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磊
（南京市博物馆）

版权所有，禁止转载

 1
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地区金银器相比，中国古代金银器具有怎样的特点？其价值应如何评价？

    黄金和白银，是金属中“天生丽质”的贵族。黄金，拥有天然艳丽的色彩，眩目耀眼的光泽以及锦缎一般清秀的纹理,具有一种金碧辉煌、富贵堂皇的魅力，其高雅华美，常使人有不敢仰视之感。白银，则以其洁白清亮的色泽，素来象征着纯洁无瑕的高尚情操，为人们所讴歌称道。正因为如此，活动地域涵包今西亚、埃及和希腊半岛的古地中海人近乎偏执地将黄金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的化身，而分布于今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的古美洲人则认为白银象征着脱俗冷艳的月亮之神。

    黄金、白银是古代最贵重的金属，而用金银加工制成的器玩，更是最华美珍贵的质料与最精致繁复的技艺的结晶，富丽堂皇，光灿辉耀，具有财富和艺术的双重价值。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金银制品出现于古地中海区域，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高拉遗址欧贝德末期（约公元前4000年）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金片制成的环、花饰和新月形饰物。在公元前2900年——2370年前的萨尔贡时代的麦斯卡拉木都墓中出土的用娴熟的细线刻镂的假发金盔，则突出反映了苏美尔人精湛的贵金属工艺。公元前1352年埃及新王国时代的图坦卡蒙王陵——黄金之墓的随葬品，标志着古地中海金银工艺发展的最高峰。

    古代美洲亦是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在秘鲁境内的一些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早期工场遗址内，就已经发现了锤打过的碎金片和精致的锻接金制品。而继起的玛雅文化、印加文化更是创造了相互关联而又各具风格的金杯、金刀、金面具、金手套、人像等黄金制品，其种类与成就堪与地中海区域相媲美。

    在世界范围内，银器的出现要比金器晚。迄今所见最早的银制品仍然发现于古地中海区域，即美索不达米亚的拉格什（伊拉克）出土的制作于公元前3650年的银壸，银壸腹部浅刻狮子头纹，口部还饰有同时期的古代文字。但银器的制作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却趋于式微，即便是在银器的诞生地、文化高度发达的美索不达米亚也是如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波斯萨珊王朝时才全面改观。

    中国古代金银器的起步比地中海区域和美洲要晚，除了一部分题材狭窄的佛道金银制品外，中国古代金银器中的装饰品和器皿始终占据主流，鲜有用于宗教祭祀或礼仪大典。正是因为金银装饰品和器皿占据主流，金银器的服务对象是人而不是神，中国金银器因而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民族特色。因此，中国本土金银器与域外金银制品的诸多差异，表面上看起来是造型装饰各异其趣、工艺技术各有偏重，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由于金银器所依赖的文化背景与内涵不同的必然结果。

    单就中国古代金银工艺史而言，完全称得上是一部绚丽多彩、华光四射的发展史，每一时代无不以其独特的面貌卓然标举，各领风骚。至迟在距今3000年前的商代，就已经出现了小型的黄金装饰品。金银器皿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金银工艺已有较大发展，但尚受制于青铜工艺。两汉时期，金银制品数量增多，品种增加，工艺也日趋成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金银器皿仍较少见。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部分金银器在造型、纹饰上都有浓郁的波斯萨珊朝金银器的风格，从中可见丝绸之路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作用。唐代是中国金银器发展的繁荣鼎盛阶段，这一时期不仅金银器皿数量剧增，而且品种丰富多彩，其造型与纹饰风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吸取域外因素并融汇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唐代金银器终于形成了独立的风骨。唐朝以后，中国金银器的发展总势趋于保守，但夹层技法、浮雕凸花、镂雕等工艺的创制，则前所未见，堪称宋代金银器工艺的新特点。而源于生活的写实性装饰纹样，也开创了金银器清秀典雅的作风。明清以来，金银器与宝石、玉器相结合的镶嵌工艺盛行，造型愈趋多样化，纹饰繁缛富丽，制作工艺也更为精细复杂，通体透射着富丽堂皇的珠光宝气，在表现金银器象征的高贵与权势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中国金银器的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和鲜明的特点：

    首先，中国金银器追求高超的艺术性，创造了别开生面的艺术形式。中国金银器本质上是一种贵族消费形式，金银器的原料生产、制造过程、消费途径由政府直接控制，特别是制造过程中往往不计工本，以表现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为能事，因而在工艺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金银工艺相比，中国金银器始终将审美价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即便是实用性，也是巧妙地隐藏于审美价值之中，从而使人们在欣赏审美对象的形象、色泽的同时，引发出对现实生活的满足。

    其次，是追随艺术内涵的嬗替，因“时”制宜地推陈出新。中国早期金银器虽一度受制于青铜工艺，但却不拘于此，终于探索创造出金银工艺与青铜工艺相结合的精品佳构，体现了特定的时代精神。战国以来，金银器的传统加工技艺虽已非常丰富，但此后各个历史时期仍然依据各自时代的审美倾向和艺术内涵，选择运用最适宜与最具表现力的加工方式，成就了自身的工艺特点，如汉代的焊缀金珠，盛唐的锤鍱成型，宋元的夹层錾刻，明清的镶嵌堆砌等，令人叹为观止。

    其三，金银器是一门开放的艺术，民族特色与文化交流始终是源头活水。中国金银器处于草创阶段的商、周时期，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黄金面具与金杖便展示出强烈的域外因素。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阿鲁柴登匈奴贵族墓出土的鹰形金冠带则呈现出草原游牧生活的彪悍风采。秦汉建立了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但在金银细工上，仍着意兼收并蓄各民族工艺的合理成分，很多地区汉墓中出土的猛兽搏斗纹金带扣，便是斯基泰文化影响中国的重要佐证。魏晋南北朝以降至隋唐，中国金银工艺更在坚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异域文化，创造了中西文化交融的光辉典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金银工艺发展史上每一幕繁盛景象，都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由来已久的巨大包容性与开放性的见证。
一部浓缩的中国金银器发展史，正是中国金银匠作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融合各民族传统金属工艺精华，同时借鉴异域先进文化的积极因素，逐步摸索创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金银工艺，使审美与实用、造型与装饰都达到高度和谐统一，并使之成为反映上流社会审美趣旨与文化倾向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金银器的成就足以和地中海区域与古代美洲的金银制品鼎足而三，在世界工艺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2
商代黄金制品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但商周时期，即便同为北方部族，对黄金制品的使用也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观念，这种差异是如何造成的呢？

    中国的金制品直到商代，始有了一定范围的分布。其中，北方主要发现于黄河以东的华北平原及其西部和北部。

    商代金制品比较集中地出土于郑州商城和商代晚期都城殷墟，从种类上看，这些在商王朝统治中心区发现的黄金制品，大多是以薄金工艺加工成方形、圆形、三角形的金片、金箔、金叶等，再包贴于其他质料物品上作为附属性装饰。如河南郑州商城出土的金叶上，压印着清晰的夔龙纹；河北藁城台西村商墓出土于漆盒朽痕中的半圆形金饰正面，刻画了彼时青铜器上习见的云雷纹，显然原本是用作贴于漆盒表面的金箔。类似在漆木器上饰以金箔的做法延至西周仍有孑遗，如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的一件漆觚，其上饰三道金箔饰，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金平脱制品。

    在商王朝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发现的金饰品，主要是人身佩挂的纯金首饰，北京平谷县刘家河商墓发现的两件金钏、金环、金笄等饰物较具代表性。这批金饰不但器形完整，而且集发饰、耳饰、臂饰等成系列发现，殊为珍贵，其中，金臂钏是用直径0.3厘米的金环制成，两端锤扁呈扇面形，环径12.6厘米。金笄长27.7厘米，器身一面光平，一面有脊，横截面呈钝三角形，尾端有榫状结构。金耳环通高3.4厘米，环上部弯曲成半圆形，末端呈锥状以便穿带。耳环坠部呈喇叭状，直径2.2厘米，底部辟一沟槽，可能原有镶嵌物坠饰。经鉴定，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的这几件金饰含金量为85%，余为少量的银和微量的铜，应是商代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制品。

    除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的成型金饰外，近数十年来，山西西部和陕西北部也陆续发现过一种穿有绿松石、形状卷曲如云、蟠绕似蛇的金珥形器，也当是边疆少数民族制品。据考证，这一地区可能就是商代的鬼方，故这些金珥形饰或即商文化与鬼方文化的结合体。

    综上所述，商代金饰在具体使用上显然有着较为显著的地域差异。商王朝统治中心的中原地区流行的金饰，金是贴于其他物件表面的附属物，显然是注重于对“物”的装饰；而殷商北方或西北方流行的金饰则多直接用作人体的缀饰品，显然更重于对“人”的装饰。应该说，这种差别的造成与两地的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

    北方及西北地区的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以贵重黄金制作用于人体的装饰品，既美观，又能珍藏，因而多见金钏、金笄、耳环等金饰。而商王朝统治中心的中原地区，是传统农业区，人民生活稳定，礼乐炊饮之具，尽可陈设于室内，故黄金多被加工成包贴于器物表面的极薄金箔或金皮。商代金饰的地域特征，或者说商人使用金饰的观念，沿至西周仍略无变更，如西周统治中心区的周原凤雏出土金饰，仍多见为装饰建筑材料或铜予、车衡、铜泡表面的金箔或金片，未见单纯的金器。可见周与商虽然族属不同，但定鼎中原后在某些工艺习俗上却是趋同的。

    商周时期处于巅峰的青铜铸造业，对彼时尚处于滥觞阶段的黄金工艺，不可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如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金笄，就是范铸成型，但商周细金工艺毕竟也独立发展出了不同于铜器制作的技术与装饰纹样，如锤鍱技法的新创等。所谓锤鍱，即以锤敲打金块，使之延伸展开呈片状，再按要求打造成各种器形，商周墓出土的各种耳环、臂钏等金饰，大都以此法制成。

3
作为商代黄金制品南方系统的三星堆金器的发现，有着怎样的文化意蕴？

    四川广汉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除了中原地区常见的大型礼器和兵器外，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人物雕像轰动了海内外，展示出其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独立的文化体系，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

    除了青铜器卓尔不群外，三星堆出土金器也以品类奇谲、精湛绝伦而著称于世。在已发掘的三星堆一号和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金虎形饰等，尤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金杖原为一杆金皮木芯铜龙首杖，由于中间的木芯早已朽烂无存，出土时已压扁弯曲变形，外面用黄金皮包卷而成。金杖上端平雕三组图案，分别由人面、双鱼、双鸟及勾云纹等构成，明显具有宗教象征意味。其中人头戴冠，大眼阔嘴，耳垂部饰有三角形耳坠，鸟纹、鱼纹均为两背相对，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各压有一穗形叶柄。金杖图案极为复杂，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宗教寓意，为中原殷商文化所不见，具有十分显著的地方色彩。

