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组织召开一次全体机关人员读书报告会是民盟南京市委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传统项目，每年机关人员要轮流一遍向领导和同事们分享读书心得、生活感悟、工作经验等，通过读书报告促进机关全体人员多读书、读好书，增长知识，提高文化修养和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培养机关人员勤于动脑，善于思考的习惯，通过分享交流促进同事之间互相学习，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从而构建积极向上的学习型机关。

      近日，民盟南京市委驻会副主委戴云为了进一步提高大家学习兴趣，扩大机关人员知识面，创新读书报告会形式，特地邀请了盟员卲磊出席盟市委机关读书报告会，请他为大家讲述南京历史文化。邵磊是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江苏省馆藏文物定级专家库成员、江苏省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专家指导小组成员、发表文物考古方面的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十余种，在盟内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请盟员邵磊参加机关人员读书报告会，为大家分享专业知识和调研成果，不仅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新鲜感，更重要是让机关人员和盟员之间互相交流增进了解，加深感情，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掌握了知识，加深了对南京的历史文化的了解，从而促使大家更加热爱南京，更加爱岗敬业，自觉自愿的服务于基层组织，服务于盟员，积极影响和带动广大盟员为南京的发展多做贡献。

宣调处  刘敏

附：讲稿

南京历史文化纵览（上）

远古至秦汉的南京

南京与所谓四大古都的比较

筚路蓝缕

1993年，南京江宁汤山葫芦洞先后发现了两件人类头骨化石以及大量的古动物化石，其生活年代大体与著名的“北京人”中期相当。证明早在35万年前？原始先民就开始在南京地区生息繁衍，迎来了文明的曙光。

“汤山猿人”在体质上与我们今天的南京人乃至中国人不是一回事

距今约11200年前，南京溧水神仙洞一带出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活动，

聚落星布

五千年前，南京地区人类的生存与活动区域相对固定，形成了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原始村落。

这些村落较为密集地分布在秦淮河、金川河两岸以及滁河流域。

从考古成果看，这一时期的遗址一方面具有本地特点的古文化面貌，同时也受周边区域文化因素的影响。

南京地区是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人类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城邑初创

湖熟文化：湖熟文化是江南商周时期的地方土著文化，其分布范围主要在宁镇地区和皖南东部约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1951年南京在江宁区湖熟镇首次发现这一时期遗存，考古学上遂命名为“湖熟文化”。

湖熟文化是相当于中原商代的土著文化，而西周以降则是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伯奔吴”：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周太王古公亶父有意传位给第三子季历，他的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主动让国，一同出走。他们出奔“荆蛮”，建立国家，国号“勾吴”，史称“太伯奔吴”。这一事件反映了中原文化向江南地区的传播。

“太伯奔吴”的影响：南京地区的土著文化蓬勃发展，并与中原先进文化交流，吸收融合，呈现出兼容南北的特点。

两千五百年前，南京地区出现了城邑。城池简陋，规模较小，分布大江南北。这些具有军事防御性的古城。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愈演愈烈。南京地区控扼江淮，易守难攻的区位地理优势得到了南方列强的重视，吴、越、楚三国纷纷在南京地区建造城邑，展开相互争夺。

固城——勾吴城，吴王余祭为防御而筑，这是南京地区在长江南岸最早的城邑。

吴楚相争，楚国在今南京长江北岸建立城邑，史称“棠邑”。

周元王四年（前472年），越灭吴。越王勾践命范蠡筑城于今南京中华门外长干里，“城周二里八十步（约1公里）”，史称“越城”。这是南京城区最早的古城邑，为南京建城之始。

楚威王七年（前333年）灭越，在今南京城西设立金陵邑（今石头城）。此乃南京行政建置之始。（城市）

郡县始立

秦汉时期，南京地区先后出现多个县级行政区，设县密度之高在南方并不多见，这反映出南京地区在南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中央政权对南京地区重视程度和控制力度所加强。南京城市发展的日益进步，人口迅速增长，逐渐拥有了区域政治、经济中心地位，为六朝时期成为封建王朝的首都奠定了基础。

六代相承  定鼎金陵

六朝时期，随着都城的建立和城市的发展，南京迎来了城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南京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创新、佛教、道教的传播以及对外交往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大都会，与罗马并称为当时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

六朝定都建康（东吴称建业）是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契机。经过孙吴时期的草创，东晋时期的定型，南朝时期的延续，南京城市建设代有增筑，不断扩大，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都城。

六朝时期的建康，宫室壮丽，人口规模一度达到百万，手工业和商业繁荣，是当时中国南方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城市。

六朝建康城的建都思想与实践对于同时代的北魏都城洛阳，以及其后的隋、唐长安城都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北魏宇文凯来建康学习都城营建技术，影响北魏洛阳）

