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人生价值和生命尊严的音域吟唱

    父亲生命的休止符，已经绝响12年有余，可他那平凡而不平淡的人生韵律，却总久久地在我们心田回荡……在他的人生乐章中，虽没有震人耳寰的高调，也没有别奏希声的大音，更没有遏云止水的绝响，但他那应着祖国命运，合着时代节拍的生命交响，却常常在抑扬顿挫的协奏中，送放出人生价值与生命尊严的张扬。

(一)
三个阶段的人生经历

    我的父亲王问奇生于1912年，逝于1998年，江苏六合人。他的一生伴随着祖国的苦难和兴盛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三个阶段。

青年•进步

    1926-1932年父亲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后因爷爷病故家贫转入南京中学高中师范科。在高中读书期间，作为负责人1933年组织了“南钟剧社”，担任社长。曾同进步学生舒强（中共党员，抗日演剧四队导演，1944年赴延安为鲁艺教员，解放后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吕复（38年入党，左翼剧联南京分盟负责人，兼上海救亡演剧九队队长，解放后任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上海文化局副局长）、许之乔等参加演剧活动，演出洪深创作反映农村生活的独幕剧《五奎桥》，父亲饰演主角农民李全生。1934年参加革命团体“磨风艺社”，在田汉编剧的高尔基《母亲》一剧中演父亲。

    1934年8月 —1940年7月断断续续地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系、教育系。曾在校排演话剧《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宣传抗日。1937年抗战爆发后，经同学许之乔（抗敌演剧队二队成员、大众剧社、左翼剧联南京小组成员）介绍，于当年11月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八队”，后在武昌转到二队。随剧团西上，徒步跋山涉水，历经艰险，在皖南、皖北流动半年，沿途深入到大别山农村集镇宣传抗日，《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街头剧成了必演剧目。

    后由狄港过江，经武汉到重庆而离开演剧队，重入中央大学。因音乐系停办而改入教育系直至1940年毕业。父亲在重庆读大学期间，在地下党进步势力影响下，组织“中大救亡歌咏团”“嘉陵歌咏团”演唱宣传抗战歌曲。

    1940年大学毕业，41年8月到四川北碚国立重庆师范教音乐。创办师范音乐科，任科主任。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创办江宁师范音乐科，任音乐科主任。1940—1948年这几年中兼任过“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国立江苏医学院”“国立边疆学校”的讲师、副教授，教授音乐课。

    父亲在读大学时到国立二中师范部指导学生排练宣传抗日的街头剧《毒药》，为宣传抗日的街头剧《仁丹胡子》谱曲，指导排练。在指导排演的过程中与我母亲莫先慧相识，于1941年结婚，婚后住在北碚。

    父亲在重师音乐科任主任时，除日常教学工作外，还在重庆师范礼堂组织举办过“马思聪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等多场乐界名人演唱演奏会。与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解放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常来往，贺绿汀送给我父亲一本他自己创作亲笔题词的《牧童短笛》的钢琴曲谱。

    在重师期间，父亲还组织领导音乐科学生举办过汇报演出音乐会。节目形式多样，合唱、重唱、表演唱等，其中以宣传抗日的歌剧《送郎上前线》尤为突出。在北碚体育场旁嘉陵江堤上举办的千人大合唱更是轰动一时。

    抗战胜利后，父亲于1946年7月回到南京，任省立江宁师范学校（下文简称江宁师范）临时代校长，负责筹建学校。当时一无校址，二少员工，三缺经费，父亲想方设法，才在太平路中段门帘桥建立了江宁师范，这所学校是重庆师范的延续。一切就续后，出国考察的马客谈回国就任校长。

    1946年7月至1949年解放前，父亲一直在江宁师范任教，从事音乐教育工作，担任音乐科主任，后任教务主任。

    48年寒假，解放大军节节进展，国民党政府机关悄悄准备南迁。父亲受命于危难之际，作为教务主任留守学校。那时我家住娃娃桥，家里成了地下党“隐避所”，演剧九队的“转运站”，进步的文化人，舒模、舒强、王家乙及地下党员李世仪等常在我家碰头开会。