    与青铜人面像相结合的金面罩，亦系用纯金皮模压而成，双眉、双眼均镂空，鼻部凸起，使用时贴于青铜头像的面部。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面戴黄金面罩，面罩眉眼部位均镂空，使两只铜眼暴露在外，同史籍里描绘的代表驱鬼的“黄金四目”的方相氏在外观形态上倒是有几分相似。然而，上述解释不过是将实物与传说加以附会，尚不足以解释三星堆文物中存在着的众多谜团。

    三星堆文物组合体现出来的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独立的文化体系，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出土的青铜人像无一例外地被刻画为大眼睛、高鼻梁、络腮胡子的雅利安人种，而与小眼睛、矮鼻梁、胡须少的蒙古人种有明显区别；其次，从神像的着装看，即便是武土也身着短裙，与华夏地区的传统服制不同，而与古代雅利安人的衣着相似；其三，图腾崇拜对象并非普通的鸟,而是游牧民族或狩猎民族视若神灵的鹰，不同于农业部族的图腾崇拜。至于双目凸出的巨大的“纵目”面具，也当是极力表现对某人目光敏锐的崇拜的夸张手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面具所代表的人是游牧或狩猎部族的首领，而非农业部族首领。

    三星堆文化之谜突出表现在它的来无影、去无踪的突现性，也就是说，在距今3000至4000年前的川西平原上，曾突然出现过一个由白种人创建的对目光敏锐者极为崇拜、以鹰为图腾、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部族。这个部族能制造青铜器，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周围的农业部族，基本与殷商中心区的文明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线上，后来不知由于何种原因，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这一联想不被指为穿凿，三星堆文化的诸多疑点便可能迎刃而解，包括三星堆文化为什么没有像殷商文化那样以列鼎或斧钺作为王权或神权的象征，却出土了与美索不达米亚权杖类似的集政权与神权于一体的金杖了。

    从早期金银器使用的空间分布来看，古代地中海区域和美洲大陆是极善于利用金、银的独特性能和美丽色泽，以写实手法来表现想象中的诸神的。与地中海区域和美洲相比，中国古代对金银的认识始终没有超出财富、奢侈品乃至身份标志的范畴，并未赋予其以地中海或美洲式的“神性”。就这一点而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与金面罩青铜人像等等作为中国古代黄金工艺史上的孤例，如果不是异域文化蓦然光临的产物，于情于理都是很难说得通的。

    此外，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还出土了一件金虎形饰也颇有可述之处。金虎系以金皮模压而成。虎身细长，腰背部下陷。头向上昂起，眼镂空，张口，大耳。前足伸出，后足作蹲踞状，虎尾粗大上卷。整个造型动态十足，通体压印着“目”形斑纹，线条极为粗犷。尽管商代中原地区也十分流行由金箔或极薄金皮制作的各类金饰，但在造型和纹饰上都不能与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金虎形饰的独特、复杂相提并论，在功能及意义上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与北方系统相比，南方三星堆文化的黄金制品在技术和加工工艺的发展上无疑显得水平更高，制作也更精湛。譬如金杖，根据其长度和直径推算，其金皮的展开面积为1026平方厘米。如此之大的金皮，又锤鍱得如此平整、伸展，说明三星堆居民对黄金的延展性和物理性能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除了锤鍱技术外，三星堆黄金制品还综合使用了包卷、模压、镂空、雕刻等深加工技艺。再从金杖表面的平整度和光洁度分析，当时可能还运用了表面砑光工艺。

    概观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金饰，其工艺上的精好，固还是其次的。惟其被赋予的高度的政治、宗教意义，才真正是令人无比惊诧的。从这些金饰本身所蕴含的浓烈的域外因素，不难感知殷商对西南控制能力的疲弱，从而深刻体察到中国早期金银工艺发展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

    古代蜀人在黄金的加工制作方面达到了非常高的地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金虎等已对此作了很好的揭示，而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金冠带、金面具等，更以诡异的图案和奇特的风格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太阳神鸟金箔饰，实际上是一件小巧袖珍的装饰物，形状为圆形，内层图案的中心位于镂孔的圆圈，周围有12道等距离分布的弧形旋转芒，外层图案为四只首足前后相接、逆向飞行的神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整幅图案都充满了动感，好似一个神奇的漩涡，又好像是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只飞行的神鸟则给人以金乌驮日、翱翔宇宙的丰富联想，可谓古蜀时代太阳神话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制作工艺上，这件金箔采用了錘揲与切割技术，厚薄均匀，纹饰边缘整齐平滑，充分显示了制作者匠心与创意的非同凡响，以至数千年以后仍璀璨夺目。

    金冠带上的神异图案与三星堆金杖上的图案性质完全相同，可能是金沙遗址身份显赫的首领或巫师之类的重要人物在举行盛大祭祀活动时所使用，充分展示了古蜀时代浪漫诡异、与众不同的文化背景。

4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急骤变动，为了适应战争规模的扩大与战术的进步，要求包括剑在内的兵器不断改进提高。那么金银器是如何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精神相结合的呢？

    剑是古代贵族和战士随身所佩用以近身格斗、可斩可刺亦可表示身份的兵器。剑的使用始于何时，史无明徵，不过从发掘资料来看，西周早期的剑已经相当成熟。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连年征战攻伐，战争规模的扩大与战术的进步，都要求包括剑在内的兵器由内而外不断改进提高，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卿大夫阶层地位的上升，佩剑也隐有了身份等级的象征意味。这两方面的因素毓合在一处，也就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佩剑制作愈加精益求精的根本动因。

    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中期莒国墓地出土的金柄铁剑以及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晚期秦墓出土的3柄分别长30.7至35.2厘米的金柄铁剑，是最能反映这一时期金银材料与实用功能相结合的代表作，这种集技术上最先进的冶铁工艺与装饰上最奢华的细金工艺于一体的复合品，既是其拥有者炫耀身份与财富的见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在列国纷争的春秋乱世，统治者们热衷于精冶武器、穷兵黩武的现实。综观这几件金柄铁剑，均为铁质剑身，剑身、柄系分制卯合而成，有铁茎插入纯金剑柄内。其中，益门墓出土两剑的柄首均饰镂空浮雕蟠虺纹和勾云纹，并嵌以绿松石，花纹细碎绵密，精致繁复，以往学术界多推断系失蜡法浇铸而成，但实际上可能仍出于范铸。

    值得一提的是，同为春秋晚期的镂空雕蟠虺纹金剑柄，还有现藏大英博物馆、传出于山西浑源的古墓一件和建国前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一件。只不过这两件金柄与益门秦墓出土的铁剑金柄略有差异，即前者无镶嵌绿松石。由此可见，镂空蟠虺纹金剑柄的使用，在春秋中、后期的贵族阶层里曾经蔚成风气，只是秦人所铸金剑柄更费心机，故也更为精美华贵，于此足见秦人尚武精神之浓厚，亦可想见彼时秦国国力之强盛。

5
古人云：“窃国者侯，窃钩者诛”。虽是谕讽之语，但却反映出带钩在重视衣冠礼仪的古代社会的重要功用。那么金、银是如何在带钩上展现其天然美丽的色彩的呢？

    与金剑柄的使用相似，金银带钩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既有实用功能同时又兼有一定装饰点缀作用的器物。带钩在中国腹地的出现，虽然早不到古代学者所说的“三代”之初，但也不至于如近代以来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是起源于战国中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从考古发现来看，早在史前时期的良渚文化，已经出现玉制的带钩。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春秋中期墓的长7.4厘米的水禽形铜带钩，当是迄今所见中国境内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铜带钩。纯以功用上讲，带钩是一种扣绊革带的构件，也可用以悬系武器、玺印、铜镜、钱袋等物。因为系在人们视觉最注目的腰际，故造型和制作工艺也最为人们重视。从形制上来看，春秋中期至战国初年的带钩以小型为主，长度一般只在1.7厘米——8厘米左右，最长为11.6厘米，钩钮靠近钩尾为其主要特点。在具体的形象上，以作水禽形与兽面形者最为盛行，耜形带钩也占一定数量。大致战国中期以后直至战国末，带钩的制作与使用进入到了鼎盛期，不仅春秋中期以来的水禽形带钩与耜形带钩继续得以保留，新兴的瑟琶形带钩空前盛行。此外，曲棒形带钩与长牌形带钩也出现并得到了发展。这一时期带钩的一个共性特征是钩钮的位置向带钩体中部移动，多数已位于距钩尾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钩体处，个别秦国的带钩钮位于钩体中部，这些现象在战国早期及其以前尚未出现过。

    大体在春秋晚期的秦国与齐国就已经开始有黄金带钩出现。以益门秦墓出土3件金带钩为代表，可以了解春秋时期纯金带钩的一些具有时代性的特征。益门秦墓金带钩均为圆雕，从造型上则可划分为水禽形（2件）和盘蛇形（1件）两种。水禽形金带钩整体作水禽引颈回首凝望状，喙扁长如鸭喙，头饰绿松石，胸及两侧饰翅羽和爪，尾呈扇面状张开，腹内有柱状钩。盘蛇形金带钩由1条大蛇和6条小蛇构成，4条小蛇酣然入睡，另两条小蛇追逐嬉戏，大蛇勾首看护6条小蛇。3件金带钩整体造型较写实，且显得凝重，体现了带钩早期阶段的特征。

    战国以降，金银带钩佩用阶层有所扩大，具体表现为出土数量进一步增多。迄今所见，较具代表性的有：山东曲阜鲁国墓出土1件作猿猴攀枝造型的银带钩，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琵琶形金带钩，河南洛阳市327号墓出土金银带钩，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墓出土包金镶玉嵌玻璃银带钩，江苏涟水县三里墩西汉墓出土战国交龙双凤纹金带钩等。上述带钩普遍在尺寸上大于春秋带钩，造型、工艺也远较春秋带钩为复杂。其中，尤其辉县固围村5号墓出土包金镶玉嵌玻璃银带钩，无论从制作工艺还是造型装饰来看，都是一件无与伦比的古代艺术珍品。此带钩通体白银鎏金，钩首以白玉琢成鸟头，钩身两侧为两只相背的长尾鸟，钩身正面嵌饰3枚刻谷纹的白玉玦，3玦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自前而后大小依次增大，形成节奏鲜明的韵律美。在玉玦中心，各镶半粒玻璃彩珠（俗称蜻蜓眼）。此带钩在制作时注意采用薄型，同时在面与面的转角处理上，运用圆角过渡的手法，使线条趋于圆转流利，从而弱化了春秋玉带钩所具有的比较凝重的时代特征。在装饰上，综合运用了鎏金、镶嵌、凿刻、漆绘等手法，将玉、琉璃等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材料，与鎏金白银巧妙地配合使用，藉以在视觉上造成从里到外的层次感以及自前向后的节奏感，产生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堪称中国最早的金银复合工艺作品之一。

