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具有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深厚底蕴，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是我们的祖先在改造自然、治理国家和提高自身素质等方面积累的经验，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中，一些杰出领袖无不继承了我国的优秀传统道德，并将之上升为革命的道德品质，身体力行，引领中国革命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社会文明程度日益提高。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作为个体的社会角色首先是家庭成员，然后才是社会公民，因此其道德精神亦以“孝悌”为核心。“家国一体”的伦理政治，使人们的思维方式习惯于从小家出发归结为“天下一家”。“天下一家”的道德责任观念，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国耳忘家”，“公耳忘私”都显示了强烈的为国家、为民族的整体精神、奉献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在这种精神下对人评价的标准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指整体利益，国家的道义，利则指个人私利，中国传统道德不齿于为一己之私利。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对这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优秀传统道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抱热爱、保护、传播的态度。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1917年给黎邵西的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9页）。”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目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衰落、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1917年写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迈诗句，表达了革命青年的崇高志向和广阔胸怀。1925年，毛泽东又写下《沁园春.长沙》，面对自由的“万类”和不自由的人类，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天问”。其爱国、忧国、报国的情结，与古往今来慷慨悲歌的志士仁人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中华民族“竞自由”，为苍茫大地“主沉浮”，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为之奋斗终身。

   中华民族以爱好和平、忍辱负重的精神著称于世，但又具有自强不息的反抗精神，从孔孟的“暴君可诛”到“除暴安良”，在广大人民中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行为规范。当统治者暴虐无道，民不聊生时，就有一些为民请命的华夏儿女，率领人民推翻暴君，诛杀赃官。尽管由于思想的局限性，他们并没有找到一条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但反抗黑暗追求光明却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目标，以武装斗争为手段，领导人民闹革命，争取和平与民主，推翻黑暗的反动统治，终于成就一代伟业。

    在我国历史上，每当民族危亡之时，中华儿女便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伸张民族大义，他们的斗争精神一直激励着共产党人为保卫国土完整、民族独立而斗争。1937年，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进而灭我中华时，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筑成抗日民族统—战线的坚固长城，将日寇赶出中国。“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进而，抗日烽火四起，不同政治信仰，不同民族的中国人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御外敌。

    孔子主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割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分愁的浩然正气，曾激励革命前辈和一代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把东北作为征服中国的战略基地，抗日名将杨靖宇及东北抗联的存在，似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1938年起，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调动日伪军警6万余人，对抗联进行“大讨伐”，特别强调：“专打抗联，专打杨靖宇”。 杨靖宇率部采取夜袭、伏击、迂回等游击战术，与敌周旋苦战，取得一系列胜利：击毙日本指挥官西田重隆，消灭了日伪称之为“剿匪之花”的伪满军“索旅”，粉碎了敌人策划的“东边道大讨伐”。 1940年2月23日，因叛徒出卖，杨靖宇将军在弹尽粮绝中牺牲。经日军解剖，发现他竟以军大衣中的棉花、树上的树皮、雪下的草根为食，残暴的侵略者被震惊和折服了，参与“围剿”的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不得不承认：“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

    中国人一向有“民以吏为师”的说法，“公生明，廉生威”，不管哪朝哪代，为官者以清廉勤政为美德。毛泽东之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成就一代伟业，彪炳青史，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倡导和继承的正是大公无私，克己奉公，为民表率的传统道德观。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事业牺牲了六个亲人，却从不肯对自己的亲属作一点特殊的照顾，对实有困难的亲属，他都以自己的稿费资助。周恩来，作为一个任职27年之久的共和国总理，从不居功自傲，以权谋私。在他规划祖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时，心中只有全国的老百姓，没有为自己或家人谋过半点私利，没有安排一个亲属到党和政府机关工作，而是教育他们要自食其力，服从国家的安排。有这样的共产党人垂范于前，党风、政风、社会风气自然是为人称道。

    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注重人格的修养，孔子所谓“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论语•子罕》) 。”被看作是一个人超凡入圣的标志。周恩来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熏陶，通过与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而得到了光大与升华，融铸为一个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时代伟人。其人格风范的一个基本特点正是仁、智、勇三者的完美结合。具体体现在周恩来对普通民众的无尽关怀与体贴之中，在他为了中国乃至于人类美好明天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不息奋斗之中，在他坦诚交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相处之道中。周恩来始终认为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因此他总是以人民公仆来要求自己。他曾经说过：为了人民的利益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它既是无产阶级最崇高、最优秀的品质，也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所凝聚的道德精华。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吃苦耐劳的美德，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将其升华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境界：在战争年代，身先士卒，英勇奋战，打破国内外敌人的层层封锁，创立一个新世界；在和平建设中，运筹帷幄，规划愿景，自力更生，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许多共产党员为了使年轻的新中国旧貌换新颜，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毫不犹豫地牺牲“小我”，成全“大家”。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到兰考上任之初，面对兰考的盐碱风沙，群众生活极端困难的局面，深感责任重大。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他冒风沙，脚踩冰，带领县委一班人，到车站看一群群因灾荒而离乡背井的灾民，焦裕禄痛心地说：党把三十六万人民交托给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带领全县人民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与痛心。为了改变兰考风沙盐碱的贫穷落后面貌，他不顾自己重病在身，走遍了兰考的每一个角落，下基层访贫问苦，了解情况，研究对策。他尊重知识、尊重专家，终于找到了治理风沙的对策，如今兰考的泡桐树已成林，也记下了焦裕禄吃苦耐劳、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向往着平等、公正、和平、幸福的“大同世界”。老子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墨子的“天下之人皆相爱。”；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与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理想道德有一脉相承的共性。古谚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并身体力行加以发扬光大，完全符合人民的意愿，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顺应民心、顺应历史潮流，在今天，更丰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梅园新村纪念馆研究员：颜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