    在地下党员李世仪安排下，我父亲曾到珠江路一枝园开会，研究护校工作，做好迎接解放军进城准备工作。为了有利于父亲的工作，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子女到太仓避难。父亲一人带着数十名师生住在学校里护校。49年4月24日清晨，父亲带着留校师生举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旗帜迎接南京解放。
    解放后，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是东南大学的前身）相关资料中，发现我父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列为要逮捕的进步学生黑名单中。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进南京城，25日军代表靳树鸿率领两位属员进驻接受了江宁师范。随后“江宁师范”与“南京师范”合并为“南京市市立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市师”）我父亲在市师任教导主任兼音乐科主任。当时每逢重大节日及迎接外宾等活动中，总有父亲指挥市师歌咏队的大合唱，以及精彩的重唱、表演唱节目。

    此间，父亲除搞好学校工作，还积极投入到各种社会活动中。校内工作忙，校外会议多。白天黑夜忙，没有节假日，家成了旅馆饭店。这段时期算是父亲有生以来最顺心、最幸福、最灿烂的人生辉煌时期。

    在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改造运动中，父亲表现积极，于1952年10月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中年•遭难

    在帮助党整风的诱使下，向党提意见的“阳谋”中，1958年6月作为市师副校长的我的父亲被划为右派，受到降级降薪的处理，发配到栖霞区岔路口学校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劳改期间，干过拖车掌把、挑水翻地，挖粪坑，养猪等脏活累活。在劳动期间，除干些力不能及的苦力活外，“思想改造”的煎熬更是苦不堪言；每半月要进行一次思想汇报，每月小结一次，三个月总结汇报一次。当时的所谓思想“汇报”，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反动思想，只好在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上做文章，上纲上线批判一通，抓住思想中某一闪念解剖一下。有时为了汇报思想，还得低三下四地找周围的人征求意见。诸如“干活只图快不求好”“工作中小心翼翼怕出差错”甚至连“肚子饿想到食堂等饭吃”，因劳动强度大“在吃饭上我感到紧张，饭菜想多得些，吃了饭又想吃糕点”都要检讨一番，深挖一番思想根子。就连兄弟姊妹间书信来往也无自由，信件得上交。在监督改造中，怕这怕那，思想始终处于如履薄冰的紧张状态中。在低着头，看人脸色中熬过没有尊严的屈辱的每一天。精神的累比干体力活的累更累，那可真是一种苦不堪言的累。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父亲近一米八的个头，人瘦得只剩下一百多斤。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1961年9月30日校领导宣布父亲摘掉“右派”帽子，每周允许回校上几节音乐课。

    1962年8月父亲到晓庄师范学校（下文简称晓师）工作，期间，父亲作为“摘帽右派”心情压抑，沉默寡言，整天埋头干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作为摘帽右派，父亲首当其冲，造反派数次来抄家。家里的书籍、床上的绸被面、毛巾被，厨房的瓷碗盘全都抄走，一架旧钢琴也被抬走。68年夏我在家生养做月子，当着我这个产妇的面，造反派把我唯一的一条浅色人造棉连衣裙也当“四旧”抄走了。抄家只是“序曲”，造反派把我父亲带走，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关入校内牛棚。白天打扫厕所、扫地、挑粪、扛木头，晚上写检查、挨批斗。造反派命令陈天研老师写《牛鬼蛇神歌》，又勒令我父亲修改。每天吃饭前，十几个被揪斗者排成一排，头上剃的阴阳头，胸前挂着大牌子，嘴里唱着“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一边唱，一边打自己的嘴巴。还有造反派学生不断地向他们砸着石子。人格的尊严尽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69年12月底，天寒地冻。我父母下放到准安季桥公社。当时83岁的奶奶已中风瘫痪在床，是父亲拖着瘦弱的身体，背着生病的奶奶上车下车。严冬季节，父亲经常敲开结冰的塘水，给奶奶刷洗屎尿垫子，不到一年奶奶就在农村去世了。
    下放期间，父亲同当地农民一样下地干活。后因排样板戏，父亲到淮安剧团工作了一段时间。1975年又调入淮安师范学校任教，任音乐教研组副组长，排演过《纪念周总理组歌》等节目。