    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金带钩为战国时期流行的琵琶式样，形体丰满，以中轴线分割成型，采用分层迭加的装饰手法，在钩身上铸出浮雕式兽面纹，立体感甚强。兽面鼻梁两端的双眼最为突出，眼球浑圆透空，原镶有黑色玻璃小珠。在装饰工艺上，此金带钩除了镶嵌玻璃饰外，最突出的还是錾花工艺的运用。錾花，是以线条和点相结合的形式作为构图手段，使用各种大小和不同纹理的錾子，用小锤熟练地打击加工品，使在金属表面留下錾痕，形成各种肌理，取得在一色中产生较多层次、绮丽变幻的艺术效果。

    总体来说，带钩虽小，但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却占有一定的地位。作为冠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视衣冠礼仪制度的古代社会，反映着佩用者不寻常的身份，因而在选择带钩的质地乃至装饰技法方面，古人无不竭尽所能，以求别开生面。据《庄子•胠箧》：“窃国者侯，窃钩者诛”。虽是谕讽之语，但却反映出金、银带钩作为身份等级乃至财富的标志，对古代社会生活的影响。

6
春秋战国时期，金银容器的萌现堪称东南地区对中国贵金属工艺的重大贡献。这一贡献是怎样体现出来的？

    中国古代金银器本质上是一种贵族消费形式，特别是早期金银器，原料的生产、制造过程、消费途径均由政府直接控制，为充分表现王室和官僚贵族的审美趣味，在制作上往往不计工本，而将审美价值放在首要位置。这样，便不难理解何以中国早期金银器中艺术价值极高的装饰品盛极一时，而更多具备实用功能的金银容器却出现较晚且难为世俗所重。

    战国以前，中国金银制品大都是形制小巧的装饰品，基本未见有容器及其他器皿类作品出现，但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尤其是在远离中原的东南地区，情况却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并以此为起点，逐渐形成了与中原北方金银器在使用功能上的差异。迄今所见，东南地区发现的时代较早的贵金属容器是浙江绍兴306号春秋末至战国早期墓出土的玉耳金舟。这件器物在造型上采用了江南水网地区的主要交通工具——舟，相信应出自江南能工巧匠之手。舟身作椭圆形，敛口卷沿，平底。器耳呈圆环形，铆接于器口两侧，出土时置于长方形漆盒内。玉耳金舟不仅在我国金质器皿制造史上占有一定位置，而且如果从区域文化特征着眼，那么该器之出土还表明，至少在战国初期，江南就已经出现了金玉结合工艺。
早期最重要的金质器皿的发现，还得益于世所闻名的湖北随县擂鼓墩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的发掘。该墓出土5件金质器皿，另有金带钩及940片压印繁缛细腻的几何花纹的金箔。

    5件金制器皿计有盏、勺、匕、杯、器盖等。其中盏与盖相配，通高11厘米，盏高10.7厘米，口径15.1厘米，重2150克，含金量98%，是已知先秦金器中最大的一件。此盏造型端庄稳重，器盖中央有4个短柱连接的环状捉手，器底有3个作反转S形的凤头形足，设计新颖奇特，富有装饰趣味。器盖与盏身装饰有繁缛细密的蟠螭纹，蟠螭形态各异，既有单体的，又有作多体虬结的。器盖上还有绳纹和用回旋线条组成的云雷纹。与金盏相配套使用的还有置于盏旁、专为从汤汁中捞取食物的金漏匕一件，匕柄长而扁平，首端呈椭圆弧形，通长13厘米，通体饰透雕镂空的对称云纹。

    带盖金盏的铸造工艺极为复杂，捉手、盖、身、足分铸，即器身与附件分别做成，然后再合范浇铸或焊接成器，这与当时青铜器的铸造方法几乎毫无二致。器物表面铸造的蟠螭纹、绳纹及云雷纹也特别精致入微，特别是蟠螭纹上浮雕的尖状云纹，看上去细如毫发，其铸工之精，远远超过同一时期中原铜器上的类似纹饰。
曾侯乙，实即随国的君主，据该墓出土竹简内容，战国早期的随、楚两国关系十分密切，而随国实际上已经沦为更强盛的楚国的附庸，鉴于曾侯乙墓出土金盖盏及金匕的铸造工艺及纹饰风格都具有显而易见的荆楚特征，因而不能排除其即出自楚国工匠之手。

    除上述成套的金盖盏外，曾侯乙墓还出土了1件素面金杯，外观呈束腰圆筒形，平底，腹上置两个对称的环耳。器盖作圆弧形隆起。通高10.65厘米，盖径8.2厘米，重约790克。此件金杯内弧似矮青铜觚般的器身、隆凸的器盖弧面，乃至光素无纹的器表，组合在一起，在视觉上不免给人以怪异甚而陌生的感觉，然而楚地文化正是以奇谲、瑰丽而著称的。

    有意味的是，楚地工匠不仅制出了中国最早的金质器皿，同时也是中国最早银质容器的始作俑者。故宫博物院现藏一件传早年出土于安徽寿县的楚王银匜，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银质容器。银匜无足，形制略似瓢形，通体光素无纹。流下腹刻款“楚王室客为之”6字，外层刻“室客十”3字，笔道纤秀婉转，看得出与楚国铜器铭刻及楚简墨书是一脉相承的。据铭辞内容，知此银匜实系楚王为室客作器，所谓的“室”，乃指上层人物活动的地方或用来招待宾客的场所。中国古代的匜，是一种盥洗用具，多以青铜制作，故宫博物院所藏楚王银匜形制较小，故不大可能作水器使用，而是招待宾客宴饮的酒器。

    除此而外，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西汉齐王墓还发现过3件制作于战国时期的银盘，均为直口、平沿、折腹，底微凹。口沿及内、外腹均阴刻六组龙凤纹，内底阴刻三条变体盘龙，并刻有计重、计年铭文，由于铭文中采用了三晋布钱的计值单位，故被推断为三晋所制，秦灭三晋后归秦，汉灭秦后又转赐于齐王。

    金银容器率先兴起于长江流域，而不是中原、北方，也是很值得玩味的。金银容器的体量较单纯的金银饰物大得多，其耗费金银材料的数量与饰物亦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没有庞大的金银矿藏作为支持，金银容器的制作与使用就失去了物质基础。而长江流域的楚地自古以来便以盛产金银而著称。与之相反，中原、北方金银矿藏远不能与楚地相提并论，成批制作靡耗大量金银原料的金银容器，难免有力不从心之感。因此，金银容器在春秋战国时期率先兴起于东南地区，最直接的动因还是在于江南较为丰富的金银矿藏。正是由于这种矿藏储备的优势，使得中国金银器虽起源干西北，但至少在春秋战国之交，江南金银制造业已经迎头赶上，且在某些特种工艺方面取得了技术上的优势。至于金银器皿在南方的“诞生”，更表明了长江流域在贵金属工艺制作观念上的变革。所有这些，无不为唐代以后金银制造业南方系统的全面崛起埋下了伏笔。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银器，大凡中原与东南地区出土的器皿、带钩等，一般采用范铸法制成，部分器物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楚王银匜，其平底无足的形制，与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青铜匜的演变特征完全符合，甚至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口沿及盏盖顶部所饰精致细密的蟠螭纹、绹纹及云雷纹，也与春秋晚期青铜器纹饰所追求的风尚一致。凡此种种，可见春秋战国金银器在设计、制作诸方面，虽然一直在“自立门庭”的道路上前行，但其根系仍然深植于博大精深的青铜文化体系中。

7
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高原的金银器受到了来自斯基泰文化的巨大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金银器生产使用的区域明显扩大，从金银器的种类和艺术特色来看，南北方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显著，而西北和北方草原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所创造的风格迥异于中原乃至南土的发达金银工艺，尤其引人注目。西北和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十分喜爱金银物品，但主要是用于人身装饰，最常见的有耳环、臂钏、项圈、发笄等，也有服饰和一些马具饰品，生活用品上的装饰不多，与中原的农业居民多把金银用作铜、铁、漆、玉石器及建筑上的装饰形成鲜明对照。西北和北方地区各游牧民族如匈奴、月氏、乌孙等经常迁徒，相互杂处，使用的金银器种类复杂，很难全部准确辨别其族属，但大体可归入后来长期与秦汉中央政权时战时和的匈奴部族。

    匈奴金银器的装饰内容主要为各种题材的动物纹，反映了北方草原民族的经济生活与文化艺术。制作手法大体可分为圆雕、浮雕、透雕动物纹饰品和经锤打而成的动物形饰片4种，其中以前两种最能展现高度发达的金细工艺和强悍的匈奴文化面目。

    圆雕金饰中，造形最为独特、工艺最为复杂、制作最为精湛、在匈奴金细工艺中最具代表性的，首推内蒙古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一件鹰形金冠饰。此冠饰由鹰形金冠顶和金冠箍两部分组成。冠顶高7.3厘米，冠箍周长60厘米，重1394克。冠顶傲立一振翘欲飞之雄鹰，鹰体由金片做成中空，鹰身及双翅有羽毛状纹。鹰的头部和颈部分别镶嵌两块绿松石，头颈之间饰连珠花边状的金片，类似项链。鹰鼻内插入金丝，通过颈部与腹下相连，使头颈可以左、右摇动。鹰尾系以金丝相连接入体内，亦可左右摇动。鹰冠顶下部为厚金片锤打成的半球形体，表面从中心等分为夹角成90度的扇面形，其上浮雕4组狼咬羊的图案，狼作卧伏状，羊角盘曲，前肢仆地，后半身已被狼咬住作反转姿态，使后肢朝上，搭在狼的颈部。整个冠饰构成了雄鹰俯瞰狼羊咬斗的生动情景，揭示了莽莽大草原中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讴歌了匈奴人勇猛剽悍的民族性格和对勇武善狩的崇拜。金冠箍由三条半圆形金带组合而成，其中冠带前部有上下两条，后部亦有一条。冠箍左右靠近人耳部分，分别浮雕卧虎、盘角羊及卧马等图案，其余大部饰交错绳索纹，同样具有明显的北方骑马民族的装饰特点。阿鲁柴登金冠饰是迄今发现的唯一“胡冠”，如此名贵的金冠饰应是匈奴高级武官所服，由于匈奴王大都是能征善战的勇士，故而这件鹰形金冠饰，很可能是匈奴王或酋长所服用。

    金冠饰以匈奴民族生息的大草原上的各种野生动物形象为装饰，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草原气氛。在具体制作工艺上则涵括了范铸、锤鍱、镌镂、抽丝、镶嵌等多种工艺，足堪为战国时期匈奴王室金细工艺的卓越代表。冠顶傲立的雄鹰采用圆雕工艺塑造成型，以夸张的手法突出了呈内钩状的鹰喙，凸现出雄鹰的凶猛。除了圆雕金鹰外，冠座及冠箍上浮雕的各种动物形象，如张口露齿的虎、巨角盘卷的羊、低首卧伏的马、奋力撕噬的狼等，皆着意夸张其情态特征，折射出典型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特有风格。可见匈奴金银器虽未必与中原同一系统，但由于地缘接近，难免不受到中国传统工艺特征的影响。也许是受到阿鲁柴登金冠饰工艺的影响，燕北故地也出土了浮雕镶嵌绿松石羊首金饰和成对的镶嵌绿松石的金耳缀，体现了一脉相通的地域文化。

