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大学的时候，黄万里是我最佩服的学者之一，原因是此人敢说真话。

    黄万里1911年出生于上海，1932年毕业于河北唐山交通大学，后赴美国留学，改修水利工程，获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力诺伊大学博士学位，并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1937年黄万里回国，在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任职。半年后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和测量队长，他步行了3000公里，查勘了岷江、乌江、嘉陵江，直到抗战胜利。1947年，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1949年，黄万里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1年回母校唐山交大任教，两年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大副委员长，黄万里也算是个“高干子弟”了。黄万里在1947年已经是“局级干部”，1949年是“厅级干部”，到2001年去世时，却只是个相当于“处级”的教授。也许是因为50年来他一直讲真话、不讲假话，所以“官”才越当越小！

    在中国，要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厚实的学问功底，还要敢讲真话，不怕政治和学术上的打压，坚持反对错误的决策，甚至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黄万里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作为水利专家，黄万里主张从江河及其流域地貌生成的历史和特性出发，全面、整体地把握江河的运动态势；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把因势利导作为治河策略的指导思想。1957年6月，水利部召集70多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对苏联专家的三门峡建设方案提意见，谈看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专家提出将苏联人设计的高坝改为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专家的规划设计。黄万里认为，苏联专家的设计根本没有考虑黄河流域的水文地质特点，尤其是忽视黄河的高含沙量，如果按他们的设计，三门峡水库建成后10年时间就会被泥沙淤满。研讨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争吵了7天。到最后，研讨会成了对黄万里的批判会。犟脾气的黄万里始终不肯认输，认为没有经过实验的数据只是人们的想当然，不符合自然规律。1957年黄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发表文章说， “圣人出，黄河清”只是一句政治口号，黄河不可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这可是与当时的政治倾向背道而驰的，为此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他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 1961年，黄万里离开了讲坛，在密云参加劳动改造，1966年被贬到三门峡挖厕所。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被平反的右派。这个决定只有短短几行：“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磨难，黄万里仍然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仍然坚持讲真话、实话。20世纪70年代，当中国要在三峡建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我在南师地理系学过一学期的水文学，以我的观点看，黄万里的理由是经得起推敲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的主要理由。）

　　黄万里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看，在长江干流上建坝拦水，弊大于利。首先，干流上建坝改变了河流的自然规律，长江上游被冲刷的泥沙无法再到达长江入海口，长江三角洲的造陆运动将大大减缓甚至停止。其次，同黄河三门峡建坝首先淤塞渭河一样，由于三峡大坝以上水流速度的变化，长江上游泥沙将首先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严重影响水运。

    有人曾提出，长江三峡工程已经进行10年的模型实验，按1：100的比例在南京建造了三峡模型进行实测，证明大坝建成一段时间后，泥沙沉积会达到新的平衡，三峡库区的泥沙沉积量减少，有效库容可保持80年。对此，黄万里提出，模型并不完全等同于实际，目前我国测量底水输沙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力试验在长时期内、长河段中尚欠合理的理论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泥沙沉积量。

    黄万里还提出，如果建坝是为了发电和优化我国的能源结构，可以在云、贵、川、湘、鄂、赣各省支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益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在四川盆地边缘山区河流建坝修电站，如在乌江上修电站等为宜。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以及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一直没有答复。

　　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这也证实了黄万里的预测。

南师附中  孙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