老年•新生

    1978年9月父亲结束下放生活回到南京。10月接到南京市教育局调令回到晓庄师范，任音乐教研组长。1981年6月由南京市教育局行文经市教卫部批准恢复副校长职务。

    1984年6月被晓庄师范党支部批准，光荣入党，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党员。父亲在晓师一直工作到1988年8月，以76岁高龄正式退休。

    父亲步入老年后，69岁恢复副校长职务，72岁入了党，73岁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光荣称号。随后又被省教委聘为省、市高级教师职称评委会委员。任南京政协常委、民盟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音乐家音乐协会主席、江苏省音协常务理事等职务。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阳光照耀下，父亲老年焕发出生命的光华，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尊严，更有影响，更有光彩——父亲老年获得了真正的新生！

    1998年12月17日凌晨，我父亲在家中去世，走得很安祥，很平静。享年86岁。

    父亲从进步青年，走到遭难中年，最后步入新生老年，随着时代社会变化，走出了属于他自己的“马鞍形”的人生道路。

(二)

令人敬重的长者

    长者，不仅仅指年龄长，更指具有长者风范的人。

    民盟市委的同志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们喜欢接近王老，喜欢听他讲话，喜欢和他在一起。”王琦说：“九十年代初，我还是刚进盟市委的小青年，王老见到我们一点不摆架子，说话慢条斯理的，那么和蔼，见到他就像见到自己的父亲。”

    父亲确实是这样的人。常言说“严父慈母”而我的父亲却是“慈父”。从小到大，我们姐弟三人没有被父亲高声训斥过，更谈不上动一手指了。我们小时候他太忙了。在百忙中，他抽空带我们到中山门外挖过野菜；到城南小巷中探访过古迹；在玄武湖泛舟，去清凉山登高。

    父亲对我母亲更是关怀备至。家中家用小电器的存放，装置修理这类活他全包了。甚至能独立的拆装自行车。退休后，跑银行、存取款、交水电费也都是他。初夏拆换纱窗，安装吊扇；深秋撤凉席换被褥等活他都抢先做。家中换了全自动洗衣机后，母亲不会操作，洗衣被等活又都是父亲干。就是这样，我母亲还责怪他，嫌他做得这不行，那不够。可他从不生气，不争辩，还是默默地去做。直到去世前一天，他还清洗晾晒了衣被，并折叠收放好。母亲有时找不到老花镜、放大镜、钱包等物件。每次，父亲总是不急不忙地帮她找，往往是父亲先找到。记得从初中开始，我就经常帮父亲说话，嫌母亲唠叨。父亲总是叫我不要和母亲顶嘴。87年，我爱人申报南京市第一批高级职称，材料要得很急。父亲主动帮他抄写申报材料，一直抄到深夜两点，并且鼓励他说：“你是凭自己的能力上的高级，不是凭校长的头衔，你可以上高级。”现在，我爱人一提到此事，仍心存感激。

    父亲对家人如此，对学生更是不厌其烦。81年—86年晓庄师范办了六届音乐班，几乎没有一个学生不赞扬我父亲。那时父亲住在晓师家属区。每天一吃过晚饭，父亲丢下碗筷，就到琴房辅导学生练琴，有时是手把手地教，一直辅导到熄灯，他才回家。六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报酬。

    易红牛是市师五十年代普师班的学生。在校期间我父亲只教过易红牛几节音乐课，但就是这几节课给易红牛留下很深的印象。易红牛毕业后向父亲学过钢琴，学过作曲。我父亲先后给易红牛修改过几十首他创作的曲子，他们的师生情持续了四十年。还有马肇统、魏川晓、谢有骥、詹宝慧等学生都成了父亲的忘年交。