    同样以工艺复杂、造型夸张而著称的匈奴圆雕金银制品还有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匈奴墓出土的鹿形金怪兽。此金怪兽主体似鹿，鹰喙兽身，头生双角似鹿，偶蹄，侷立于一个四瓣花形托座上。怪兽眼球突出，大耳竖立，头上双角内弯，作倒八字形向侧后展开。角分四叉，叉端各有一个怪兽头像，亦作立耳环眼鸟喙，与主体兽头像极似，脖颈屈曲虬结，前后相连构成兽角的主干。此金兽雕工精微，造型奇特，尤其刻意夸张高耸的双角，更示人以无比磅礴之宏大气魄，突出展现了匈奴族贵金属工匠们举重若轻、卓而不群的非凡设计思想。

    除了鹿形金怪兽外，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匈奴墓还出土了大量圆雕银鹿、虎和金虎，其出土圆雕金银动物饰品数量之多、种类之丰，都是罕见的。除了工艺上的精美外，陕西纳林高兔匈奴墓出土圆雕金银动物饰品还以成对、成套出现而深具特色。

    银鹿共5件，三雌二雄，均作伏卧状，昂首前视，两耳竖立，四肢屈曲，体态匀称。银雄鹿头部双角弯曲向后倾斜，分为五叉，系另铸后插于头部的两圆孔内，既修长又尽显雄健之态，形象极为鲜明，不愧为匈奴雕刻工艺之佳构。

    圆雕金银虎就姿态而言，则有立虎与卧虎之分。虎皆头宽而圆，暴眼环睁，扇形小耳竖贴耳际，颈粗短，躯体浑圆，四肢粗状，爪肢发达，长尾曳地而微卷，通体饰凸斜条纹，形象逼真，情态生动。其中卧虎为金银各2只，分别作张口吮吸状，着意刻画其神色自得、怡然陶醉的安详状态。立虎则直立前视，臀部耸起，张口暴齿，着意刻画其咆哮山林的威猛本性。对虎的不同情态着意刻画，充分反映了匈奴民族在金银制作工艺上的能力和魄力。

    匈奴浮雕、透雕金银饰品多为规格不一的金带扣，尽管从括结方式上来看，这些带扣可以分为无扣舌、装固定扣舌和装活动扣舌3种，但正面铸饰具有明显斯基泰构图风格的动物咬斗纹，却是其共同特征。由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锐意妆束改革，以行政命令推行胡服骑射，故当时对革带的需求量是相当巨大的，仅由匈奴输入恐不敷需要，因而存世金、铜带扣，必有部分出自汉地工匠之手。

    匈奴金扣带所饰咬斗纹一般表现为大型肉食动物与大型植食动物及小型肉食动物之间的缠咬争斗场面，画面多情景交融，栩栩如生，仿佛要把人们带到北方大草原特有的场景之中，堪称匈奴金银器装饰艺术中最引人入胜的情节。如内蒙古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4件金带扣，正面皆饰有虎、牛咬斗图案。画面中，牛居中间，四肢平伸，身体平卧，四只猛虎两两相对地咬住牛的颈部及腹部。牛虽被猛虎扑杀于地，但仍以锐利的牛角刺穿虎的耳朵，表现出顽强的反抗精神。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墓地出土两件金带扣正面饰猛虎与野猪咬斗图纹：猛虎前肢卧于地下，张口咬住野猪后腿，野猪亦张口咬住虎的后腿，虎的后肢作反转状。值得一提的是，在两块金带扣背面边缘处，均刻有汉族文字，分别为“一斤五两四朱少半”，“一斤二两二十朱少半，故寺豕虎三”等字，字形与战国时期中原三晋地区流行的文字风格颇相类属，是可证两块金带扣应是战国时期中原工匠的仿品。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金带扣上的虎咬牛纹在整体上追求一种锤鍱效果，不仅动物形象不够逼真，而且动物面部、肢体的细部也不够细腻真实，近似图案化，应该说，它所代表的正是绝大多数北方少数民族金器的风格。而西沟畔金带扣除在整体上追求一种浮雕式效果的同时，又非常注意细节的刻画，如虎或猪的面部特征多准确而逼真，身体上的花纹各不相同而又曲尽其妙，四肢屈曲遒劲，力透蹄爪，工艺特点的精细生动，几乎与带扣背面的汉字款识互为映衬，成为证实西沟畔虎咬猪纹金带扣系出汉地制造的重要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饰动物咬斗纹、明显具有斯基泰风格的金带扣，直至汉初仍然在皇室贵族及地方割据首领中有相当的市场。如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两副金带扣，扣面皆作浅浮雕猛兽咬斗图，周边所饰勾喙鸟纹表现郡鸟正注视着中央惊心动螅的咬斗声面，其立意正与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鹰形金冠饰相同，只是成型工艺上有所差异而已。咬斗纹金带扣出土地域向南扩展的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由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因素，西汉时期的汉匈文化已经更多地表现为被此借鉴和融和。

    斯基泰风格即黑海北岸的斯基泰王国在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至西汉时塑造的“野兽纹”艺术构图，其显著标志一是怪兽，一是后肢反转的野兽。但由于东方人缺乏斯基泰文化背景，难以接受其怪兽母题，但斯基泰风格的以动物咬斗为主题的构图方式却受到欢迎，并以中国北方民族所熟悉的动物形象如虎、牛、马、野猪、狼、羊、鹿等所替代斯基泰风格的怪兽。大体在战国晚期以前，中国境内尚不见斯基泰风格的踪迹。从战国晚期起，随着北方匈奴部落的日益联合与强大，它们以整体的有组织的方式，主要通过阿尔泰地区的古代部落，与中亚斯基泰——塞种人文化发生了深刻的联系。阿鲁柴登、西沟畔、东胜市碾房渠匈奴墓地及窖藏出土的咬斗纹金带扣所代表的正是匈奴民族所接受并且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后的斯基泰式的器物风格。具体地说，是装饰内容已被改变，而形式则有所保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金银器作为珍贵物品，既容易被人收藏，也容易被传播的特点。

    在匈奴金银饰品中，还存在着大量由薄金片压制而成的动物形饰，几乎无一不是北方草原中的常见动物。与剽悍的匈奴部落同样对马具钟爱有加的还有崇尚武功的秦国贵族。凤翔马家庄秦宗庙遗址和秦都雍城遗址发现的兽面纹嵌绿松石金方泡、节约等饰品，精美程度似更胜匈奴马具一筹。此外，秦国故地还出土了不少黄金制成的圆雕虎、鹰、蛇及其他异兽，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匈奴文化与西戎文化的异曲同工之处。与北狄相毗的中山等地出产的金银马具如车幔富根珠帘、轭金钩饰、金龙首衡帽等不仅在金银材料的用作上更为奢靡，在器类的丰富与造型的生动多样上，也异彩纷呈。

8
金银最初介入流通领域的形态是怎样的？在使用上有什么特点？

    将黄金作为货币，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化，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商业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扩大，使得在列国并立的历史条件下，黄金的职能再不仅仅是价值尺度、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而实际起着各国之间共同货币的作用了。

    已知战国时期使用黄金货币的国家主要有燕国、韩国、中山国、楚国、越国，尤以楚国金币的发现最为丰富，迄今发现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已知的先秦时期其他诸国黄金货币的总和。由于楚国以盛产黄金而著称，故也是黄金流通最盛行的地区。

    楚地黄金通货有金版与金饼两种形式。金版，即外观扁平的版形金币，或称版金，大致成规则或不规则的长方形或方形。具体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两端中间凹入，四角外伸，类似龟腹版形状；另一种为长方形，类似板瓦形状。前者在时代上早于后者，而后者行用年代的下限可能已经到了西汉初年。版面钤印文字，以作白文“郢爰（称）”二字者居多，每次钤印无一定之规，大致多是根据版面及印模的大小安排。前一种较完整的，以安徽寿县发现最多，一般上宽下窄，背面及侧面刻有数字，最多钤印白文“郢爰（称）”方印22个，重量一般在260克左右。后一种完整者，以江苏盱眙南窑庄窖藏所出一件最为完整，其平面作长方形，边缘斜直，纵长12.2厘米，横宽8厘米，重610克，正面钤印白文“郢爰（称）”方印54个，纵六横九，另有半印60个，皆同一方向排列，是迄今所见最大、最完整的一块楚地金版。

    所谓金饼，就是形如饼状的金币，或称饼金，呈不规则的圆形或椭圆形，上亦多有钤印文字，也有刻字符者。饼面中心微凸，底面中心微凹，多与金版同出。
这些金版和金饼，使用时都是根据需要切割成小块，然后用天平称量支付，因此，其流通尚属称量货币范畴。考虑到整块金版或金饼是一次铸成，大宗交易可以使用整块，故也可以说又具有黄金铸币的性质。

    根据考古发现，楚国的金版与金饼，大宗的主要出土于安徽寿县、阜南、河南扶沟、江苏盱眙、陕西咸阳等，大都集中于楚都附近，恐非偶然。而零星的发现地点则几乎囊括了长江流域、齐鲁故地与中原地区。其出土范围，大致反映了楚国金币的流通区域。其中出土于咸阳窑店乡的楚国金币，则有可能与秦灭楚有关。楚国金币上钤印的文字，例皆为楚国的重要城邑名，如“郢爰（称）”之“郢”即楚都；“陈”爰（称）之陈为今河南淮阳，楚国于公元前278年迁都于此；“盐金”之“盐”或即今江苏盐城，为战国中期后楚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后的经济发达地区；“专爰（称）”之“专”位于今山东枣庄与江苏沛县一带，是战国中晚期楚国势力向东北推进的重要据点。

    在黄金成为通货的同时，白银也被纳入到货币的体系中。先秦银币的形态已有贝、铲、版三种。银质贝币，有1974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内出土4枚，贝形为摹仿磨背式货币，正面一道贝唇，两旁有若干条贝齿。安徽阜阳与宁国亦曾发现银质蚁鼻钱。铲形银币，皆为圆銎，平肩平足，肩端尚存浇口遗迹，通体银白，系三晋地区铸币。此外，河南巩县亦曾出土银质平首方足布。版形银币流行于楚国，形制与钤印“郢爰（称）”等字样的长方形金版同。据商承祚《长沙古物闻见记》载，建国前长沙曾出土一枚，为蔡某所藏，今已不知下落。此外，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亦曾著录安徽寿县出土银质“郢爰（称）”一块，尚存一印半。

9
两汉黄金货币的规范化有何特点？除了行使一部分货币职能外，汉魏以来的黄金货币还有哪些用途？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削平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开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伴随着政治的统一，秦始皇还颁布了“书同文”、“车同轨 ”、“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经济、文化措施，货币制度的统一、规范，也成为秦朝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据《史记•平准书》载，秦朝以黄金为上币，半两钱为下币。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首见的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金、铜平行本位制度。