建康都城

作为围绕在宫城之外的第二重城垣，都城是六朝建康城的主体。

孙吴定都建业后，都城仅在南面开一门。东晋至南齐时期，都城开六门。其后，城门不断增辟，最多时达12门。

自孙吴至南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以前，都城的城墙与城门皆用竹篱围成，南齐高帝建元二年（480），改筑为夯土城墙。

建康城的建设利用了南京山环水绕的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在城池的构造、宫室的布局、城市防御体系的设置等方面皆有新的创造。以东晋和南朝时期为例，建康城主要由三重城垣构成，其核心是以宫室为主体的台城；台城的外围称都城，类似于后世的皇城，主要设置官署和部分贵族宅邸；都城之外还有外郭，主要的居民区和商业区皆分布于外郭城内。

在主城周围还有石头城、西州城、东府城、白下城、新亭城、丹阳郡城，以及秣陵、江乘、江宁、同夏等京郊县城。

建康宫城

宫城是六朝建康城的核心，位于建康城三重城垣最内一重。

东吴时期，建业城内实行多宫制。早期以太初宫为中心，孙皓时增筑昭明宫，另外还建有供太子居住的南宫以及具有宫苑性质的苑城等。

东晋初年，国力尚弱，只能以太初宫旧有房舍为宫。在平定苏峻之乱后，对建康宫室进行了大规模营建。新建的宫城称建康宫，又称台城，在今大行宫地区。东晋营建的台城被此后的宋、齐、梁、陈各代所沿用，基本格局保持不变。

周边城垒

六朝政权在主城周围先后构筑了众多城堡，作为建康外围的军事屏障，其中一些为各级行政机构的治所。

这些城堡中，石头城举足轻重，它扼守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口，地形险要，是保障建康西部安全的军事要地。东汉建安十七年(212年)，孙权利用楚国金陵邑旧址创建石头城，贮藏军械物资，该城后来被称为石头小城。孙权正式定都建业后，又在石头山下建造石头大城，周长“七里一百步”，与台城规模相差无几。石头城自东吴创建，各代多次重修。在六朝建康发生的历次攻防战中，皆发挥了重要作用。隋灭陈后，建康城遭到平毁，而石头城被保留，作为蒋州刺史的治所。

除石头城外，越城、白下城（又名白石垒）、新亭等也是重要的军事堡垒。

丰乐吴土

东汉末年以降，中原连年战乱。江东地区政局相对稳定，成为中原和江北人民避乱的首选之地。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爆发，北方士族率领宗族、宾客、乡党大量南迁。据统计，南迁的北方移民数量达到了50万人。

大批北方人口的南迁，带来了北方的生产技术，丰富了南方文化的内涵，促进了南方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

六朝时期，儒学的正统地位发生动摇，人们逐步从“独尊儒术”、“三纲五常”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个性觉醒成为思想潮流。玄学作为主流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人们重视生命价值和个性解放。佛教道教思想的兴盛、民族的迁徙和融合，使思想文化更加多元，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六朝时期，居宅陈设发生很大的变化。室内陈设主要有床榻、几案、席褥、帷帐、屏风，以及贮放衣物、食物和书籍等所用的箧、箱、橱、柜。

床榻是六朝时期室内最主要的家具，其余器物皆围绕床榻而陈设。床榻上方悬有帐幔，状如覆斗。帐与帷连用，合成帷帐。屏风是起挡风、遮蔽作用的一种家具，分隔房间。

六朝时期交通工具主要有牛车、马车，因南方牛多马少，促成了牛车的广泛应用，这是六朝时期交通工具的一个显著特点。

六朝时期的佩饰种类繁多，妇女盛行假髻，髻上常插簪、钗、步摇，尽显仪态之美，服妖。香薰、熨斗等用具颇为常见，反映了当时贵族阶层“熏衣剃面，敷粉涂朱”的生活风尚。

华夏正声

六朝的文学和史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史学而言，官私修史，蔚然成风；史学著作激增，名家辈出；史学体裁完备，独立成学，是历史繁荣时代。

就文学而言，文学艺术出现了“文的自觉”现象，士大夫以文学抒情言志，并在艺术上追求完美，从而形成了对音韵、声律、对仗的讲究。

中国的绘画艺术在六朝时期取得了重大进步，主要表现在绘画题材多样，技巧更为成熟，绘画理论出现，宗教对绘画产生巨大影响等方面。顾恺之、张僧繇、陆探微并称六朝画坛“三杰”。

画像砖是六朝时期贵族墓葬中较为流行的一种装饰方法。六朝时期在佛教、道教、玄学的影响下，画像砖上出现了新的题材，南京地区出土的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大型砖拼壁画以及“贵族出行”、“虎啸山丘”等画像砖，是六朝时期绘画艺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六朝中国书法史上的转折时期，楷书、草书、行书等书体竞相发展，促进了书法艺术的繁荣，六朝书艺以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的成就为标志。六朝墓志与书法艺术