    父亲是慈祥的，很少与人争辩，但是为了学生他很能坚持原则，敢担风险。解放前重师音乐班有个学生叫古承铄 。一天古承铄被国民党警局扣留。我父亲代表学校把古承铄保释出来。不日后，校务会上有人提议开除古承铄，我父亲据理力争，为古辩护，才以警告处分保留了他的学籍。46年4月父亲从重庆返宁时，古承铄赶到码头送行，送给父亲一本自己采集的四川民歌手抄本。建国后，我父亲到重庆渣滓洞参观时，才知道古承铄是革命烈士，是《挺进报》记者，革命诗人，作曲家。56年我父亲把“民歌集”捐献给红岩革命烈士纪念馆。我父亲以各种形式帮助过的穷苦学生还有很多、很多。

    父亲与他的同事都能友好相处。陈天研、温欢纳等老教师都与父亲有半个世纪的同志情、朋友情。父亲对于年轻的同事更是善于言传身教。曾任晓师音乐科主任的王志远老师对我说：“我经常做梦梦到王老师。梦到我们在千佛山的那一幕。”1995年，我父亲已83岁高龄了。王志远老师和我父亲一块儿到济南参加为期三天的全国第六届音乐教育研读会。会议休会期间，王老师和我父亲前往千佛山寺庙前的茶馆里聊天。他们泡了一壶清茶，听着寺庙里传出的阵阵禅音，促膝长谈了近三个小时。他们谈人生，谈教育、谈音乐。王志远老师说：“这次谈话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父亲对家人、对学生，对同事都那么亲切，那么谦和。对整过自己的人，他也很宽容。84年我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在市师整过他黑材料，把他整成右派的周XX书记，因生活作风问题开除了党藉。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十分解恨，心想这真是历史开了个大玩笑。而我父亲却喃喃自语地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怎么就开除了呢……”

    父亲的的确确是一位正直、慈祥、谦和、与人为善、善解人意具有长者风范的人，是位令人敬重的长者。

(三)

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

    “可爱的苹果，可爱的苹果，你代表我们热烈的心，去慰问我们敬爱的老师……”舞台上一个独特的表演唱在进行着。演员中绝大部分是晓庄师范音乐科的师生，长者七十五，幼者刚十五，这是五代师生同台演出的节目。中间的那位长者就是我的父亲王问奇。演出具有激动人心的效果。一位省领导说，今天演出的节目多是从专业文艺团体中精选出来的，但最感动我的却是这个五代师生合演的节目。这次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一个教师节联欢会的代表中，许多曾是我父亲的学生。会后，他们蜂涌到会场出口处，争着与我父亲握手，剧场通道几为所堵。这一感人的场景，将整个联欢会推向高潮。南京电视台记者即时采访了五代师生。我为有这样的教师父亲感到骄傲。一个教师能有五代学生都从事教育工作，而五代人同在一所学校任教学习更属罕见了。

    太平盛世时学生们爱戴恩师，在父亲遭难的日子里，学生们也十分同情他，照顾他。

    南京理工大学附中的吴金骝老师是五十年代未期市师的学生，在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到学校农场劳改时曾“监督”过我父亲，他想不通这么好的老师怎么成了右派。劳动时他千方百计照顾我父亲。抬粪桶时，总把担绳住自己这边挪；拖板车时，只要监管人员不在场，就让我父亲坐在板车上歇歇。
    等到政策稍有宽松，父亲被安排上部分音乐课，学生们都争着要他上课。他到哪个班，就赢得哪个班学生的欢迎。有时为别的老师代课，那怕只代一节课，学生们课后也会津津乐道。