    所谓上币，主要是在社会上层统治者中使用，如赏赐、馈赠，以及一些适用于使用贵金属黄金的大宗交易支付等。1963年在陕西兴平念流寨征集到早年从该村西门外秦废丘故城遗址出土的1块金饼，1963年1月在陕西西临潼武家屯东南100米秦栎阳故城遗址出土8块金饼。两地出土金饼均作圆形薄身饼状，饼背轮廓作不规则波纹边，背部微凸，较光洁，均有中分线凿痕，部分戳印或刻划标识重量以及干支编号的文字内容如：“四两半”、“寅”、“己”等。这些实物资料，揭开了秦“上币”神秘的面纱。

    在秦末农民起义的熊熊战火中诞生的汉朝，其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力更强，统一的地主阶级的政权更为巩固。在两汉长期统一的环境下，社会经济的繁荣，使货币制度也有了重大的进步与发展。

    汉代因袭秦制，仍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汉初金币尚无统一规定，其制造与秦代相同，均为将金液倾注于陶容器内底而铸成圆饼形，俗称“坛子金”。

    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在货币铸造权得以集中至朝廷的前提下，汉武帝对通行的金币形制也进行了一次改革，将黄金货币铸成麟趾、褭蹏的形状以表祥瑞。汉武帝更名的麟趾金和褭蹏金均为上小下大的截尖圆锥状，中空，斜壁；壁一侧较高，另一侧较低或有缺口，缺口近底部卷唇；外壁有不规则横向波纹，内壁有横向波纹及麻点；内底一侧有波纹状突起，外底光洁，大都有戳记或刻划文字及记重符号。整体形似兽蹄壳状。所不同的是，麟趾金底为圆形，口极小；褭蹏金底为椭圆形，口略小。

    麟趾金和褭蹏金的铸造技术要求极高，不仅含金量很高，在铸件表、里还铸出许多“面”和“边角”，以便检验、鉴定各部分的成色。麟趾金和褭蹏金虽有防止盗铸、便于检验之利，但是冶铸条件要求高，工本大，在使用中常有被压扁的情形，以致形成有空隙的夹层，往往带来夹杂异物之弊。所以从实际情况来看，此类整体形似兽蹄壳状的麟趾金或褭蹏金出土量并不多，而秦汉之际流行的饼形金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只不过越到后来，饼形金的制作愈趋规范，如边缘愈加整齐，底部经锤打更为平滑。无论金饼、麟趾金或褭蹏金，从其多为窖藏出土以及表面的使用痕迹分析，这些形形色色的金币不完全属于市场上广泛流通的货币，而实际上多用于皇帝颁赐诸侯王、诸侯王向皇帝进贡，或用于贿赂、赎罪及较大数额的交易等。在这里，汉代的金币始终充分体现着其贮藏功能，可见显然是作为财富的标志物而存在的。

    黄金作为货币在两汉的使用并不均衡。具体地说，现存汉代金币，属于西汉时期的居多，而能确定为东汉制品的则极少。联系到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总的进程，这正是在经历了两汉之际社会经济剧烈变动后，黄金的货币作用骤然衰落的普遍表现。

    除了贮存、宝藏并承担一部分货币职能外，金币在汉魏帝王及高级官员的随葬明器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1973年5月河北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了5枚掐丝贴花镶琉璃面、整体呈兽蹄壳状的金币，周缘皆饰金丝掐成的联珠纹，上口嵌琉璃，通体抛光，异常华丽，显然并非实用的金币，而是象征祥瑞厌胜的明器工艺品。与之类似的，还有存世仅见两枚的黄金五铢钱。两汉官署颁铸的五铢，皆用铜铸，黄金铸成的五铢钱，显亦赏赐品，而非实际疏通的货币。

    魏晋南北朝时期，贵金属货币的行用持续有所发展。早在孙吴时期，金银的货币职能的表现就诞生了新的形式。《三国志•孙皓传》载：“天册元年，吴郡言掘地得银，长一尺，广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显然，这里所记载的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银铤，亦即白银的地金形式。但这种形制的银铤迄今尚未被发现。倒是金银五铢钱，在贵族们的随葬明器中仍有一席之地，使人得以一窥彼时贵金属货币的“身影”。如南京江宁区黄家营发现的孙吴早期银五铢钱2枚，皆系铸造成型，面文“五铢”二字为阴款反文，排布方式为“五”左“铢”右，从“五铢”二字的形体来，“五”字交笔较直，上下如两个相对的炮弹形，“铢”字“朱”部方折，显然是效仿西汉时期宣帝反文五铢钱的文字风格，又可称为传形五铢。两枚东吴五铢银钱均厚0.2厘米，直径2.5至2.6厘米，与两汉以来的五铢钱形制相仿。此外，南京江宁区丁甲山西晋曹翌墓亦出土银五铢一枚，形制与江宁区黄家营发现的银五铢相似，此墓主人曹翌，为孙吴旧臣，卒终于吴亡后第五年。此外，镇江畜牧场东晋墓也出土一枚金质五铢，其“五铢”二字系出手刻，字画浅细，直径只有2.2厘米，规制略小于东吴银五铢，但彼此的性质大体是相同的。汉末以来战乱频仍，即便青铜也足堪珍视，更何况位列贵金属的金银呢？故孙吴至东晋金、银五铢钱的性质，学术界或有视之纯为殉葬明器者，但也有认为是皇室权贵间赏赐、馈赠或玩赏的奢侈品，不一而足。

    东晋、南朝时期，对两汉贵金属货币形制也有所恢复，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饼金的“复出”，据《南史•武陵王传》载：武陵王萧纪“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雟，西通资陵、吐谷浑。……及闻国难……既东下，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至有百簉；银五倍之，其他锦罽缯采称是”。这里所记载的金饼为南朝萧梁时所制，然其具体形制及与两汉金饼的区别却不得而知。近年，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下关区郭家山对东晋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始安忠武公温峤墓进行了发掘，墓中出土文物甚多，其中有一直径2.3厘米、厚0.4厘米的实心金饼，制作不规整，较为厚重。观其形制，显然是作为贵金属上币无疑。汉代金饼形制，沈括《梦溪笔谈》曾作总结道：“……圆饼四边无模范迹，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干柿，土人谓之柿子金”。今据西安汉上林苑旧址等地出土的实物来看，西汉金饼多作正面微凹、底部弧凸的不规则的圆饼形，可证沈括的记载大致可信。若以东晋温峤墓出土金饼为例，可知东晋金饼上下两面皆平整，周缘亦经修治，当系铸造而出，非如汉代金饼“于平物上滴成”。

    南北朝时期，伴随着货币经济的日渐恢复，金、银钱的行用也较前有显著的发展。在具体的货币形态上，除了金饼外，肇生于孙吴时期的银铤也依然得以保留，如《北齐书•陈元康传》载，陈元康立有军功，“赏元康金百铤”。值得一提的是，隋唐以后在货币领域中大展身手的银铤，应即是在东吴、北齐银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由于魏晋南北朝处于我国货币经济相对衰落的阶段，使得贵金属的货币地位几乎也一度趋于消失，但相对于两汉的平稳而言，在动乱与分裂的政治格局以及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所孕育出来的有关贵金属货币种种程度不同的变异形式，诸如对金、银五铢的扬弃、金饼的改良以及银铤的创制等，无不昭示出这一历史时期在我国贵金属货币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

10
为什么说益寿封禅是汉代金银器具异军突起的动因？

    秦汉金银器具的风靡一时，与封建统治者深刻的思想根源密切相关。针对金银器具的生产和使用，《史记•武帝上》载方士李少君曾向汉武帝刘彻进言：“祠灶则致物，致物则丹砂可以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则海中蓬莱仙人可见；见之封禅则不死。”在汉代统治者看来，使用黄金制成的饮食器皿，即有延年益寿、长生不死之效应，冀此尚可满足其长久维持统治的意愿。因此，汉代统治者对金银器的使用，除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外，还被构建出与封禅成仙的因果关系，这一行为本身也因此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调。当然，除了汉武帝外，早先一向热衷封禅升仙的秦始皇，对金银器的使用，恐也并非没有这种念头。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秦汉金银器的使用仍然仅限于宫禁之内，如前引方士李少君所倡导黄金器具使用的对象，也仅是汉武帝而已，至于其他人即便是权要官僚，对金银器具的使用还是心存忌惮的。如做过谏议大夫和光禄大夫的贡禹，曾对汉元帝说“臣禹尝从东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非所以赐臣下也。”金银纹饰的杯案尚“非所以赐臣下”，金银器具就更不待说了。东汉以后直至魏晋，这一情形依然没有大的改变，如曹操为治疗疾病之需，以银作小方盒储水卧头，但迫于舆论，仍不得不用木盒替代，充分显示出汉末三国之际，金银器具的适用范畴仍然有着来自礼仪方面的严格限制，秦汉金银器具的阶级属性由此可见一斑。

    与秦汉帝王们封禅益寿密切相关的黄金容器，迄今尚未发现过，所见的大都是些器形简洁且多为素面的银器。与先秦时期金银器的成形方法相比，汉魏银质器皿多以锤鍱、焊接法成形，范铸成形者显著减少。至于图案花纹的加工， 一般先锤打成立雕或浮雕后，再以镌刻的方法处理修饰细部。而先秦时期金银器上的纹饰则简约得多，且多为压印或铸造而成。仅此而言，汉魏银制器皿虽然形体朴素，但制作手法的变革，表明这一时期金细工艺本身已逐渐发展成熟。

    汉代银质器皿在制作技艺上较战国时期有明显提高，如河北获鹿县西汉墓出土的口径达26.6厘米的大型银盆。通体光素无华，色白如新，器壁较薄，棱角分明，当非铸造，而是锤鍱而成，从其圆滑平夷的表面来看，似乎采用了抛光技术。纯净的自然银容易抛光，具有很高的光洁度，惜抛光后常遗留擦痕。但获鹿出土的这件西汉银盆光亮照人，崭新程度犹如现代制品，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

    西汉初期的各诸侯王国中，“膏壤千里”的齐国素以经济发达、人众殷富而著称。已发掘的齐襄王墓所出土的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便是汉初齐地极其丰富的物质生活之体现。

    在临淄西汉齐王墓的器物随葬坑中，还出土了一件极具特色、精巧美观的银盒，外观似豆，曲腹，高圈足喇叭形铜足。盒盖弧形，饰有三个铜牺钮，均铆合而成。盒身外壁和器盖上饰有凸形花瓣纹。凸形花瓣纹在内地出土的文物上极其罕见，但在波斯阿契米尼王朝及后来的安息王朝的用器上却非常盛行，可证临淄西汉齐王墓银盒上的这种纹饰是传播自古伊朗地区的。

