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民盟老一辈领导人，他身上所具有的追求真理、爱国忧民、学有专攻、博识多能、温文尔雅等品质，是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本文通过记述潘先生的一些琐事，展示先生光辉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成绩优异的好学生 潘光旦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学习成绩十分优秀，为“全级之冠”。梁启超在看了他的论文后对他非常欣赏，认为有些研究做得很深入细致，用这种方法做学问，没有不成功的，夸奖他说，凭潘光旦的“头脑之莹澈”，可以做科学家，凭潘光旦的“情绪之深刻”，可以做文学家，并勉励他把兴趣爱好集中到一点上，不要像他自己那样泛滥却没有收获。潘光旦在校期间，由于一条腿被截肢，卧病时间太长而旷课很多，他就问当时的代校长严鹤龄自己能否出洋，严回答说，“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把一条腿的送来了。”一位美籍女教师为他抱打不平，说“潘光旦功课门门都是第一，他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后来清华还是对这个平时成绩非常优异的学生网开一面，特许他留校补习一年，然后赴美留学。刚开始在美国达茂大学插班进入三年级，当时清华留美学生一般都只插入二年级，能够插入三年级已经很了不起了。潘光旦勤奋苦读、自强不息，当时他的学校离宿舍很远，每天要往返好几次，必须要坐电车，他就拿着两条拐杖跃登电车，别人都替他担心，他却处之泰然。就这样，在三年级读过一个学期后，潘先生收到学校教务长的信说“对不起，你该读四年级”。 包车上专心读书的先生 潘光旦先生1926年从美国学成回国，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先在上海的8个大学进行或长或短的教学、研究工作，同时参与了不少报刊编辑活动，如参与编辑《时事新报》“学灯”副刊、英文《中国评论周报》、《新月》，主编《优生》月刊、《华年》周刊等。那时他兼职比较多，收入也颇为丰厚。由于他身有残疾，行动不方便，所以出门就不坐电车，专门买了一辆包车并雇人给他拉车。认识他的朋友经常看到他坐在包车上，两条特制的拐杖放在车座的两旁，戴着一副半新不旧的近视眼镜，双手捧着几寸厚的大书，在热闹喧哗的街上目不暇顾，拼命认真地读书。试想在热闹的大上海街头，这种情况被别人看到了，一定会对他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可是他却对别人的注意完全不放在心上。争分夺秒，用心之专，由此可见一斑。 幽默乐观的“独脚仙” 有一段时间，到潘光旦先生家来拜访的客人实在太多，令他不能安心工作，于是潘先生就悄悄地溜出家门，到外面租了一间环境安静的公寓房，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埋头写稿和翻译。他一天工作10个多小时，写出一万多字的长稿，这样的工作效率能够持续4、5天，然后休息一两天，再继续写作，不出两个星期，他就交出了十万多字的稿本，赶稿的速度十分惊人。朋友们都以为他精力过人，就都来问他是如何做到保持这样充沛体力的，他幽默的回答大家，“这就好比一户人家，开支节省的，经济上必然充足。我身上比别人少了一条腿，在血液的供给上可以省却很多消耗，所以我的精力就特别充足。”一般人都会对自己的身体缺陷避讳不谈，潘先生却毫不介意，拿自己的短腿开玩笑。其器量胸襟可谓十分豁达。 智退“打狗队” 抗战期间，潘光旦先生任职西南联大，当时的西南联大办公条件异常艰苦，像潘光旦这样的名教授也只能租住在一户农民家里。当时农村养狗的人家很多，云南的地方军队就以狗叫影响他们下乡执行公务为名，经常到乡下来打狗，杀死后送到饭店烧了吃掉。当地的村民不堪其扰。有一天，一伙当兵的跑到潘光旦住的农户家中打狗，主人急的连忙请潘光旦出面阻止。潘先生就拄着拐杖出来问那些当兵的，“谁让你们打狗的？”带队的小官说，“我们打狗是奉了上司的命令，一来狗叫会影响我们下乡执行公务，二来狗肉去湿气，我们吃了可以更好地打日本鬼子。”潘光旦就问“你们是谁的部队?”那些士兵就说，“我们是云南王龙云大公子龙大少爷的部队！”潘先生就说，“好啊，我跟你们龙大少爷是好朋友，你们狗就不要打了！”有士兵就问，“那你知道龙大少爷住在什么地方？”潘光旦一看这架势不好，急中生智，佯装大怒，用手一指，“你知道我这条腿是怎么丢的！”带队的小官以为他是位隐退的高官，赶紧敬了个礼，带着当兵的走掉了。当时的潘光旦是不认识龙大少爷的，但后来不久，由于云南王龙云敬重读书人，潘光旦成为龙府的座上宾和常客，他甚至还通过龙云为云南民盟筹集了大部分的活动经费。 不讲人情的士子 30年代，潘光旦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期间，他严格遵守学校规定，不徇私情。有一次安徽省主席刘镇华想让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特地写信给他。潘先生婉拒道“承蒙刘主席看得起，想让贵公子来读书，但是清华之所以是清华，全是因为它按章办事，如果这点都遵守不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无巧不成书，10多年后潘光旦又遇到同样的事。那时已经解放，潘先生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有人跟他说，沈衡老的孙子想来清华旁听，已经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当时潘光旦其实已经不在其位，完全可以不管这个事，但他还是不同意，说“这样的事，不仅对清华不利，对自己的名声也会有影响，高教会这样做，也是不够检点。”他为了坚决维护清华的制度，可谓不讲人情。但事实上，他又是一个情深意重的师长，对自己的学生爱护有加。据钱伟长回忆，抗战期间钱伟长作为进步学生被潘光旦找去谈话，谈完后潘先生偷偷地跟他说“你们听了就过去了，学校不是完全反对你们的，不过外头不要宣传”。所以他对学生运动的人，一般是不处分的。 秦淮综合一支部 顾武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