    父亲下放到淮安季桥公社劳动时，学生们也未忘掉他。曾就读于市师的易红牛冒着酷暑，背着十多斤挂面，从南京赶到淮安，又从淮安乘二轮车颠簸到季桥公社。这些挂面都需要用粮票购买，那时一人一个月只有28斤粮计划，这十多斤挂面可都是从口粮中省出来的，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这不是几斤挂面，这是学生对老师沉甸甸的真情厚意啊！曾就读于江宁师范音乐科的马肇统老师文革期间下放到灌南农村，他曾两次骑着自行车带着夫人到淮安乡下探望我的父亲。清晨从灌南出发，经涟水，过淮阴，午后才到淮安。我父亲见到大汗淋漓的学生，感叹地说：“我有这样的学生，足矣！”78年下半年，马老师与我父亲从农村回宁，住入了三元巷教师楼，成了邻居。那时没有电话，为了方便联系，马肇统装了个简易通话器，悉心关照着父亲的生活起居，早早晚晚的问候，他们一家人经常帮助我父母，换煤气，修水管，送食品……真比我们这些在外地工作的子女还尽心。
    89年，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二十多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在瑟瑟的秋风中焦急地等待着，不知谁喊了声：“船来了，船来了！”只见一对年近八旬的老者在甲板上招手，这一群老学生举着“欢迎王问奇老师”的横幅迎向前，我的父母终于见到了四五十前的学生。学生中不少头发已花白，有的还柱着拐杖。码头上一个候船的旅客感叹道：“我还以为这些老人是欢迎什么大首长呢，他们都等了几个小时了。”相聚以后，他们一同回顾了抗战期间同甘共苦共患难的点点滴滴。特别提到了一堂音乐课，父亲与学生们一起唱《黄水谣》，唱到“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师生们全都泪流满面，哭成一片，久久不肯下课。

    父亲八十寿辰之际，重师、市师近40名校友在南京离退休教师协会活动中心为我父亲举行了祝寿会。会场中央悬挂着一幅金色的大“寿”字，显得喜气洋洋。联欢会在重师老学生谢有骥专门为我父亲八十寿辰创作的《启明星》歌声中拉开了序幕，“天边有颗启明星，照亮了我的心，黑夜里为我指引，我一直走到天明……。”魏川晓创作的《百岁颂》同样表达了学生对我父亲的崇敬与祝福。独唱、小合唱、舞蹈……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父亲感到无比欣慰，父亲沉浸在幸福的享受中。
    父亲经常和外地的学生通信，96年12月一个月中，父亲就收到48封贺年信，这些贺信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北京、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甘肃……也包括宝岛台湾。旅居美国、日本的学生也常来信。

    父亲去世三年后，重师校友会20多名校友，自费从四川赶到南京南郊的隐龙山墓地祭奠我的父亲。他们望着墓碑上我父亲的遗像深情地唱了两首曲子：一首是谢有骥专门为这次祭拜创作的《祭师之歌》，一首是女学生肖湄作词，老校友付天满作曲的《忆良师》，歌中唱道：“大江东去水连天，御鹤西去年复年，海雨天风惊乐苑，夭桃玉李灿芳园。高山仰止情眷眷，春雨无声意拳拳。绛帐嘉陵垂典范，行思坐忆奠先贤。”歌声是那么的凝重，那么的深沉，同学们个个声泪俱下。这歌声引来了墓园的管理人员。他们说：“我们见过用爆竹，用鲜花，用纸钱来祭扫的，没听过用歌声来祭奠的。”这歌声与墓碑上的“杏坛酹祭酒，乐界仰宗师”十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交相辉映，在墓碑上题词的是父亲早年的学生，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书法家常国武先生。

