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显然是指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无疑；“兰亭”，或者是指浙江绍兴郊外的一个去处，或者是作为“书圣”王羲之于该去处所创作的那幅名扬千秋的书法作品（不！应当是书法极品）《兰亭序》的指代。然而，“鹅”呢？
    若干年前有机会与省内一些学者们同行，乘车经过古城西安的一个小巷口时，看到了一个门面并不显眼的寻常店面，而在其凸显出的招牌上赫然书写着四个大字：水底右军。正是由于这四个字，在我们的车上引发了纷纷的猜测和议论，尤其是几位好奇心特重的“巾帼”们，其议论与猜测的声音与她们的好奇心一样的重。声音惊醒了昏昏然羁留在梦乡中的笔者，惊醒了的笔者非常现实的提出了一个建议：与其无端猜测议论，不如驻车前往考察。当运行中的车被车上这几位“巾帼”们的大呼小叫而叫停时，已然清醒了的笔者又神情淡定的吐出了一个判断：招牌背面的字必不相同。“巾帼”们一致催促笔者进一步明确相应的判断，为了增添一点旅途中的情趣，笔者不顾“巾帼”们的催促而卖了一个关子，说：“招牌背面的字我只能确认其中之一，我先将其录入掌心，你们选派一人前往考察而验证，好吗？”笔者的这个独具匠心的提议，使得车上包括“须眉”们在内的所有人都沸腾起来了。接下来，笔者向着考察回归而仍处疑惑之中的那两位“巾帼”所亮出的、并被其相应的考察所证实了的掌心之字就是——“鹅”。
    “书圣”王羲之特别喜爱“鹅”，这是件不争的事实；“书圣”王羲之特别喜爱“鹅”的原因是由于他从“鹅”的体态中悟出了运笔之诀窍，这是个美丽的传说。“事实”也罢、“传说”也罢，至今立于绍兴市郊会稽山阴兰亭溪畔的那尊“鹅”字碑、以及至今仍然流传于世的“书成换白鹅”的故事等，均能够把“书圣”爱“鹅”的特性与癖好昭昭然而揭示的明明白白。特别喜爱“鹅”的“书圣”王羲之曾经官拜“右军”之职。于是，晋时以及晋后的文人骚客们便在“‘书圣’爱‘鹅’”与“‘书圣’曾任‘右军’”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关联而将“水底右军”之名赋予“书圣”王羲之所喜爱的那种小生灵。而西安城中小巷口的那间“烤鹅店”的小老板，或许就是一位对这则生发于晋代名士间而流传于晋后千百年的故事有所了解的“落魄文人”也未可知。
    至于说到以“兰亭”所指代的、被称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其“文”并“书”俱佳。遗憾的是：虽然“文”相传至今而未改，但“书”却真迹无寻仅留下了摹本。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书圣”王羲之会同当时名士谢安、孙统、孙卓、支遁等41人聚集于绍兴市郊会稽山阴的兰亭溪畔，名士们沿水列坐，曲水流觞，一觞一咏，畅叙幽情。与会的41位名士中有26人留下了诗作41首而聚成诗集，并延请“书圣”为序，遂成就了千古名篇、书法极品——《兰亭序》。
    对于《兰亭序》，“书圣”将其视为最为得意的书作而传家。传至其第七代孙智永禅师时，被极喜爱书艺的唐太宗李世民行计骗得。得《兰亭序》真迹后，太宗将其奉为至宝，令人拓印而将摹本赐予太子、诸王和近臣，并明确对其子李治提出要求：待其驾崩时必须将《兰亭序》真迹陪葬而尽孝道。因为唐太宗的一己之私、由于李世民的霸道行径，《兰亭序》真迹从此与世人决绝。
   看来，一睹《兰亭序》真迹的渺茫希望，只能寄托于昭陵的正式发掘了！

附录：《兰亭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民盟金陵中学支部  朱建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