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一次“铲除中国数千年专制，缔造亚洲第一个共和”的伟大革命。这一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为了改造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和平、富强耗尽了毕生精力。安徽也涌现出众多追随中山先生的志士仁人，他们怀着炽烈的爱国热情，前仆后继，探求中国的出路。其中安徽省定远县除出了“凌氏三庵”（凌毅取字蕉庵，凌锐取字济庵，凌昭取字铁庵）外，还出了“胡氏双杰”，这就是已故的胡维栋（生于1875年，五兄弟中排行老三），胡维权（字衡周，生于1888年，兄弟中排行老五）两位先生。据胡维权生前说，其祖父原本不是定远人氏，籍贯不详。他原是太平天国的医官，天京（今南京）被清军攻占后，祖父逃到定远，在定远县城开了间中药房，并亲自坐堂为患者治病，医术和医德皆为人称颂。为保身家平安，遂归附定远西乡（今安徽省长丰县陆桥）“六门胡”中“二门胡”，落户定远。

    自小受先祖反清思想的熏陶，胡维栋、胡维权兄弟俩立志要推翻清王朝统治。后胡维栋先行考入安徽省巡警学堂学武，旋即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先生组织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在安徽省巡警学堂任教官，时与徐锡麟、冷遹等志士交厚。胡维权经过努力考入位于安徽省安庆市的安徽高等师范读书。这期间，受其三兄胡维栋的影响和引导，也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7月，胡氏兄弟亲自参加了辛亥革命烈士徐锡麟所领导的在安徽省安庆市安徽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反清起义的革命行动。这次行动，使安徽巡抚恩铭丧生，起义官兵攻占军械局，同前来围剿清军血战四个多小时终告失败，更不幸的是徐锡麟被捕后当晚惨遭杀害。胡维栋、胡维权在与清军拼搏后脱身，两人浑身是血，亏得一黄包车夫垂帘运救，兄弟俩才幸免于难。

    武昌起义消息传至安徽，胡维栋和胡维权也在安徽参加了反清起义。柏文蔚时任皖民军总司令，胡维栋受命任第十一师师长，在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的各次战役中，身先士卒，功勋卓著，授少将衔。胡维权受命任师敢死队队长，每次在与清军浴血奋战中，总是一马当先，出生入死，屡建战功。

    民国成立后，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被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所篡取。胡维栋也像蔡锷将军一样被骗去北平（今北京）软禁起来。1925年孙中山先生为国家计，应北洋政府邀请北上欲与北洋政府谈判，共商国是。胡维栋为此重鼓希望，振奋不已。但北洋政府此举只是为宣传自己，蒙蔽视听，对中山先生则施以欺骗，拖延时间不予谈判，致使中山先生北京之行毫无结果不算，北上时所患疾病日趋严重。中山先生病逝后，胡维栋对一批表面尊崇实则背叛中山先生革命主张的人恨之入骨，终因悲恨交加而忧郁致病，当年逝世于北平，享年50岁，追授中将衔，灵柩归葬于安徽省定远县南乡高塘李字庄（村）。

    北伐战争开始，胡维权先生先受命任国民革命军晋太运输司令部上校运输处长，后改任国民革命军晋太运输司令部驻北平办事处上校处长。胡维权任驻北平办事处处长期间，其一位上司采用欺骗手段让其调拨了两节车皮挂军列运输走私。事后，该上司派人送3000大洋给胡维权作为酬谢。胡维权得知受骗后非常生气，断然拒绝了3000大洋酬谢；此后每收、发一趟军列，胡维权都亲自带领军队稽查队按节检查车皮，杜绝了利用军列走私的行为。其上司非常恼火，常隔三差五地找碴生事欲置胡维权于死地而后快，奈何实在无碴可找，但心中对胡维权忌恨不已。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发革命政变后，胡维权不满蒋氏独裁专政，又看到政局混乱，连军队中也腐败至极，遂愤然退出军界，后又因日寇侵华而被迫离开家乡，先后辗转于皖北、皖南、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重庆、上海、南京等地，在诸多县城（如安徽寿县、立煌（今金寨）、宣城、休宁；江西、婺源、永丰、永新；湖南永兴、朱阳等地）担任过民政局长、税务局长、教育局长等小官，但常因秉性耿直，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不搞歪门邪道而遭人忌恨，任职时间不长即被解职，更多时间在政府机关里当个职员或从教于中小学。解放后，家中曾见有两块六边形钢柱块，钢块的一个平面上有一圆形凹坑，凹坑中有字。其孙子不知为何物，问祖父，方才知道这是制印徽章的钢印模。记得其中一个字迹显示为“江西省永新县税务局”。原来，胡维权就任江西省永新县税务局局长前，原税务局长纠合地面上的富豪劣绅、地痞流氓，戴个税务局徽章到处设卡“收税”以中饱私囊，老百姓与商户叫苦不迭，怨声载道而又无可奈何。胡维权就职后，首先在全县宣布废除原税务局徽章；接着与徽章制造厂商签订合约，由胡维权找人设计新徽章样式，只按税务局工作人员人数及预留变动数制取新徽章，规定若发现制取徽章数超额或社会上发现有非法佩带新徽章，则厂商老板送警察局受罚；同时发布布告声明税收人员必须佩带新徽章并同时持有税务局证件方才执行收税工作，从而彻底制止了当地原先乱“收税”现象，得到了当地厂商和百姓的认可。为预防徽章制造厂商暗下作怪，在派人督查徽章制作完毕后即将钢印模收缴了过来。还有一块是哪个地方的，记不清了。钢印模就这样被保存了下来。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防“破四旧”惹来麻烦，两块钢印模和一只据说是宋朝的金龙图像的大口磁盘丢到家门口的深井中去了。

