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李公仆先生

李公仆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先贤，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

先生出生的1902年，《马关条约》签订七年了，还是割地赔款，山河愈加破碎；《辛丑条约》签订一年了，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的清政府已经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以变法图强为目标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已经失败五年了。在先生成长过程中，最觉悟先进的中国人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经历了学器物到学制度的失败后，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陈独秀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他指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这位“德先生”就是民主。

先生成长于觉醒年代，始终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他早年就有着强烈的民主意识,自己改名为李公朴，意为人民的公仆。从此一生为民主奔走，终身为民主事业奋斗直至牺牲。

先生出身贫苦，13岁到镇江京广洋货店做学徒。五四运动开始之后,他投身革命道路，在报纸上揭露有些不法商人将日货商标改成国货，利用民众的爱国心来赚黑心钱，被老板开除。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他进入沪江大学深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不久投笔从戎，南下广州，加入了国民党，北伐时担任宣传委员，随军南征北战。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国民党失望的他愤然离开军队，脱离国民党。之后赴美深造，寻找知识救国的真谛。

先生在留美期间，潜心研究美国以及世界各国的教育状况。他认为“学校是改善社会环境的策源地”，然后矢志不移，回国后成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

国破山河，只有教育才能启民智、救中国。先生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创办国难教育，他一直希望通过改变青年学生的思想来改善社会风气，达到国富民强。他与邹韬奋、胡愈之等人筹办了《生活日报》，又创办了流通图书馆，旨在改变青年学生的痛苦生活。到1936年图书馆聚集了南京当地的求学者四五千人,用言论来影响社会。他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在申报上开辟了专栏，以笔为刃希望用自己的文章将无数沉睡的中国民众唤醒，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活动增添力量。他和艾思奇一起创办的《读书生活》，发表了大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文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通俗化的尝试，传播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对青年的思想启蒙起了巨大的作用，引导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1936年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先生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为抗日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同年11月22日深夜，先生等七人被国民党当局以破坏社会安定为由，逮捕入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先生在监狱中坚贞不屈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斗争。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将“七君子”释放出狱。

全面抗战期间创办抗战教育。走出国民党监狱后，先生立刻动身前往山西考察。在山西，经周恩来同志决定，先生担任"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创办了由他担任社长的"全民通讯社"，为抗战宣传教育及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四处奔波。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他冒着生命危险往来于敌后与前线之间。他到达延安，并拜会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他组织了"抗战教学团"，到晋、察、冀边区进行抗战教育工作。深入晋察冀后，立刻展开了教学活动，每到一个地方，教学团就会开一个短训班，宣传抗日。在晋察冀的六个月里，先生被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所折服，认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就是未来新中国的雏形。先生和夫人还编印了大量书刊和青年读物，为大后方文化教育事业服务。

抗战结束后创办民主教育，并积极投身于反内战、争民主运动。1944年10月，先生参加了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并担任《民主周刊》的编委工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946年初在重庆先生与民盟另一位先贤陶行知合力创办社会大学。先生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实施民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同时主编《民主教育》月刊。为了迎接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他参加发起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被选为理事。在政协会议期间，他经常主持举办各种报告会、演讲会。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集会，先生出任总指挥。国民党派出特务捣乱会场，先生等人被打成重伤。面对险恶环境，先生说：“我们搞民主运动的人，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周恩来听闻发生“较场口惨案”后，立即赶到医院看望。先生表示：“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统一，我要更加坚定”。1946年先生在云南发起争取和平签名活动。国民党当局对先生恨之入骨，这时，他深知民主自由不可能唾手可得，更不是靠别人可怜施舍，只能靠斗争得来，有战斗就有牺牲。先生已预感到国民党将对自己下毒手，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在一次集会上，先生说：“想用死来威胁我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今天我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1946年7月11日，先生在昆明市遭国民党特务开枪暗杀，次日凌晨因伤重、流血过多牺牲。临终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完全为了民主！” 先生最终为民主事业献身，真正地成为了人民的公仆。

先生牺牲后，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发表唁电：“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先生心中不朽的丰碑就是民主。先生曾经用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改词而成《民主军歌》：“创造民主中国，永做自由人”。他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这个理想和信念。

先生的好友、民盟又一位先贤闻一多先生在其追悼会上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做出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宣告：“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喜看稻菽千重浪，人间遍种自由花。今天，经过先生等无数先辈前赴后继的努力和牺牲，我们伟大的祖国实现并完善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欣欣向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应继续弘扬先生“爱国、民主、同心，奉献”的精神，立足本职，踔厉奋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民盟南京陶行知支部    吴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