    这里不得不提起的还有一位至今我也不知道姓名的父亲的学生，他送来了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花篮。这揪心的一幕发生在鼓楼医院的太平间里。当太平间的一个殡葬工人知道躺在停尸房的逝者是王问奇时，他马上打来一盆温水，用崭新的毛巾浸在水中，然后用湿毛巾擦拭逝者的脸，一面擦一面说：“王老师，我给您洗脸了。”他又擦拭逝者的手，一面擦一面说：“王老师，我给您洗手了。”……一面说，一面哭。仔细地清洗完毕后，他又从微薄的工资中抽出十元钱，买来了一个小花篮，恭敬地挂在逝者的床头。事后我才知道这个太平间的工人曾在市师学习过，因被内定为右派学生被迫辍学，流落到江西多年，后来才返回南京，不料却在太平间见到他敬重的老师。

    父亲的学生中有官员，有专家，有学者，有教授，更多的则是中小学音乐教师，还有那个不知姓名的殡葬工人。他们无一不尊敬、不爱戴他们的王老师。他们对我父亲的爱一点也不亚于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这是因为父亲精湛的讲课艺术、高尚的人格魅力影响着他们，感染着他们。父亲常对我说：“老师无以为宝，唯以学生为宝”一个把学生当作“宝”的老师，能不得到学生发自内心的爱戴吗？

(四)

影响广泛的音乐教育家

    父亲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1998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音乐家辞典》中称王问奇是“音乐教育家”。这个称号是他用自己的一生音乐教育实践获得的，是社会、是时代、是人民赋予的。                                      父亲青少年时代就喜欢音乐。高中一毕业，他就在南京中学附属小学做教员，教音乐课。一有空就抓紧时间
    练习钢琴。在“中大”他既学了音乐，又学了教育，这为他以后成为音乐教育家打下了基础。

    父亲一生从教60余年，主要从事音乐教育。从“重庆师范”到“江宁师范”直至“晓庄师范”以及下放期间的“淮安师范”。在五所师范音乐科从事音乐“专科”教育，培养了数千名音乐教育专业人才，他的学生许多人都成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骨干，音乐教育的中坚力量。重师音乐科毕业生付天满成了贵州音乐学院院长，贵州音协副主席，全国音协高教委委员。同为重师毕业的谢有骥是兰州大学音乐系主任。江宁师范毕业生马肇统、市立师范的毕业生万长毖均为南京市中学著名的音乐教师，编写江苏省音乐教材的骨干力量。江宁师范毕业生王幸在南师附小教了一辈子音乐，在南京小学界享有盛誉，接替王幸的李晓坚、王莉莉夫妇都是晓师音乐科毕业生，他们双双成为玄武区音乐学科带头人。像以上这些在音乐教育事业上做出贡献的学生不胜枚举。

    “他以自己高尚的人格，高超的教学艺术，精湛的音乐教育理论，先进的音乐教育思想熏陶了一代又一代学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中小学音乐教师，泽润几代人，桃李满天下。”这是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会上晓师党政组织对他的中肯评价。

    至今已84岁高龄的江宁师范毕业生马肇统拿着我父亲编写的《和声学》深情地对我说：“至今我还经常翻阅这本书。王老师平易近人，品行高洁，爱学生，爱专业，爱师范教育是最突出。他始终如一关心着指导着学生，使我终身受益，终身难忘，他是我终身的恩师。”

    重庆师范在中等师范教育实行分科师范制度开了先河。我父亲是重师音乐科的创办人，可以说父亲是中国近代中等师范音乐科专业教育的奠基人。中等师范音乐科是父亲从事音乐教育的“根据地”，为了巩固根据地，他非常关注中小音乐课堂教学，常常到中小学调研、听课，参加有关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研讨活动。他更关注中小学音乐教材的建设工作。作为主编，由他组织撰稿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试用课本》（简谱版、线谱版）各六册，1991年起经国家教委批准在全国通用。这套教材沿用了二十多年。仅一次印刷在江苏省就达上百万册。他还与他人合作编辑出版过《小学音乐教材》《江苏省中学音乐教学参考资料》《江苏省音乐课本歌曲伴奏谱》《小学音乐教学问答》等教学用书。85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撰写了“音乐教育条目”，还写过《江苏音乐教育研究工作发展趋势》《教育．美育．音乐教育》《论培养小学专任教师的中师音乐班》等专业论著。同时还到无锡、南通等地给音乐教师开培训班，培养提高音乐师资水平。

