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思想者园地整理

5、 国难教育到战时教育时期（1936——1944）

    1935年“一二?九”运动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陶行知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1936年组织国难教育社，陶行知亲自担任社长，倡导大众歌曲和大众歌唱团，推行国难教育。他与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何香凝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陶行知先后出席了“世界青年和平大会”、“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新教育会议”。

    陶行知先生执笔起草了国难教育方案，提出了教育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教育是人民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人类解放的武器。

    1936年7月，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名发表《团结御侮》文件，毛泽东复信表示支持。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会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出访了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奔走呼号，历经十年零一个月，向华侨和全世界人民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得到了海外侨胞和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内发生“七君子”事件时，陶行知闻讯后万分愤慨，征得其教师杜威的同意，以杜威的名义团结了爱因斯坦、罗素、甘地等全世界16个名人联合打电报给蒋介石，营救“七君子”。为此，陶行知再次被通缉。

    陶行知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先生一向景仰无产阶级领袖、导师马克思。在工学团时期，与蔡元仆、章乃器联名发起举行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会。

    1936年，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后，与吴玉章同志到英国伦敦海格公园瞻仰马克思墓，并写了一首诗：“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陶行知将国难教育运动改为“战时教育”运动。

    1938年，陶行知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口号，他又把“战时教育运动”改为“全面抗战教育运动”。即不分前方后方，不分男女老幼，都要接受战时教育，动员和教育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抗战胜利。

    1938年9月，陶先生结束28个国家和地区的访问，回到了抗战中的祖国。他宣布回国三愿：一是创办晓庄研究院，培养高一给的专门人才；二是创办一所难童学校，培养人才幼苗；三是在香港创办职业补习学校，通过教育方式团结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共赴国难，投入抗战救亡斗争。

    1938年11月，陶先生到达桂林。同年12月15日生活教育总社在桂林正式成立，陶先生当选为理事长。他根据当时桂林人民群众钻山洞、躲避日寇空袭的情况，提出了“岩洞教育”的建议，广西省教育厅接受了这一建议，成立了广西战时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并组织了“岩洞教育服务团”。“七星岩”最为典型，洞外石壁上写着：“岩洞就是学校，警钟便早上课钟。”

    陶先生面向未来，面向新中国。他认为抗日战争中那些流离失所的难童中，必有许多新中国的建设人才，需要从幼苗开始培养。1939年7月20日，在四川省重庆市合川县草街子凤凰山上一个古圣寺里，创办了重庆育才学校。

    陶先生爱惜人才胜过自己的生命，热爱学生胜过自己的儿子。青年和儿童在陶先生的心中最大，他亲自从孤独院里挑选了来自全国13个省的150多位有特殊才能的儿童，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针对儿童的兴趣和爱好特长，在普及基本知识的同时，分为音乐、舞蹈、绘画、戏剧、文学、自然、社会七个组，精心培养人才幼苗。

    名师出高徒。陶行知先生的崇高人格以及他为国民乐育英才的伟大精神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乐意同甘共苦育英才。音乐组的贺禄汀、马思聪；舞蹈组的戴爱莲；文学组的艾青、艾芜、姚雪垠；绘画组的陈烟桥；戏剧组的章泯，以及翦伯赞、艾思奇等均在育才学校任教。

    育才学校的办学方针是：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培养目标是：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侵略的小战士；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军的全面教育和训练。要求学生“每天四问”：即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集体生活是育才学校的基础。培养学生自主、自治、自创的精神和能力，是陶先生探索人才培养的最佳最有效的途径，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直接为抗战服务，而且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为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需要培养了大批英才。

    运用社会力量集资办学，是陶先生一贯的办学主张，他靠朋友的资助创办了育才学校。风里来、雨里去，终日奔忙集资。国民党当局要育才学校改为“国立”育才学校，陶先生拒绝后，他们威胁知名人士不准再给陶行知资助，卡断了集资渠道，再由于物价飞涨，育才学校几乎到了断炊的困境，一些好心的朋友也劝陶先生，算了吧，何必背着石头游泳呢？（这是指200个师生象石头一样背在身上，在嘉陵江里游泳，游到江中要被淹死。）陶先生诙谐地对朋友说：“不！我不是背着石头游泳，而是背着爱人在游泳，我要游到胜利的彼岸。”面对困难，毫不气馁，坚定不移，抬头乐干。

    中共南方局对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给予高度评价和亲切关怀。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亲临学校，给师生作抗战形势报告，并对音乐组师生题词：“一代胜似一代”、“为新中国培养一代新的音乐人才”。周思来同志看到陶先生办学困难，拿出400元给陶先生，用于购置体育器具，加强育才小朋友的体育锻炼，增强体质。邓颖超同志把延安粗纺的毛线衣送给陶先生御寒。（此件毛线衣放在陶馆展出）