    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的发掘，作为“文革”期间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墓中出土的一批金、银制成的医疗器具，是前所未有的发现，反映了两千多年前我国在医术和医疗器械制造方面的先进水准。这些医疗器械中，除了金制的用于放血的三棱形锋针、用于针灸的毫针以及用作点刺穴位的圆钝鍉针外，还以银灌药器较为特殊。银灌药器有一套两种，一为带长流的扁圆形匜，有覆舟状盖，盖面装饰乳钉及凸弦纹四周。盖与身之间，作活动环钮相连，造型秀美；另一作圆锥漏斗形，共两件。此两器的用途，据《金匮要略•杂疗方》所记医疗方法，应是为假死病人灌汤药于喉、鼻、耳、口而配合使用。

    除此而外，汉魏纯银容器较重要的还有在陕西西安发现的窦氏银匜和湖北鄂城发现的银唾壸。特别是后者，在形制上虽完全效仿同时期的陶瓷或青铜唾壸，但其腹部经锤鍱隐起并贴印金箔的云纹所营造出主次分明、相映呈辉的装饰效果，却充分展示了汉末至六朝早期江南银器的风采。

    从秦皇汉武热衷于浮海求仙等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追求，便不难想见专横刚愎的封建统治者们为了虚无飘渺的目标，通常不惜耗费比现实欲望需要更为巨大的财富，或许这正是统治者的贪婪本性所决定的。在金银器具的制造和使用上，这种情形表现得尤其显著。就汉魏实用银器的相对朴素而言，汉代金银制明器及其他厌胜器具所表现出的那种奢豪堂皇的造型、繁缛富丽的装饰常常令人叹为观止。

    1982年出土于江苏盱眙县南窑庄楚汉文物窖藏，重达9000克的金豹，堪称两汉最负盛名的黄金重器。金豹蜷曲匍伏，瞪目贴耳，长尾由裆下穿过小腹，斜置于左背之上，造型生动有致。豹身表面遍布细心敲击而成的斑点状花纹，每个斑纹大小相当，呈不规则圆形，显然是铸就后再用工具锤击上去的，是为模拟金钱豹皮毛花纹而作。关于金豹的用途，有人根据其腔壁刻“黄（衡）六”两字及形制与秦汉时期作为称量标准的铜权相似的特点，推断其应为国库专用的衡器。盱眙金豹以巨量黄金铸成，充分展现了其拥有者的巨大财富和炽人权焰。

    西汉时，武帝连年对外用兵，不断拓展疆土，盛极一时，但晚年时却听信方士李少君“祠灶炼金、封禅不死”的胡诌，听任方士们祠灶炼丹，以求长生不老药，搞得乌烟瘴气，西汉王朝也从此逐步走向了衰落。

    1978年陕西西安沙坡村东汉墓出土了一件金灶模型，灶台有一釜，釜内盛满了粒粒可点的金制丹丸，或即方士李少君向汉武帝进言炼丹所用的“祠灶”。此灶以纯金制成，平面呈椭圆形。灶门长方形，下置长舌形灰盘，灶门两侧饰有金丝和金珠焊连的“S”形和弧形纹样，正上方嵌红宝石。灶台右上角，安装着细金丝盘旋垒起的烟囱。灶身的两侧和后部，同样焊饰金丝、金珠缀成的流云纹并镶嵌绿松石。灶底铸阳文篆书“日利”二字。金灶虽为明器，但形制与现实生活中的灶具并无二致。其制作工艺精巧而复杂，综合运用了锤鍱、掐丝、炸珠、焊接、模冲、镶嵌等工艺，装饰华奢，富丽堂皇，堪称汉代金细工艺的杰出代表。

11
最能代表汉魏金银器工艺杰出成就的技术有哪些？

    两汉金银制品中，金币在作为财富的标志，金印在作为王权的象征以及金银器皿在作为封禅益寿的媒介之同时，均相应表现出较为发达的金银器加工技术。此外，如河北定县40号汉墓、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广陵王刘荆墓及湖南长沙五里牌东汉墓出土的琳琅满目的黄金饰品，其形制之精巧玲珑、色泽之华丽多彩，已臻秦汉时代金器之极至，堪称有汉一朝金细工艺杰出成就的代表。

    两汉金银器的主要制作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并日渐摆脱了青铜工艺的传统，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譬如在成形方面，汉代多采用锤鍱、焊接技术，而较少采用范铸法，在图案花纹的加工上，往往先采用锤打成立雕或浅浮雕之后，再加以镌刻。此外，拉金成丝，编缀成瓣技法盛行。然而，汉代金细工艺中，最具代表性和、创新性的仍非掐丝与焊缀金珠莫属。

    掐丝工艺，是将锤打成极薄的金银片，剪成细条，再扭搓成丝。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金缕玉衣”，其敛体的玉片即以金丝编缀。金丝一般长4至5厘米，具形态有四种，第一种金丝断面为近似圆形；第二种呈扁条状，是由金片上剪下的细条加工而成；第三是种以薄金片剪成的细长条拧成金丝；第四种是用多根细金丝拧成的合股金丝。后者经试验，加工方法可能是拔制，可见当时拔丝与锤金片剪丝的技术都很高。河北定县陵头村东汉刘畅墓出土金银器100余件，其中的金饰多是掐丝工艺的精品，有掐丝龙形金饰片、掐丝金龙、掐丝金辟邪、掐丝金羊群等。其中最为复杂精巧的为一对掐丝金辟邪和掐丝金羊群。两件掐丝金辟邪一为双角，另一为独角，大小相同，均作昂首咆哮状。其具体做法是：以錾有流云纹的金片衬底，上用金丝掐出辟邪身体及两侧的羽翅纹样，然后再装饰金粟粒、绿松石、红宝石，辟邪双目亦嵌饰绿松石或红宝石，显得气势生动，角、尾全用金丝缠绕而成。金羊共4只，前后各二，左右相错，亦以錾云纹、周饰小金粒的托片为底，羊首仰缩，额头隆起，一对嵌饰绿松石的眼睛暴凸有神，嘴张露齿，耸臀收尾，四肢骨结肌肉轮廓用金丝勾出，躯体满饰小金粒并镶缀少量绿松石和红玛瑙，宛如卷成团状的羊毛。

    焊缀金珠工艺，首先是把金片剪成线，切成段，加热后熔聚成粒，颗粒较小时，自然浑圆，颗粒较大时需要在两块木板间碾研。还可以将金银丝加热，用吹管吹向端点，受热熔化而落下圆珠，有时无需吹落，使圆珠凝结在金银丝的一端备用。也可采用熔金为珠的独特技法。所谓“熔珠”法，又称之为“炸珠”法或“吹珠”法，系将黄金溶液滴入温水中，使之凝结成大小不等的金珠的方法。制成的金珠可焊、可粘，利用价值很高。金珠焊接在器物上作装饰，其方法是先用白芨等粘着剂暂时固定位置，然后撒点焊药，经加热熔化焊药，冷却后达到焊接目的。焊药的主要成分一般与被焊物相同，用硼砂、金粉、银粉按比例混合而成。焊后浑然一体，高超的焊技几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迹。两汉金器上装饰性很强的鱼子纹或联珠纹，大都是以金珠焊粘而成的。

    掐丝工艺经常与焊缀金珠乃至镶嵌工艺同时使用，许多器物既是掐丝工艺的杰作，同时也是焊缀金珠工艺的精品。河北定县东汉刘畅墓出土掐丝金辟邪与掐丝金羊群，动物形象通体以金丝构成，但其外部轮廓却缀满金珠。西安沙坡村出土东汉时期的金灶，灶身用掐丝法制成，内嵌绿松石，釜内盛满了焊缀金珠工艺施为的金丹，制作极精。
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广陵王刘荆墓出土盾形及“品”字形金胜片、“宜子孙”铭钟形金饰、金丝镶嵌宝石神兽及王冠形金戒指，同样普遍应用了掐丝、镶嵌、焊珠工艺，尤以王冠形金戒指最为精致华丽。该王冠形金饰式状极似欧洲古代皇冠，为一金片卷成的环饰，大小如指环，上缘呈八角形，侧边焊粘鱼子金珠，内掐金丝，并嵌以水滴形绿松石，下部以掐丝和大小不等的金珠焊成双龙纹，极其精致。同墓所出龙形金饰片，用累丝法勾勒出龙的面廓和双角，其余额顶、两颊、颈部及腹部均用极薄的金片镂刻，卷成筒后，于颈、腹间套接。背部镂孔呈鳞状，全身满饰金粟粒，大小如黄豆的龙头上，用金丝、金珠掐焊出龙眼、鼻、牙、须，龙头前部呈火焰状，整个饰片犹如龙戏火珠状，金碧辉煌，令人叹为观止。

    东汉以来盛行的掐丝和焊缀金珠等工艺特征对魏晋时期的金银制品有很大的影响。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家族墓和南京等地东晋墓出土的金饰件，多有用金珠焊缀者，其中苏州东晋张镇墓出土羽人驭龙金饰，在火焰形轮廓内做出一羽人驭龙行进于云气之中，通体焊缀金珠，工艺难度很高，较之汉代又有所发展。

12
魏晋南北朝时期，金银器的使用在禀承东汉余绪的基础上出现了哪些新气象？

    汉末以至魏晋，由于长期分裂割据造成的战乱及在此基础上引起的流民迁徒等不安定因素，造成金银矿的兴废无常，不过据《三国志•何姬传》、《宋书•孝武帝纪》中都有官府控制的手工业部门制作金银器的记载。但与文献中有关这一历史时期金银容器的使用颇为奢滥的记载相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容器却罕有出土。湖北鄂州西山出土过一件银唾壶，此壶在形制上完全效仿同一时期的青瓷或铜唾壸，但其腹部经锤鍱隐起并贴印金箔的云气纹所营造出的主次分明 、相映成辉的装饰效果，却展示出六朝早期江南银器的风彩。迄今所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出自汉地匠师之手的贵金属容器，除此而外，其他还有山西大同、宁夏固原发现的银耳杯及河北定县北魏塔基内出土的银净瓶，形制偏小且不说，其中的2件银耳杯究系汉地工匠所为抑或是经丝绸之路流入中土的异域作品也还不能确定。通常，文献记载不免存在着夸大其辞的成分，但魏晋南北朝金银容器实物的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巨大反差毕竟还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以1998年在南京考古发掘的东晋丹阳尹高悝及其子侍中高崧墓为例，此二墓皆未遭盗掘，墓主是经考古发掘的东晋墓主中少见的高官。两墓出土金器极多，但多为小佩件，容器仅有盛置云母片的一小型鎏金带盖银鼎，但该器外底线刻“第五”二字的编号，说明该种容器在实际生产中有一定数量或者在日常使用中是有一定序列的。

