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团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光明前景。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首先是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单凭军事不可能取得全面彻底的胜利,它必须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与之密切配合才能玉汝于成。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发出最后的吼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唤起民众的觉醒,教育民众功不可没,这其中有以教育家、民盟先贤陶行知为代表的广大教育工作者。斗转星移80周年,先生在暴风聚雨中砥砺奋进,大声疾呼的身影永远熠熠生辉,焕发时代的光彩。 中国近代教育家、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民智者,富强之原。”意即民众的智慧是国家富强的根源,表明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又言“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指出自强的重要途径是通过开启民智。深谙此理的陶行知还深刻认识到,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大多数人生活在乡下,开启民智的中国教育应该是到农村去的教育,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如果农村没有改观,那么国家就没有希望。为实现他“培养出一百万个合格的乡村教师,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愿,海外学成归来的他谢绝了武昌高等师范的盛情邀请,来到南京城北劳山脚下的晓庄,办起了实验乡村师范学校,培养乡村教师。在晓庄办学期间,他不但提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念,自己更是身体力行。1939年他在纪念生活教育运动十二周年《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表示:“晓庄所办教育如果不能帮助中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便算是失败”,掷地有声。可见他发起乡村教育运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在“唤醒锄头来革命呀”,唤醒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出兵占领我国东三省,引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慨。陶行知也怒不可遏,连续在《申报》上发表《斋夫自由谈》系列文章,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坚决主张抗日救国。他鼓励青年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支持他们的爱国运动。在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关头,学校如何施教?在抗日战争中,无论是解放区或国统区的教育工作者都提倡过实施战时教育,但是具体如何主张与实施是有差异的。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战时教育要改变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国民党教育当局却提出了“战时要当平时看,一切维持旧状”,要求学生“读书救国”“科学救国”。国民党的这一主张,不仅在解放区遭到反对,就是在国统区也遭到许多进步教育家的强烈反对。被周恩来誉为“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强烈要求教育改革,办革命的教育并积极付诸行动。 1931年10月,陶行知在《申报》发表《战时的功课》一文,竭力提倡“罢平时之课,上战时之课”,意即改革中国平时的学校课程,使之适应抗日救国的需要。由此可见,先生不是为教育而教育,而是在使教育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服务。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创办山海工学团,这是为培养工农干部、普及教育而创立的新型教育形式,属于生活教育理论的实践基地。他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主张。“工学团”是可以创造一种富有人生意义的集团。中国广大乡村既是中国新教育的“新大陆”,也是“工学团”的“最好的育苗场”。在陶行知看来,只要开辟一个苗圃,就能培养一批园丁,这些园丁便可带着幼苗到处栽培,使它繁殖到天尽头。所以在乡村试验工学团,前途无可限量。陶行知将学校取名“山海”,一是因为学校地处宝山县与上海市之间;二是“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一二八”打到上海,并且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已不保,取名“山海”,意在实施国难教育,唤醒民众,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在山海工学团,陶行知有感于旧中国文化落后、文盲众多,为解决普及教育中师资缺乏、经费匮乏、女子教育困难等问题,提出让儿童一边当学生,一边当“先生”。即知即传,把学到的知识随时传授给周围的人。这种始称“连环教学法”在山海工学团倡行时改叫“小先生制”,这一普及教育模式,影响全国及东南亚。1933年后,山海工学团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据点,开展国难教育。淞沪抗战爆发,形势突变,山海工学团停办。从“一二八”到“八一三”,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先后在红庙、沈家楼、萧场、赵泾巷、朱郭家桥和孙宅等村庄办了6个分校。同时,还帮助农民建立了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以及幼儿园和农忙托儿所。另外,又在当时的上海市卫生局帮助下,每个分校都办起了医务室,免费为农民看病、打防疫针,大大提升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因为陶行知的言传身教,其学生徐明清、王洞若于1932年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创办晨更工学团,同样秉承“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办学理念。