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鼓楼医院男科行政主任戴玉田教授 
戴玉田所在的鼓楼医院男科位于新大楼门诊部二楼，也许因为这是刚成立不到4年的科室，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格外得朝气蓬勃。没有外出会议的时候，戴玉田每天便往返于门诊科室和病区之间，工作紧张而忙碌，很有满足感。 勤奋执着，发展独立男科 世代行医是医学世家的一贯秉承。戴玉田的父亲是鼓楼医院心脏科的老专家，母亲是我国儿童心血管病方面的著名专家。“不为良相，即为良医”，1960年出生的戴玉田，在家庭教育的耳濡目染下，立志做一名出色的医生。1977年高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工厂做工人，而这一年高考制度的恢复，重新点燃了他的希望。工作之余，戴玉田积极备考，甚至在上班时还偷偷地看书。第二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当时的南京医学院。经过五年刻苦认真的本科阶段学习，1983年，戴玉田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入南京市鼓楼医院泌尿外科工作。 在当时，鼓楼医院作为南京市综合医院，每天接诊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戴玉田白天忙于科室诊疗，下班后则继续学习深造，1988年取得了复旦大学医学硕士学位。在此过程中，戴玉田愈发觉得所知甚少，他急切地渴望接触国际医疗界最尖端的前沿知识，不断完善更新自己的知识架构和储备。于是他多次向院方提出出国进修的想法。在当时，培养一名优秀的临床医生已属不易，而狂热的出国潮也导致了大批人才的流失，因此鼓楼医院没有同意他的申请。但是他没有放弃，“认定了一个目标，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最终，戴玉田以加倍的努力和不懈的坚持，取得了院方的信任，于1996年通过进修考试，前往美国Johns Hopkins大学Brady泌尿外科研究所和美国Georgia医学院泌尿外科进行博士后研究学习。 回忆起在美国深造的三年时光，戴玉田直呼“大开眼界”。他跟随的导师是医学院性功能障碍学术委员会的主席，专业要求异乎严苛，不过私下却对戴玉田十分照顾。他接触到了还处于开拓性领域的男科专业，切身感受到了西方先进的医疗体制和住院医生的培训机制，同时也锻炼了他科学研究的思维以及决策者的眼光。三年学成期满，戴玉田婉拒了导师的挽留，毅然选择回国，“我必须要将男科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带回来！” 当时国内从卫生部到医院设置上，对男性疾病都没有划分相对独立的专业以及科室，重视程度和诊疗水平也相对较低，很多男性患者因此没能得到系统专业且及时的治疗而抱憾终身。1999年，重新回到鼓楼医院上班的戴玉田提出了设置独立男科的想法，很快便得到了院方的认可，但是这个想法的创新和超前，是没有先例可以参考的。戴玉田只好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他带着2名年轻医生、1名护士，在泌尿外科下独立开设了一间诊室，进行男科的检查和科研工作。那段日子，戴玉田一手搭起的“戴家班”，在泌尿科和“准男科”间穿梭工作，因为人手不够，器材有限，有时为了调配检查器材和人员还得看泌尿科的“眼色”。但凭着“戴家班”的这份团结、坚守和信念，“准男科”就在这样贫瘠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了。每周戴玉田进行2-3次的专家门诊，专门前来就诊的病人逐渐多了起来，一年达到了1万多人次。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2年鼓楼医院终于批准了戴玉田关于“设置独立男科”的申请，成为了全国第一家拥有独立男科的三甲医院，对推动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男科发展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从一间诊室，4人小组的“戴家班”，终于发展成为拥有1个独立病区，35张床位，11名专业医生和14名护士的独立男科，拥有最多最全面男性性功能检查和男性不育检查项目，每天的门诊量达200多人次，年门诊量6万多人，手术量1500多台，解决了许多泌尿外科和男科的各种疑难杂症。为了这一天，戴玉田持续努力了8年。 作为江苏省“135工程”医学重点人才，戴玉田从来也没有放松自身专业的提高。2003年进入苏州大学攻读临床医学博士学位，并担任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和男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第三届国际性医学学会（ISSM）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内仅2人）。他的办公桌上总是堆积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课题设计以及论文成果和评审稿件。饭桌上、坐车时、机场等候的空档，都成了他写稿、审稿的好时间。近年来，戴玉田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被SCI收录的有30余篇，主编或参编各类学术著作10余部；并获得江苏省新技术引进一等奖、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个奖项。鉴于他的突出成就，美国德州大学休斯顿医学中心MD Anderson肿瘤中心聘请戴玉田担任客座教授。该肿瘤中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肿瘤临床及科研中心，担任客座教授，标志着戴玉田的临床和科研成果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 美国医学研究所的学习经历使戴玉田累积了深厚的科研和管理经验，于是2011年鼓楼医院成立科技处时，他当仁不让被推举为处长，推进院部科研工作的开展。