    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中原、华北还是南方，随葬的金银器大都是些小型器件，且多数是首饰或服饰，具体实例有狮形金饰、银铃饰、银耳缀、银镯、银戒指、银铊尾、金簪、银钗、金带扣、金小罐、金小篮、金牌饰、银铺首衔环、银栉背、金珰、桃形金片、花瓣形金片、小金珠、银泡、金饰圈、金对凤衔胜纹饰、金鱼形饰、金珠等。
以上所罗列的虽然不是出土魏晋南北朝时期金银器类的全部，但已可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金银制品的面貌与梗概。这些金银饰品中，据其功能可细分为头饰、手饰、佩饰等，而以头饰最引人注目。蝉形金珰、簪、钗、耳环、耳缀以及作桃形、圆形、花瓣形的各种金片均为头饰，其中，蝉形金珰为朝廷近臣及宫廷女官僚佐妻眷头上所戴貂蝉冠上的主要饰物，堪称头饰中最为煊赫者，金珰均正面镂兽面纹，焊金珠为双目。其使用据《晋书•舆服志》载为冠前“加金珰，附蝉为饰，插以貂毛”。由于政治动乱，逾礼越制不可胜纪，以至朝会之时，貂蝉盈坐，故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也就是“狗尾续貂”一语的由来。

    数量众多的桃形、圆形、花瓣形、柿蒂纹金片则为源起于西方的步摇冠上缀饰的花朵与摇叶的残件。而对凤衔胜纹金饰上附链环可供挂系，并常与桃形、花瓣形金饰共出，故有可能正是步摇冠上与“八爵（雀）”有关的饰品。

    头饰中的钗、簪亦颇具特色。钗有两类，一类为对折双股，顶呈菱形，较短，是魏晋时期较为流行的式样；一类以两端尖细的金丝对折，较长。簪亦分两种，簪首或作球状，或作斧钺形。斧钺形金簪当即《晋书•五行志》中所记的“五兵佩”：“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当簪”，是六朝时期诸多“服妖”现象之一。另一类则作耳挖状，其一端弯作勺状，兼有簪和耳挖两种功能，华丽者不仅器身饰竹节纹，还刻饰繁密的龙首衔珠纹，十分精美，可能即是文献中所记载的簪珥。

    魏晋时期作动物形象的金饰如金狮、金羊、金辟邪、金鸟、金龟，以及金铃、银铃、金珠、金篮等，造型简炼此外如金指环、金镯、银钏等手饰，也多表现出简洁平朴的风格特征。但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北京西郊八宝山出土的西晋银铃，纹饰却异常繁缛。其四周以掐丝工艺制成8个乐人形象，计两人吹箫，两人吹笛，两人吹喇叭，两人敲鼓。乐人下面系有圆形小铃一周，每个铃上嵌有红、蓝宝石。北齐娄叡墓出土的金饰用锤鍱和掐丝的方法作出金饰的基本形态和复杂流畅的花叶，然后再镶嵌珍珠、玛瑙、蓝宝石、绿松石、贝壳及玻璃等，诸种颜色交相辉映，也是精美异常。就工艺的复杂性而言，西晋掐丝镶嵌银铃和北齐娄叡墓出土的金饰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件奢华的汉代金饰。因此，尽管魏晋时期制作的众多的金钗、金指环、金镯、银钏等，在风格上简朴平实，无甚华饰，恰恰只能说明是六朝时期人们崇尚自然这一普遍追求的客观反映，而非技术手段的衰退所致。
东晋、南朝时期，与今朝鲜半岛的百济的交往极为频繁，故三至六世纪的百济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反映到金银器的用作上也是如此。今所见百济王室享用的金银饰品如银镯、金簪、金头饰、金珠、金花形饰，都可以深深感受到中国同类制品的气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饰品特别是各种美化人体的首饰随葬的风气极盛，其品类较两汉有过之而无不及，说明当时金银器的社会功能都进一步地扩大了。

13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鲜卑金银器的造型、装饰有何特点？对汉地金银制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相当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鲜卑金银制品仍以人身装饰为主，器物种类与匈奴遗物大致相同，有异于中原文化系统。拓跋鲜卑的金银器，多为动物纹样的牌饰或首饰。动物纹样有龙、羊、马、牛、鹰和怪兽等，造型带有神异色彩。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相当于西晋时期的金银器窖藏中，有1件由人的身躯和四个动物头部连为一体的四兽形金饰牌饰，动物头似兽又似鸟，身躯束腰处一边为骑坐的人形，兽眼及人身均穿孔，便于佩戴。另1件四兽形金牌采用透雕工艺，四兽两两相背，上下排列。兽首向外，作张口吞噬状，屈身，短尾上卷。器背有“猗  金”三字。同出的1件虎噬鹿纹金牌饰，采用透雕工艺，刻画了猛虎侧身而立张口噬鹿的一刹那，构图虽然禀承了战国以来匈奴噬咬纹金牌饰的风格，但却流于概念化与图案化。凉城小坝子滩金银器窑藏出土兽面形嵌宝石金戒指、如意形金饰、管形金饰等，尽管形体较小，但对于认识早期鲜卑民族却颇有助益。
拓跋鲜卑的祖先在南迁过程中，有许多瑞兽导行的神话传说，故鲜卑金银器上似龙、羊、马、牛的动物纹样可能即与鲜卑拓跋族源、祖源神话有关。此外，鹿纹金牌饰在拓跋鲜卑遗物中发现亦较多，鹿的样式多变，单鹿、双鹿、三鹿以及一些似鹿的纹样十分流行，其技法则多采用透雕镂空的形式。与之类似的，还有作单马或双马形象的金牌饰，拓跋鲜卑的马实际并非纹样，而是整个牌饰的轮廓造型。值得一提的是，战国至西汉初的匈奴金银制品中，亦流行作鹿纹、马纹的动物纹牌饰，可见拓跋鲜卑金银器与匈奴金银器有一脉相承之处。

    慕容鲜卑于公元三世纪进入辽西，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和北燕，至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共持续了200多年，其间创造了独特的文化，特别是金器中的步摇冠显示出鲜明的特色。步摇，起先只是妇女用的一种首饰而已，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步摇”以黄金为山题，其上有花、鸟、兽为装饰，并缀以白珠，因行走时有摇颤而引人注目，故称之为“步摇”。慕容鲜卑对步摇情有独钟，据《晋书》记载，三国初，鲜卑族部众入居辽西，见燕代地区流行的步摇冠，遂效仿敛发戴起步摇来，故被其他部族称为“步摇”，后渐音讹，遂称莫护跋部为“慕容”，庶可知鲜卑慕容部麾号之由来。鲜卑贵族生前爱戴步摇，死后则多用以陪葬。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步摇冠使人一察金步摇与冠帽的结合方法。它是在两条弯成弧形的窄金片的十字相交处，安装扁球形叠加仰钵形的基座，座上伸出6根枝条，每根枝条上以金环系3片桃形金叶，值得注意的是，冯素弗墓冠饰“帽正”的背面，还有以金丝穿缀的圆形小金花，横排9行，每行7-11个花。插上这种步摇冠行走，必会震动枝叶，激鸣作响，愈发衬托出步摇的尊贵华丽。

    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西河子出土了相当于北朝时期的金冠饰形步摇两套共4件，一套的基座为牛面形，另一套为马面形。两套步摇的基座均伸出分叉的枝条，看起来很像鹿角，与其底部的动物面形非常谐调。枝叉上均系有桃形金叶，从整体来看，角枝形如一株枝繁叶茂的花树，行走时犹如风摆花叶，十分潇洒。基座的牛面与马面均范铸而成。耳、鼻、眉部均镶嵌各色料石，极富装饰性。从功用上来看，上述两件一套金步摇大约都可以像《女史箴图》所表现的那样，直接插在发前。

    以步摇为代表的鲜卑金银制品，突出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及与中原文化融合的趋势。虽然《后汉书•舆服志》中说到东汉皇后首饰中已经提及“步摇”，魏晋文献也有“步摇”之说，惜发现的步摇实物则多为残件，尤其多见为各种桃形或圆形的金叶子，结构完整者几乎没有，故其形态只能通过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宋摹本来了解，只是这种所谓步摇，虽可能与中国北方鲜卑遗存的实物属同类装饰，但样式却不一定相同，辽宁和内蒙古出土的鲜卑系统金步摇，样式与制作技法与顿河下游新切尔卡斯克公元前2世纪的萨尔马泰女王墓出土金冠、阿富汗席巴尔甘公元1世纪前大月氏墓出土的金冠一脉相承，其渊源当来自西方。这种系统的冠饰，对海东地区的古代文化有较深的影响，在中国南方也可以见到其踪影，如南京、镇江等地就曾经多次发现东晋、南朝时期的金步摇残片，这里陵墓虽在早年遭严重盗扰，饰件多流失，已无法复原，多仅残存桃形花叶或动物形象的残存饰件，但仍可见出慕容鲜卑对自诩为衣冠正朔的南渡世家大族乃至宫廷帝室的影响来。

    步摇装饰原本起源于西方，但在传入中国后，文化习俗各异的汉、夷统治者却均对其青睐有加，直至数百年后的唐代，仍有文人吟诵着“玉作搔头金步摇”的诗句，语调中似艳羨，似追怀，抑或兼而有之，真令人喟叹唏嘘，玩味不已。

14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波斯萨珊为代表的西方金银器通过陆上和海上大量涌入中国，这些舶来品主要有哪些品种？

    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西方金银器皿早在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前，就已经从海路进入中国了。但直至魏晋以后，西方金银器皿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登陆”才成为可能。

    中国境内出土的西方金银器皿以波斯萨珊朝的制品数量最为庞大。萨珊人以善铸金银器而闻名，与传统的中国金细工艺不同，萨珊匠师习惯采用锤鍱法打出的浅平浮雕纹为主，再用繁复细腻的阴线刻画细部，纹样略显拘谨，多为联珠纹、带翼动物及麦穗纹圆框。萨珊朝的金银器皿都是皇室和官僚们在宴饮中使用的，故流入中国后，也相应地为上层贵族们所拥有。

    中国出土萨珊朝金银器以器类划分，有洗、高足杯、壸、碗、盘等，所见皆为银制品，偶有鎏金者。装饰纹样常见经锤鍱而出的海兽纹、人物形象、水波纹。其中，工艺最复杂、艺术价值最高的当数表现狩猎纹样的萨珊朝鎏金银盘。山西大同曾出土过萨珊朝鎏金银盘，系以锤鍱法使器物成多曲形，纹饰则以锤鍱法制成凸面、再加刻划的萨珊朝金细工艺的习惯手法制成。图中占据主体位置的是一典型波斯脸型的中年男子，留着的络腮胡须，直垂而不卷曲，头戴半弧形冠，边饰联珠，冠后有萨珊式飘带两根，耳下及颈部悬挂缨珞，上身着紧身便服，腕套手镯，腰部革带上系箭筒，足蹬半长统靴。猎者面部沉着安详，双手横执一矛，矛尖已刺入近前一野猪右额，右脚抬起反踹由后方袭来的野猪，另有一头野猪正从前方的芦苇丛中窜出，来势凶猛。

    波斯萨珊王朝流传下来的鎏金银盘，在形制特点、工艺风格、构图内容、表现手法诸方面均大同小异，表明萨珊匠师们在制作这些银盘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范。但大多数萨珊狩猎图银盘的主体形象均披铠甲、乘马，刻纹繁密细碎，躯体部分往往不能充分展现，姿态平板以致比例失调，如前苏联冬宫所藏波斯狩猎纹银盘即是。而山西大同北魏银盘上刻画的人物只着紧身便服，没有骑马，体势自然优美，充分展现了人体的结构和动感，恍如一个古希腊运动员或罗马斗士形象，显然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古希腊罗马古典艺术的影响，为一般的萨珊金银器上所稀见，其珍贵价值不言而喻。