六朝是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又一个发展时期，在数学、天文、立法、医药学、化学、生物学等古代理论科学领域中，在制瓷、冶金、机械、水利工程、造船、航海等应用技术领域中，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祖冲之、何承天、葛洪等著名人物。

祖冲之（429-500），生活于南朝宋齐之际，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他算出圆周率的值精确到小数第7位，领先世界长达近千年。祖冲之创制了《大明历》，对百济有巨大影响。博学多才，在音律、文学、考据方面也有造诣。

六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孙吴时期，佛教处于初传阶段；

东晋时期，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人们用老庄玄学思想来解读佛教思想，形成了般若学六家七宗的繁荣景象；南朝佛教得到皇权的大力支持，梁武帝崇尚佛教一系列活动使得佛教几乎成为国教，达到空前盛况。

康僧会，祖籍康居国（今中亚地区），生长于印度，是当时著名的大德高僧。康僧会于赤乌十年（247）到东吴都城建业，向吴主孙权宣扬佛法，并显示神迹，献上感应舍利。孙权惊喜感叹之余，为康僧会修建佛塔、佛寺，允许其传教，江东佛法从此大兴。孙权为康僧会所建之寺，取名建初寺，为江南佛寺之始。其位置在今南京长乐路市立医院附近。

梁武帝萧衍是中国古代最崇佛的皇帝之一。他在位期间曾多次舍身出家，佛教寺院数量激增。梁武帝对佛教中国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儒家礼乐与佛教融和，制作出被称为“正乐”的佛乐；严禁出家人饮食酒肉；创制“水陆法会”和“盂兰盆会”，这些举措影响至今。

都城建康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城区郊野梵刹林立，极盛时期达七百余所。唐人杜牧《江南春》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形象的写出了南朝佛寺的盛况。

南齐永明年间，在皇室的支持下，明僧绍父子舍宅为寺并在摄山（今栖霞山）开窟造像，至梁天监年间，窟群初具规模。栖霞山千佛岩是中国南方唯一由皇家主持开凿的石窟，造像雕刻圆润细致，风格典雅秀丽，是我国古代佛教艺术的精品。

陶弘景(456—536)，中国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尤以药物学成就最大。梁武帝对陶弘景十分尊崇赏识，国家每有大事，无不前来咨询，世人称之为“山中宰相”。

郭璞（276—324），东晋著名学者、道学术数大师，游仙诗，擅长奇异方术，还精通风水之学，被奉为中国风水文化之宗。传说其著作《葬经》，不仅对风水及其重要性作了论述，还介绍了相地的具体方法，是中华术数之奇书。在南京玄武湖边有郭璞的衣冠冢，名为“郭仙墩”。

在六朝的民间鬼神信仰中，影响最大的是土地神蒋神。蒋神本名蒋子文，事迹见于干宝《搜神记》等文献。生前为秣陵尉，死后成神，吴主孙权为之立庙，并改钟山为蒋山。经吴国统治者倡导，对蒋神的信仰在江淮地区大行。东晋时蒋神更受尊崇，被奉为战神，封为相国。

开放国都

六朝时期在秦、汉的基础上将与东亚诸国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均超过前代。建康都城与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等邻近地区和国家有着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

公元前后，朝鲜半岛上先后形成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政权。三足鼎立的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元七世纪，其中高句丽与六朝建康发生联系最早，百济次之，新罗则最晚。

高句丽与六朝政权的官方往来最为密切，自东晋义熙九年始，高句丽王一再遣使至建康，次数不少于30次。南朝政权也遣使回访，一再授给高句丽王“征东大将军”的称号。

东晋时，百济王接受东晋政府的册封，与南朝的通使也颇为频繁，自东晋咸安二年（372）至陈至德二年（584）间，可考的百济使者至建康为10多次。

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的往来有悠久的历史。文献记载，在汉武帝时代，日本已派使节和朝廷交往。

三国时期，日本列岛与孙吴政权交往密切，日本境内发现了许多吴镜和三角缘神兽镜，是当时中日交流的物证。

东晋南朝与日本的往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仅晋末、刘宋之间见于记载的有10余次。随着双方通使和人员往来，中国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制度等也传入了日本。佛教在这一时期通过中国传入日本。

孙吴时期就与东南亚诸国建立了联系。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体现异域风格的文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异域风格造型、纹饰题材多源自异域的文物，如南朝陵墓石刻、带连珠纹的扁壶、胡人俑等。另一类则是直接从异域舶来之物，南京地区曾经出土多件玻璃器，均是舶来品，产地为罗马帝国或者波斯萨珊王朝。在南京出土的金刚石指环也当属异域舶来。这些都是中外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