从完善课题申报、成果奖励等机制开始，他动员医生和他所带的二三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们申报课题，发表论文，积极进行成果转化。研究工作中有一步ICP操作，当时国内掌握该项实验技术的实验室还不多，很多医生和研究生们都没有进行过该项操作，凭借在国外研修时曾有过1000多例ICP操作经验，戴玉田白天忙完查房、手术等繁忙的工作后，晚上又带着学生在实验室亲手示范操作，常常熬到深夜。在他的带领下，鼓楼医院当年就获得了30项国家自然基金，到了2013年已达53项，医院的科研工作走上良性循环，每年仅用于医疗科研的经费就达1亿多，自主创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医生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得到了锻炼提高。 时间流逝，戴玉田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到了培养男科的后备医疗人才上。看到这支慢慢成长起来的医疗团队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他既欣慰又有所担忧，“医疗发展容不得一点停步不前”，如果没有大量的临床治疗体验，年轻人能积累出经验么？他着意提供更多、更直接的诊疗机会，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迅速成长起来。他像个大家长一样小心地呵护这个初生但蓬勃发展的男科团队，更希望“这个孩子”能早日成才，走得更好更远…… 仁心仁术，不忘社会责任 “戴教授的医术那是相当厉害的！”他的病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戴玉田的“厉害”在于他擅长透过症状的表面，看到疾病的本质。 一个顽皮的男孩，嬉闹后腰部受伤，CT提示腰部肾脏血肿，十多家医院专家建议保守治疗，唯独戴玉田说，考虑肾癌，强烈建议手术治疗。由于肾癌好发于幼儿和中老年，17岁的男孩又有外伤史，没有人能敢往肾癌上考虑。在戴玉田的反复劝说下，家长同意手术探查。术中病理证实为早期肾脏透明细胞癌。通过早期手术治疗效果很好，挽救了男孩的生命。 戴玉田的“名气”越来越大，有些患者辗转千里前来找他看病，而这些患者大多以疑难杂症、危急重症为主。为求心安，经常有患者或家属要求送红包，戴玉田大多数是当场谢绝。但有些患者由于紧张焦虑，当场拒绝更容易让他们加重心理负担。戴玉田想到了一个办法，委托护士长把红包里的钱直接充到患者住院费中，手术完成后，再将充值发票交给患者家属。有一位农村来的老伯，手术前送来了皱巴巴的300元和一只老母鸡。戴玉田将钱充入了住院费，还找人将老母鸡炖成汤，在老伯手术后送到他的床头。喝着热腾腾的鸡汤，老伯感动地热泪盈眶。 2007年戴玉田主动申请加入了民盟，随后又加入医卫工作委员会，从事更多的社会服务工作。他非常重视民盟的活动，常常刚从门诊或手术室下来就直接赶赴活动现场。在一次民盟捐助特困学生的活动中，他第一个慷慨解囊。他说，通过民盟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学到更多的东西，做更多的事情。 有一次，淮安民盟通过南京民盟联系到了戴玉田，他们那有一名特困先天性病人又罹患膀胱癌，希望能请戴教授进行医治。戴玉田立即将病人收治，诊断后决定手术切除肿瘤，可仅仅手术费就要三、四万元，病人根本无力承担。为此，戴玉田向院方特别申请爱心基金免费为他做了手术，并带头向病人捐款。病人痊愈出院后，他还多次带领医护人员定期上门进行随访，病人感叹：是戴教授、是民盟救了他！ 2014年5月23日，筹备已久的民盟南京鼓楼医院集团支部成立了，戴玉田众望所归担任支部主委，他说：民盟老前辈是我的楷模，作为盟员就要用行动维护和树立盟组织的形象。他表示将和盟员们整合资源，共同致力于南京医疗的发展，并以“医者父母心”努力回报社会。 参政议政，彰显委员情怀 2012年，戴玉田以一名市政协委员的身份在更宽广的舞台上履行职能。开始，面对薄薄的提案纸，他竟无从下手。通过向前辈委员的学习讨教，他学会了立足本行业，关心身边事，“虽然有些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多呼吁还是能起作用的”。 针对社会上民营男科诊所鱼龙混杂、治疗与管理技术不过硬的现状，戴玉田提出了《关于在大型三甲公立医院成立男科并将之纳入医保范畴的建议》。他深有感触地说：呼吁建立男性健康专科是我的研究科目，也为此呼吁了很多年，男科应当把它从泌尿科分离出来，不能局限于目前的外科治疗，还要开展男性心理干预。公办医院里不能只有妇科，也要有男科，这样才能有助于男科的发展。 近几年医患矛盾紧张、医患冲突时有发生，许多医生都后悔入错了行。一方面，戴玉田理性地和学生同事分析：“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一定要做好。很多医患矛盾都是由于沟通不到位造成的，对于极其危险的疾病，患者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一旦过高期望与残酷现实发生冲击，必定导致过激行为。”在病房中，经常可以看到戴玉田亲自与患者及家属长时间沟通交流、告知病情、分析方案、心理疏导。常常为了解决病人心中的疑虑，聊到很晚才下班回家吃饭。另一方面，戴玉田向政协提交了《关于强制推行医疗安全保险的建议》等提案，从公共管理、行政干预等角度探讨缓解医患纠纷的办法。此外，戴玉田还参与了盟市委医卫委员会关于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充分发挥三级医疗的作用等方面的调研工作。
从一间诊室到一个独立科室，戴玉田细数这一路深深浅浅的脚印，感慨万千。他说：中国的男科乃至整个医疗行业健康发展的需要，必定将更多有志于此的医疗人引向更加长远的道路，而信念和坚守是照亮前路的唯一明灯…… 宣调处 韩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