    华贵富丽的萨珊银盘一般也被称为“皇家银盘”，因其出自皇家制造且纹饰主体多为萨珊历代国王像，故名。结合封和突墓狩猎纹银盘主体人像蓄长须、鼻梁不高、鼻准隆起等面貌特征，再参照萨珊岩刻、银币上所见历代国王头像，不难断定封和突墓银盘上狩猎者原型正是萨珊第四代国王巴赫拉拇一世，其在位年代为公元273-276年。
宁夏固原发现的北周鎏金银壸，同样是萨珊流入我国的一件“重器”。壸有鸭嘴状流，颈长，下腹圆鼓，颈腹间及高圈足上下皆焊饰联珠纹；把手通过兽首铸接壸腹，把上端铸一深目高鼻戴冠的胡人头像，壸腹表面锤鍱出三组人像图饰，人像男女相对，作扭揉状，被认为是表现希腊神话传说中“帕里斯审判”、“掠夺海伦”、“回归”的连续场面。画面中人物头发、衣纹均用细线刻画，宛转流畅，衣服质感轻薄柔软，形象栩栩如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北方出土有数量众多的外来金银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登陆中国南方的也不在少数。如广东遂溪县南朝窖藏出土的鎏金银杯、银盒、银碗，或口沿作十二瓣花形，或口沿外刻中古波斯文，或装饰人首鸟身、花草、波浪等富有异域情调的纹样，与之伴出的还有波斯银币20枚，可知这一南朝窖藏中的金银容器亦当为异域流入，其中作凸凹的十二瓣银碗则几乎可以以肯定是粟特制造。

    除了金银器皿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流入中国的西方式样的金银器中，玲珑精巧的戒指和多面金珠等饰品亦甚丰富。这些舶来的金戒指錾刻花纹较多，戒面扩大甚或雕为兽首或动物全形，并镶嵌单枚或多枚宝石，嵌石边缘焊有小金珠一周，极为精美。这些戒指无论样式或装饰风格，都与本土的国产金饰有所区别，金的成色也不一样，显然应是西方传来。

    近几十年来，波斯萨珊朝银币及拜占廷金币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数量之多，也殊为惊人。以萨珊银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共出土30余起总数逾千枚，主要发现地点有新疆的乌恰、库车和吐鲁番、青海西宁、陕西的西安和耀县，河南陕县和洛阳，河北定县、广东英德、遂溪。1998年，六朝首都建康（今南京）梁公式钱铸坊遗址（今东八府塘）附近也出土了一枚萨珊卑路斯银币，南京也因此成为萨珊银币在中国最东面的出土地点。该枚萨珊卑路斯银币出土后在南京的文物爱好者之间几经转手，终被南京民俗博物馆购得，成为该馆最为重要的藏品之一。

    萨珊银币的图案纹饰通常有相应的固定样式，正面周围环绕联珠圆圈1-2周，中间为王像，王冠越出圆珠圈，王像右边有铭文，左边或两边饰飘带；背面正中是波斯祆教祭坛，坛上火光熊熊，火光左右分饰星、月纹，祭坛两边各侍立一祭司，旁铸缩写的国王名字，周边再环绕联珠纹一圈，根据银币上铸出的国王名字，可以发现我国出土的萨珊银币分属于12个国王，时代由沙卜尔二世（310-379年）起，一直到萨珊朝最后一王伊斯提泽德三世（632-651年），延续近350年，其中相当于我国六朝时代的铸币中，以卑路斯（459—484年）银币发现最多。有意味的是，本来担负流通职能的萨珊银币，虽然在我国西北诸如高昌等地曾流通使用过，但在更多的时代，却是被凿出穿孔，用作衣、帽或佩带的装饰品。更有甚者，竟被放入死者口中，俨然具有了宗教意义。

    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叶形镂孔金饰片，是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的重要制品。饰片以镂雕莲花纹为主体。外围边缘饰以忍冬叶纹，花纹中心是含苞欲放的莲蕾，花蕾上有三枝盛开的莲花，花枝间配以莲房、瑞鸟、化生童子及飞天。按莲花、飞天均为佛教艺术中常见的图案形象，因而茹茹公主墓金饰片的花纹内容具备了显著的宗教属性。此件金饰的花纹皆以金丝掐制，并焊饰小金珠，同时镶嵌珍珠、琥珀、宝石等，明显具有汉代金细工艺的遗风，但金饰边缘的忍冬纹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始出现并流行的新兴装饰纹样，却具备了鲜明的时代性。

    总体来说，西方金银制品通过丝绸之路相继输入中国，引发了官僚贵族阶层对传统金银器造型艺术审美视角的转换，进而对中国金银制品尤其是金银容器制作加工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不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而言，其样式为纯粹中国式的，但其加工技术却是外来的。贵金属金银器，本身就是人们想像中奇异神妙、辉煌灿烂的物品，而舶来品又使得这种想象力更为丰富，也更具创造性。

15
有唐一朝，没有哪类物品像金银器那样造型别致，纹样丰富，工艺精巧，唐人在金银器物制作上倾注的热情和聪明才智远远超过对其他物品的投入。丰富多彩的金银器，与唐代社会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展现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达到了中国金银器制作的顶峰。唐代金银器何以会蔚为大兴呢？

    隋唐两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其间虽然也有过战乱和动荡，但总的来看国力强盛、文化昌明、人民富庶、社会安定，与之相适应的是，中国金银器的开采、冶炼和器物制作技艺在经历了漫长的跋涉后，宛如积累沉淀的巨大能量突然爆发，以从未有过的崭新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特别是国泰民安、财富殷实和自由开放的大唐帝国，奢糜享乐之风盛行，对金银器的竞逐追求，成为值得炫耀的习尚，其制作技术之高超，装饰之精美，品类之繁多，皆前所未有。金光闪闪、银光熠熠的金银器，其雍容华贵的外观和浓郁的文化气息，成为展示唐王朝富丽堂皇、灿烂夺目的标志之一，体现了盛世风采，堪称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绚丽瑰宝，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唐代金银器区别于前代的重要特点，在于独立制作器物成为主流，金银器皿类的大型器物大大增加，近数十年来，大量精美绝伦的唐代金银器陆续破土而出，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而占到绝大多数的金银器皿更逾千件之多，至于其品种类型之复杂纷繁，尤令人叹为观止。

    关于唐代金银器成批发现的遗迹，最重要的是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三大发现。何家村窖藏埋藏的时间大致为八世纪中叶或稍晚，出土金银器总计1000余件，其中有205件金银器皿，以乐伎八棱金杯、鎏金孔雀纹银方盒、刻花金碗、掐丝团花金杯、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宝相花银盖碗、双鱼纹银碟、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鸾鸟纹六瓣银盘、狩猎纹高足银杯、鸳鸯纹银长杯、涂金刻花银匜、鹦鹉纹提梁银罐、双狮纹十六瓣银碗、海兽纹十四瓣银碗、镂空银香囊等尤为精美，代表了北方金银器的风格。镇江丁卯桥窖藏发现金银器956件，金银器皿70余件，其中以“论语玉烛”银筹筒、双鸾菱形银盘、鹦鹉纹五瓣银碗、鎏金鱼龙戏珠纹银盆、蝴蝶纹菱形银盒、摩羯纹银盘、荷叶形悬鱼银器盖、鎏金银熏炉等尤称精品，集中体现了晚唐时期南方金银器的风格。扶风法门寺为皇家寺院，法门寺地宫出土121件金银器，大多为晚唐作品，既有皇室所属作坊制作者，也有南方进奉的，规格等级甚高，大致可分为供养法器和茶具两大类，许多器形尚属首次发现，如法器中的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单轮十二环纯金法杖等。茶具中的鎏金鸿雁流云纹茶碾子、鎏金仰莲荷叶纹银碗、鎏金折枝花纹银碟、鎏金龟形银盒等，堪称晚唐金银器的标准器。这三批金银器数量多、品质精，分别代表了唐代前期和唐代中后期的风貌，也反映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南北系统，还表现出了唐代中央和地方作坊产品的异同。

    除上述三次重大发现外，近数十年来在唐代墓葬或遗址、窖藏中还出土了20余批金银器，总数达数千件之多。看到这些数量众多、异彩纷呈的绝世奇珍，人们惊叹之余，也许不禁会问道：金银器皿何以能在唐代蔚为大兴呢？客观地说，促成唐代金银器皿崛起的条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却仍是与统治者灵魂深处贪权保命的思想意识有莫大的关系。鼓吹“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的始作俑者是汉代方士，但现实中汉魏金银容器发现极少，大概由于开采技术的限制或其他原因，以金银制作的容器可能仅限于宫禁之内，而使用范围的局限自然造成出土机率的降低和减少。不过，汉魏统治者享用金银食器进而追求长生不死、益寿延年的政治目的，却依然为唐代统治者所接受。这种欲望一旦获得社会条件的允许和技术条件的支撑，便会无限制地膨胀起来，众多的唐代金银器皿的涌现及其使用阶层的扩大，便是这种情形的客观反映。

    另一方面，唐代前期，由于太宗和高宗对西域的军事胜利，重新打通了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商路，并在西域设置了行政机构，开放的唐帝国以宽松的心态容纳和接受外来文化。中西交通的繁荣，使得包括金银器在内的西方物品大量流入中国，如唐代金银器型中流行的高足杯、带把杯、长杯，装饰纹样中盛行的缠枝葡萄纹、联珠纹、绳索纹等，这些非中国民族传统的器皿和纹样，以异样的造型与纹样风格使人耳目一新。西方盛行的锤鍱技艺，至此也已被唐代工匠全面掌握，不仅器物形态锤鍱制成，器表也锤出凹凸变化的纹样轮廓，再加錾刻细部纹样，还可以将凸凹起伏的花纹片，嵌或贴在器胎上，通过焊接使得整体呈现出新奇的半浮雕式样。盛唐及更早时期输入中国的外来金银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超越了器物的使用功能，极大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缺乏内在更新动力时，找到了突破的契机。这是唐代金银器极度盛行的另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

    金银器生产的繁荣昌盛，需要有发达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充足的原材料，唐代金银采矿、冶炼技术的提高和普及，是唐代金银器制造业突飞猛进的基本保证。唐代金银坑矿采掘极其兴旺。这一时期，比以前单纯以矿物共生组合找矿的方法又有新的探索，特别是根据地表生长的植物判定金银矿藏分布位置的经验之谈，标志着金银冶炼的巨大进步。通过对何家村窖藏出土直径40厘米、重8公斤的通体灰白的银炼渣的化学分析，表明唐代冶银已经使用了吹灰技术，何家村窖藏银器凡经成分测定的，其纯度均在98%以上，可见唐代冶银技术的高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