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年“下放”苏北农村“安家”的故事

    首先应该针对标题、针对副标题中的某些概念而作点说明：所谓“下放”，于今可将其指认为是在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把知识青年、城镇普通市民和一些“不合时宜”的“国家干部们”的全家老小贬谪农村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场闹剧；所谓“安家”，则是指作为那场闹剧的“剧中人”的笔者全家从省会城市被“下放”至苏北农村而举家迁居并在心理上逐渐形成较为稳固的“扎根”念头的相关过程；至于作为标题的“将心安处作故乡”一句，典出自北宋诗人王巩被贬岭南时其极明事理的侍妾所说的一句因入东坡之词而传流至今的宽慰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至今都能够准确的记清：我们的“下放”旅程是于1969年11月26日开始启动的，就是在那一天，由外婆、父母、哥哥、妹妹及笔者而构成的六口之家被一阵阵喧闹的锣鼓送上了汽轮拽着的一长溜驳船中的一艘而踏上了“下放”的水路；至今都能够清晰的再现：沿水路而北上的“下放”途中少不更事的孩子们在船上游戏追逐的场面和父母亲们因前程未卜而在面部堆积起的愁容；至今都能够精准的记得：沿着水路的“下放”旅程是于1969年11月28日而告结束，也就是在那一天，我们全家被同样喧闹的锣鼓于淮阴运河大桥旁接上了岸，并被一辆军用卡车送到了“下放”之所在地——淮阴县徐溜公社谷庄大队第五生产小队。由于全村总共只有约三十户人家，且除了一户之外都姓“李”，所以村名就叫“小李庄”。

    结束了“下放”的迁居旅程而来到了“下放”之所在地，借寄于村民家中的我们所面临着的第一个迫切的问题那就是“安家”——建好自己的房、住进自己的家。由于在当时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气候”的高压下，出身不好（笔者的爷爷是个大地主）且头上均带着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色的“帽子”（记得“出身不好”的父亲带的是“漏划地主”的帽子，而“出言不慎”的母亲带的则是“右派分子”的帽子），所以被贬谪而“下放”农村的父母亲都不能、也不便为自己的建房安家而过分的卖力奔走。这样，建房安家的相关运作就历史性的落在了十四岁的笔者和年长一岁的哥哥身上。

    我们把相关的运作做出了合理的安排：首先要对建房之事宜进行相应的规划，然后要在规划的基础上为建房做物质上的准备，而在建房材料备齐之后还需在适当的时候敦促按照相关政策承担“施工”之责的生产队派员施工。当时苏北农村的民居都是低矮的土坯草房，这种房子冬暖夏凉住着倒也蛮惬意，只是土墙上连窗户都没有而只是在墙体上掏一个小孔，通风与采光的情况极差。我们的建房规划其初步设想是“与贫下中农同甘共苦”、“不要在物质享受上搞特殊化”，因此也准备建这种简单的土坯草房。更何况按政策划拨的建房材料也就是几根用作房梁和房柱的弯弯曲曲的、枝枝丫丫的杂木，墙体的材料为就地取之不尽的泥土，而房顶的材料则的是用生产队的麦草——政策的本意就是想让“下放”人员住上和贫下中农同样的房，以便能够更贴近贫下中农而更好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经认真思考后笔者提出主张：我们自己添补些钱建砖墙瓦房。并且，在相应的舆论宣传上把握住如下两个要点：第一，我们之所以建坚固耐久的砖墙瓦房，是因为我们有扎根农村的打算；第二，我们之所以用瓦作房顶的材料，是因为听说生产队里用作牛饲料的麦草并不富余。这样的规划，使得在接下来的十年农村生活过程中我们能够享用到高大敞亮的居所；这样的宣传，使得我们在“下放”的起始阶段就较好的得到了当地农民的接纳与认同。

    明确了建房规划后便进入了具体的实施阶段。首先是宅基地的选择：全家一致决定选定了村西头一片低洼的盐碱地。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为了不至占用生产队有限的可耕地资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片荒地建房可以把家园做的宽敞些，更何况这里还贴近公路而交通便利。选定宅基地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种树，整整齐齐而种上的除了热情的村民们送来的柳、槐、桑之类，还专程到近百华里外的林场买了一批优质树苗。尽管习惯于勤俭持家的村民们对我们花钱买树苗的行为不解而颇有议论，但随着树苗的茁壮成材，村民们对我们建设家园的理性规划和大胆举措还是给予了普遍认可。将低洼处垫高而构筑起宽敞的宅基是一个不能算小的工程，尤其是依靠人力而运用原始的工具来完成其难度就相当大。怀揣着对美好家园的憧憬，推着苏北农村所特有的独轮小车运土，在付出辛劳的同时而收获的绝不仅仅是高大宽敞并令村民们羡慕的宅基……

    理性的谋划和辛勤的劳作，再加上敦厚村民们的鼎力相助，我们终于拥有了一个宽敞而舒适的“家”。可是，从寄居的草屋搬入宽敞的新居后，父母脸上的愁容并未有一丝一毫的衰减。面对着父母有增无减的愁容笔者突然意识到：只能“容身”而不能“安心”的房子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家”。正所谓“家乡”、“家乡”—— 真正意义的“家”必须被安放于能够让人有归属感的“乡”中；真正意义的“家”应该是在“安心”的前提下能够“容身”之所。父母不能“安心”而愁容不解，实在是由于对十四、五岁便辍学务农而前途未卜的儿女们的牵挂所致。面对着残酷的现实和未卜的前途，我们选择了积极的态度以对，充满热情而极其认真的做起了农民：哥哥一直坚持做最为繁重的农活，不到十七岁就在水利工地上干起了连农民的孩子都不愿干的重体力活；身体稍弱的笔者则凭借一部《农村实用手册》而开动脑筋做一些农民做不了的技术活，同时当上了生产队的记工员和保管员；年幼的妹妹也不示弱，也尽其所能的做一些烧火做饭和打猪草的事情。经历了一段适应期后，弟兄俩挣工分的能力便跻身于生产队壮劳力之列。随着我们兄妹对农村生活的逐步适应，父母脸上的愁容逐渐得以舒展，我们的“安家”工程也算是基本完成。儿女们的出色表现让父母亲充满了自信：即使做一辈子农民，他们的儿女也一定会是最棒的。在意识层面上自觉的形成“大不了就做一辈子农民”的认同，在行为层面上心无旁骛而踏踏实实的努力去做，我们全家都坚信：我们一定会拥有一个非常充实的人生。

    正所谓：将心安处作故乡。在“安心”的前提下住进了亲手参与建筑起来的“家”中，我们全家人都能够真真切切的从原本陌生的苏北小村庄——小李庄——中体悟到“故乡”的那种温馨而甜蜜的感觉——那感觉，真好！

金陵中学支部  朱建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