    父亲生前曾对我说过：“我有条件做个作曲家、演奏家、指挥家，却放弃了这些风光的职业，甘愿寂寞，甘为人梯，做一名音乐教育工作者，一做就是六十年，很自豪。我的学生又教了很多学生，我的学生的学生又教了很多学生……中国的音乐教育在不断地前进，中国的音乐艺术之花在不断开放。”这是一个音乐教育家的心声。
作为音乐教育家，父亲不仅致力于耕耘学校内的音乐教育工作，他还把音乐的指挥棒指向了社会。父亲大学时曾向德国教授学过指挥，他还翻译过一本《指挥学》。指挥是父亲的强项。他曾任“中央大学嘉陵歌咏团”“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南京市中学生合唱团”“南京市钟山合唱团”的指挥。

    抗战时期，他组织指挥了千人大合唱。一千人排在浩浩荡荡的嘉陵江畔的滩头斜坡上，由两架钢琴伴奏，同学们高唱《满江红》《旗正飘飘》《黄河大合唱》《你这个坏东西》等激荡人心的抗战歌曲。演员面对江水，三千观众背靠江堤，那壮观的景象，那震撼人心的气势，铸成了四川北碚历史上—一次音乐壮举。

    1946年10月国民政府在南京为蒋介石举行了60大寿庆典。父亲与国立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先生同台指挥了“万人大合唱”。这次人们印象“深刻”影响“深远”的指挥，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了父亲挨整的一大罪状。从此如影随形一般“万人大合唱”指挥同王问奇的名字连在一起。

    在建国后的第一个庆祝“五一”游行队伍中，父亲身披鲜红绶带，手执指挥棒，走在教育工会教师队伍的最前面。在行走的鼓乐声中，口号声、歌唱声中边走边指挥。雄壮的队伍，热烈的场景至今还留在那代人的心中。

    父亲伴随着音乐，成了一个马不停蹄的社会活动家。解放初期出席过南京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被南京市工会聘为市工人艺术团副主任，任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顾问，父亲还是“南京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南京中小学音乐教师联谊会”的发起人并任南京市文联音舞协会主席，音教联主任委员。参加了50年“全国教育代表大会”，56年“全国第一届音乐界代表大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以音乐教育家的身份到桂林、广州、济南、北京、洛阳、无锡、苏州、宜兴、南通等地参加了各种与音乐教育有关的会议，做了《师德》《师范教育改革》《美育》《音乐教育改革》等三十多场讲座及重点发言。九十年代初期他还参加了民盟市委组织的精神文明讲师团，在大、中、小学校、医院机关等处宣讲美学，发扬美德，他的讲课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收到很好效果。

    1992年12月27日南京市音协、民盟南京市委、南京晓庄师范联合会为父亲从教60周年举办了专场音乐会。《南京日报》《中国音乐信息报》《音乐周刊》对此次活动皆有报道，产生了较大影响。

    父亲站在一张讲台上，看着一本点名簿，坐在一架钢琴前，手拿一支粉笔，在一块黑板上书写了他从事音乐教育的一生——平凡清贫的一生。

    父亲手握一根指挥棒，驾驭着小小的几个变幻无穷的音符，面对他的学生，面对他的听众，演奏了一首又一首丰富多彩的音乐教育交响曲，演奏了一首又一首人生协奏曲——那是一首富有的令人难忘的乐曲。

    谢幕了——留下的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是无尽的思念，是拳拳的感悟。

    谢幕了——留下的是代代相传，代代承接，代代不熄的薪火。

    薪火——音乐的薪火，教育的薪火，文化的薪火，知识的薪火，永久不熄的薪火！

    在父亲诞辰百年之际，仅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父亲

       南京九中震旦语文高级教师、民盟盟员   王玲
       二○一一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