放了，民盟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是时候该解散了；另一方面认为，中国的解放，民盟也做出了很多的工作，需要有合适的位置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两种声音，常常在当时的各种讨论中争论不休。周维迅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情隐隐在困扰着他。毛泽东等党的国家领导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及时阻止了民主党派解散组织的行动，并批评了共产党内存在的错误认识。

1949年6月初，周维迅在南京人民法院任职，先后在刑事庭担任书记员、审判员。那时每个审判员的手上都有很多案子等待处理，周老回忆说，最多的一天有200多人被枪毙。但他对其中一件案子印象深刻，也充满了深深的遗憾。当时有名姓吴的疑犯，是个哑巴，审判这名疑犯的案子耗时颇久，因为哑巴听不见、说不出，理解自然也有问题。为使案件审理公正，周维迅找来手语翻译，仔细审理。但他手上也有很多其他案子等待办理。有一天，周维迅赫然发现在审的这名吴姓疑犯竟然在没有最终定案的情况下被枪毙了。周维迅非常气愤，也十分内疚。在他的继续调查下，证明那是一起冤案，也得到了平反。但周维迅还是久久不能释怀。他说，自己是做司法工作的，最重要的是要具备清醒的头脑和正直的心，审理案件要辨明是非，秉公办理，但也不能耽误时间，更不能让受冤的人在牢里多待一天！他把这归结为一个司法工作者的良心。

1950年，周维迅放下了法院的工作，全身心投入民盟的事业，担任民盟南京市第一届委员会秘书处主任，一手组织开展民盟地方组织各项工作。在他的组织带领下，盟的档案得到重新整理，民盟南京地方组织又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五十年代开始，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新中国明朗的天空也会掠过片片乌云。

思想改造运动使盟内的工作变的很复杂，盟员的思想经常发生很大的波动，周维迅总能凭着多年来对党的正确认识，并怀着一颗真诚和善的心，关心、开导盟员。民盟江苏省委原副主委戴树和在当时还是一名刚刚加入民盟的新盟员，由于家庭出身的问题，经常遭到批斗，感到很委屈，他认为自己在旧社会只是一个学生，从没参加过反动组织，也没干过坏事，为何得不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信任？这时，周维迅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劝慰开导他，说：“社会要改造就要搞一些运动，而搞运动总要涉及到一些人，只要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就能坦然接受党和国家的检验，正确对待，最后组织总有正确的结论。”多年后，戴树和谈起这件事，仍心存感激，他说是周老的这一席话，让他能以比较平静的心态度过了一次次运动，在以后遇到困难时，想起这番话，心中也是倍感坚强。

周老常常告诫盟员：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一定要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八十年代起，民盟恢复组织活动，周老带领机关同志配合南京市委市政府对盟员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和落实政策，带领盟员实践民主政治，大力促发展，积极加强自身建设。1982年，民盟南京市委遵照民盟中央的要求，对南京地区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盟员落实政策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并对盟员中担任全国和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学校（院）长、研究所所长等28人进行重点调查，共写成调查材料66件，分别报送有关部门，一般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周老为了盟员的落实政策几经调研，四处奔忙，南京当时五百多名盟员都熟悉他高大的身影和儒雅谦和的笑容。

在改革开放初期，周老担任民盟南京市委主委，为民盟掌好舵，积极组织成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讲团，到30多所单位宣讲40多场，听众4万余人；为了响应中共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南京市文化会堂举办向科学进军展览会，组织156位民盟盟员提供了创造发明、科研论文、编译著作、文艺创作、教材讲义、创制教具；举办盟员为“四化”服务成绩汇报展览，提供了科研专著、学术论文、编译著作和文艺作品等展品；自筹经费创办行知业余学校，发动教育界盟员奉献教学，为高考补习和成人再教育提供了新的途径……

    1983年起，周老一边担任南京市人大副主任，一边在民盟机关主持工作。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尽可能多地处理事务，周老经常一刻不歇，连水也喝得很少。当时，民革、民盟市委共用一辆公车，可周老从来不用，在往返人大、民盟和家之间，乃至外出办公事时，他都坚持坐公交车。后来，周老担任民盟南京市委主委，机关也出台了用车制度，可周老还是坚持不用。有一次，周老向机关申请用车到火车站接人，事后，他还特地到机关送来“汽油费”，还是不占公家的半点“便宜”。周老清正廉明的形象影响着他身边的人，团结清廉是盟员对机关的一致评价。

周老经常在各种盟务活动中重复这样的话：坚定地和党走在一起，遵照党的指示，“大同”是不能变的。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经历，坚信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工作是最神圣与光荣的，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光明和富强。

他曾担任：民盟南京市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委、主委、名誉主委；民盟江苏省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委、顾问；政协南京市委员会副秘书长、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参政委员；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南京市人大会常委会副主任。

今天，当我们谈到政治交接时，周老意味深长地说：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有着同一个目标，以前是追求民主自由，现在是和谐发展，本质是一样的，大方向是一样的。民主党派不能脱离这个大方向，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正确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光明、富强。

他用一生验证着中国知识分子从自发抗战到消沉彷徨再到坚定地和党走在一起，共同争取光明与希望。他仿佛一位执着的花匠，用一生的心血灌溉心中“自由与民主”之花，几经挫折，几度彷徨，但对于“自由与民主”的追求却从来没有放弃，始终坚定如一，历久弥坚。他希望自由与民主之花，永远深植在每个中国人心中，常开不败。

截稿之前，正遇汶川大地震，原本替周老九十大寿精心筹备的祝寿会，在周老的坚决拒绝下，一切从简。他说：“现在国家有难，工作的重心就是抗震救灾，不要搞祝寿会。”之前，他已去社区向灾区捐赠了1000元。这是一位心系灾区的老人能想到的最直接的救灾方式，和他的为人一样，朴实无华。

周老，从历史的烟霭中一路走来，细述点滴沧桑。岁月，在他坚毅的眼神中沉淀永恒；夕阳，爬过他布满皱纹的额头，轻抚华发。

民盟南京市委会机关  韩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