    在江西省永新县期间，胡维权遇到了一件事，使他对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和了解。胡维权在当地担任税务局局长后不久，红军攻占了县城，国民党县政府官员全成了红军俘虏。红军从百姓处了解到胡维权当税务局长后的作为，且他还曾是“同盟会”会员后，特地由红军首长将胡维权请去，向他宣讲了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请他吃了饭，然后送了盘缠，写了路条并派兵护送他出境让其返乡。后，胡维权在安徽任教时，与同校教师中共地下党员柯庆施成为至交好友，并结拜为兄弟，胡年长为兄。当国民党反动派得知柯庆施是共产党员后执行逮捕时，胡维权抢先一步在柯庆施返校途中截住他，告以危险不能返校，并将身上所有的钱连同棉袍（时值严冬）送给柯庆施，让其脱离险境而免遭毒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会晤。胡维权携带全家及记载有毛泽东主席和蒋介石委员长会晤情况的《新华日报》、《和平日报》等进步刊物，乘轮船由重庆去上海。途中，船至九江，国民党军警盘查后欲扣船拘人，经胡维权据理力争及同船旅客声援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只得将人、船放行，并归还了部分报刊。胡维权将所剩报刊一直妥善保存到全国解放，当新华社征集革命历史文物、资料时，他将所有的珍贵历史文献毫无保留地奉送给国家。

    解放后，胡维权已过花甲之年，虽然他感到自己身体健康，心中很想能继续工作，但又不去拿没有实际工作内容的“快活钱”。与其三兄胡维栋交厚，解放后担任江苏省副省长的辛亥老人冷遹（冷遇秋）先生曾多次有意介绍他去江苏省文史馆当馆员，均被婉谢。胡维权先生晚年常说到：“我们过去投身辛亥革命，是为了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参加北伐，是为了打倒军阀，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后来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蒋家王朝的统治。现在又带领人民搞建设，走富裕之路，我还有何求？”至此，胡维权先生热衷于社会公益工作，出黑板报搞宣传、搞卫生、搞绿化，搞扫盲，年年捧回多张奖状。街道上，提起“胡老头儿”，没有不敬佩的。同时，胡维权积极参加“民革”组织的活动，抽空撰写辛亥革命以来的回忆录送交江苏省文史馆和南京市“民革”供研究参考。

    党和国家没有忘记这位为中国革命做出较大贡献的辛亥老人。南京刚解放不久，当时就任南京市市长的柯庆施听说胡维权先生也定居在南京，特地设法向多位民主人士了解情况：“衡老各方面情况还好吗？”这些人士转达了柯庆施的询问并建议胡维权去见柯。胡维权让这些民主人士转告柯庆施“一切都好，多谢挂念”，没有去找柯“认旧”，也没有向党和政府提任何要求。实际上，胡维权的日常生活是很艰苦的。有时想喝酒了，就叫孙子去小店打个二两白酒（旧制十六两为一斤）；吸烟，花七分钱买五支“飞马”，后来干脆买烟叶来切碎了自制杆烟抽。为解决家庭生活困难和个人零用钱，已近耄耋之年的胡维权就买烟叶切碎自制纸烟卖。后不许私人制烟，他就带着孙子帮南京火柴厂糊火柴盒，糊1000个火柴盒才5-7角钱，糊了好些年。指挥孙子为鞋帽厂掐草帽辫子、纳鞋底，为他们自己挣钱交学费。六零年“三年困难时期”，因家中孙儿、孙女渐大，生活实在困难，胡维权才在儿、媳的恳求下，给上海的中共华东局“柯庆施办公室”写了封信“认旧”请求帮助。“柯庆施办公室”给南京市委、市政府发了函，遂每月由街道发给10元生活补助费；三年后，增加为每月20元。“文革”中，有“红卫兵”欲“抄家”时。街道党委及时与“红卫兵”沟通，说清胡维权老人的历史及党对辛亥革命老人的政策，避免了恶性事件的发生。后终因欲将老人全家下放农村等问题的影响，胡维权先生殒于1975年4月，享年88岁。

    值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文向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及在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斗争中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和奋斗终生的志士仁人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为按照“科学发展观”去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统一、民主、和平、富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任重而道远。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作者胡申生，民盟盟员，直属一支部成员。系胡维权老先生的长孙，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就教于南京一中初中部，中学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