    抗战胜利，为了和平建设新中国，国共谈判，毛泽东同志由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陶行知作为人民团体的代表，到机场欢送，并合影留念。重庆育才学校是陶先生晚年期间进行生活教育实践和活动的主要实体，是培养人才幼苗的进行特殊教育试验的一所蜚声中外的新型进步学校是一座民主堡垒。

6、 民主教育时期（1945——1946）

    1945年抗战胜利，陶行知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提倡“民主教育”运动。指出民主教育是“教人做真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的教育。此时，他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党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主办《民主星期刊》，将《战时教育》改为《民主教育》。

    1946年1月，与李公仆、史良等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培养民主斗争的骨干力量。校址设在重庆管家巷28号，开设政治、经济、文学、新闻、教育、民间艺术等系。陶先生说：“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新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聘请李公仆、孙起孟、黄炎培、方与严等任教育系教师；浦熙修、章汉夫、罗隆基等任新闻系教师；张友渔、邓初民、王昆仑、翦伯赞、马寅初、章乃器为政治经济系教师；力杨、胡风、茅盾、郭沫若、邵基麟、冯雪峰任文学系教师；民间艺术系任教的有庄严、钱风等教师。

    1946年4月，陶先生离开重庆到上海，路过南京去梅园新村拜访了周总理，又到晓庄小学看望了小朋友。

    陶先生到了上海，积极投入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三个月时间，他在学校、工厂、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多次，进行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

    6月23日，陶先生在上海北火车站十万群众欢送雷洁琼、马叙伦等人民代表去南京请愿的大会上，大声疾呼：“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人民民主的激流，吓坏了蒋介石。

    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先后杀害了李公仆、闻一多。7月16日，陶先生给育才学校师生写了最后一封信说：公仆去了，昨今两天有两方面的朋友向我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将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命之结束，不会是生活教育社和育才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来顶补。你们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美人不能动，要有这样的德性严格要求自己，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

    7月23日，暗杀陶行知的黑名单已传出，陶行知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

    陶先生给吴树琴夫人的信中说：“……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这样的去是不会有痛苦的，望你不要悲伤。你有决心、有虚心、有热心，望你参加普及教育运动，完成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启蒙大事，以奠定天下为公这基础。”

    7月24日夜里，陶先生通宵整理十万字的诗稿。7月25日清晨，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刺激过深，不幸患脑溢血，与世长辞。与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一样，终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逝世的噩耗传出，一颗巨星落地，育才失导，痛失人师，四海同悲。周总理给中央的电文中指出：“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地追随党的党外布而什维克。”

    上海、延安、重庆各界人士召开追悼大会，毛泽东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在延安的追悼会上，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号召全国200万共产党员向陶行知先生学习。

    朱德同志的题词是：“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的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

    宋庆龄同志的题词是：“万世师表”。

    同年12月1日，陶行知的灵柩由上海运抵南京晓庄安葬，南京各界人士和晓庄人民男女老幼设路祭迎接灵柩到来，53个人民团体联合负责安葬陶先生，安葬在劳山脚下的生活教育发祥地晓庄村。

    人民教育家人民爱，教育和人民是鱼和水的关系。陶先生毕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和人民教育事业，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实践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的献身精神，求真创新、开拓前进的精神，艰苦创业、抬头乐干和爱满天下的精神以及他万世师表的高大形象深深扎根于人民中间，永载史册！光照千秋！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八日，江泽民同志在上海举行的陶行知诞辰95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陶行知的一生，正值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时，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为中华民族谋取解放，为中国教育探求新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怀着‘教育为公’、‘甘当骆驼’的精神，从中国国情出发，努力发展人民教育，为整个民族的利益造就人才，作出了永远值得后世纪念的贡献。陶行知的一生，是由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进而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典型，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

    李鹏总理指出：“陶行知先生是我的老师，虽然我受他直接教育的时间甚为短暂，但他的为人、思想、作风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这深，确给我当时少年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受益匪浅。”在国庆三十五周年前夕，李鹏总理又指出：“陶行知先生一生，致力于人民教育事业，他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

    陶行知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

    他是一位行以求知知更行的实干家，又是一位遍览已知求未知的思想家。已故中国陶研会会长刘季平同志的遗著《我国需要众多现代陶行知》一文中指出：“陶行知是为教育改革坚决献身的革命教育家；是抓住了要害的教育改革家；是认清全局的教育改革家；是行以求知知更行的实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