该组织白天开设幼儿园、小学,晚间为工农及店员开办识字班,同时组织抗日宣传活动,并成为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络站。 2021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新安小学五(8)班的少先队员们回信中高度评价新安旅行团当年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不怕艰苦,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宣传党的主张的爱国奋进的精神风貌。当年,陶行知创办的淮安新安学校正是新安旅行团的摇篮。 1929年6月,陶行知派晓庄师范学生李友梅(中共地下党员)等,在淮安创办新安学校,陶行知担任校长。次年春,陶行知委派学生汪达之接任校长职务。“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中国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秉承“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办学愿景的汪达之,有着超乎常人的社会洞察力。他认为生活有小生活和大生活,社会有小社会和大社会,学校是小社会,仅在学校教学已经不够了,孩子们应该进入社会这所“活的学校”,以形形色色的生活为教科书,以“小先生”的角色将知识传授给他人,达到宣传爱国,共赴国难,唤醒民众,投身民族救亡的目标。 1933年秋,汪达之将7名新安基本学生,组成一个旅行团,去闯荡当时中国最热闹的十里洋场大上海,以实践陶先生的生活教育主张。汪达之说“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要到淞沪去?你们要去看看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要看看‘一二八’战场,看看中外资本家办的工厂,那里一面是冒险家的乐园,一面是劳苦大众的地狱……”新安儿童旅行团在上海54天的成功修学旅行,轰动了大上海以及整个教育界。陶行知亲力亲为,为7个小朋友在上海的活动作计划,生活上热情关怀,联系参观访问,协助和参加演讲,帮助儿童旅行团取得一些薪酬。汪达之受到鼓舞,打算组建更大规模的“新安旅行团”,带着他的学生,到华东、华中、华北、华南去,到全国各地去,在“社会学校”的大熔炉里,一边实践“生活教育”的思想,一边经受革命风雨的洗礼,宣传抗日救国,唤醒民众,共御外侮。他的设想得到了恩师陶行知的首肯和支持。 陶行知为了新安旅行团,他毅然将安葬母亲用的一笔人寿保险费500元捐了出来。其后,汪达之借助陶先生在上海的影响力,并以他的名义,得到了黄炎培等人的帮助,购买一台旧的无声电影放映机,又弄了台小型汽油发电机、扩音机和电唱盘,以及《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抵抗》等几部影片,还买来了《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歌》《新女性》等进步歌曲唱片,还有一台幻灯机,一些爱国厂商捐助了一些毛巾、挂包和旅行日常用药……1935年10月,新安旅行团又出发了。至1941年5月,在将近6年的时间里,走过苏、浙、鲁、陕、豫、鄂等14个省,行程37000余里,在各地以“小先生”教育和艺术表演等形式,进行抗日动员,组建儿童团体,各地参加的儿童先后达数百人。新安旅行团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热情鼓励,被赞誉为中华民族的小号手。 陶行知非常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5年后,陶行知受“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奔走呼号,成为抗日救亡中最英勇的一员。当时,他组织“国难教育社”,拟定《国难教育方案》。国难教育的任务,在唤醒大众起来救国,教育大众是当前国难教育之第一件大事。为了唤起大众,他发表长诗《思梅曲》,呼吁大家起来救中国。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陶行知将国难教育运动改为“战时教育”运动。1938年,陶行知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口号,他又把“战时教育运动”改为“全面抗战教育运动”。即不分前方后方,不分男女老幼,都要接受战时教育,动员和教育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抗战胜利。 1938年9月,陶行知结束28个国家和地区的访问。他宣布回国三愿:一是创办晓庄学院,以培养高级人才;二是创办一所难童学校,选拔有特殊才干之难童,做人才幼苗之培养;三是在香港创办中华业余补习学校,通过教育方式团结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共赴国难,投入抗战救亡斗争。 1938年11月,陶行知到达桂林。12月15日生活教育总社在桂林正式成立,陶行知当选为理事长。他根据当时桂林人民群众钻山洞、躲避日寇空袭的情况,提出了“岩洞教育”的建议,“七星岩”最为典型,洞外石壁上写着:“岩洞就是学校,警钟便是上课钟”。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先生认为教育必须面向未来,面向新中国。他意识到抗日战争中那些流离失所的难童中,必有许多新中国的建设人才。这所专为抗战期间流离失所难童设立的学校,得到中共南方局的支持。学校注重因材施教,开设文学、音乐、戏剧等专业组,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与科技人才。周恩来曾评价其“为新中国储备了一支特殊队伍”。培养出李鹏等杰出人物,被誉为“革命教育圣地”。 80多年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我们民盟先贤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耕种心田,呵护幼苗。以笔当抢,把整个社会当课堂,唤起广大民众奋勇抗敌,忘我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劳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风范,山高水长,先生精神,日月星光。 教育当随时代,与时俱进,时刻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这是先生陶行知先生躬身力行,鞠躬尽瘁,告诉我们的一个朴素真理。今天,我们民盟人要发扬民盟先贤的伟大抗战精神,立足本职,紧跟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吴淑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