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津川秘密工作旧址

    南京北祖师庵49号原址是一幢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平房（近年来已在原址上重盖新楼），1928年，革命烈士、中共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孙津川曾在此工作和生活过。
           
    孙津川又名方淦，1895年出生，原籍安徽寿县，家境贫寒，自幼随父逃荒到南京，住在中华门外宝塔根，14岁就在金陵制造局做童工，后又到上海做工。1925年在上海入党。

    1926年，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举行工人武装起义。１０月，孙津川按照党的要求，带领吴淞机器厂工人武装切断沪宁铁路，破坏北洋军阀的后勤军需补给线，配合了北伐军作战。1926年底，周恩来为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来到了上海，就住到孙津川家，受到全家人的热情接待。１９２７年３月，孙津川领导吴淞机器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揭开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序幕，并被选为沪宁、沪杭甬两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充分表现出他革命的坚定性和很强的组织才能。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发动了 “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将南京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了,南京的共产党组织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八•七”会议后，邓中夏任江苏省委书记，着手恢复南京的党团组织，11月中旬，省委派孙津川到南京担任市委职工委员。这无疑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责任大，任务重。1928年3月，孙津川任南京市委第一书记。

    孙津川到南京后，他的一家就住在北祖师庵49号一间小房子里，房间里仅有一张小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个旧箱子，生活相当艰苦。孙津川虽然是党的领导人，但他知道党的经费来之不易，常常一天就吃两顿稀饭，他在外工作的时间较多，有时赶不回来吃饭，又舍不得花钱，饿肚子是家常便饭。

    孙津川为了发动群众，开展党的工作，帮助浦口地区创办了了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他常常对工人们说：“一个‘工’加一个‘人’就是个‘天’，工人团结起来，力量比天大，什么困难也不要怕。”他还抽空深入农村，在贫雇农中宣传革命道理，用算账对比等方法，启发穷苦人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

    孙津川的家当时是中共南京市委的一个秘密活动地点，南京市委领导常常在这里研究工作，每当这时，孙津川的妻子就守在门外望风，确保同志们的安全。一次，市委在他家开会，研究贯彻中央会议精神，他妻子又照例出去望风，将孩子放在床上，盖上棉被。不料，因为孩子太小，长久无人照顾，不经意中将棉被捂到了脸上，又无发现，竟被活活捂死。孙津川夫妇很伤心，但孙津川强压悲伤，毫无怨言地又投入到工作中。

    在以孙津川为首的南京市委领导下，中共地下组织不断壮大,先后在全市恢复和建立了19个党支部和38个党小组,在南京郊区浦口发展了49名党员，建立了南京第一个农民支部。1928年5月3日，济南发生了日军惨杀中国官兵的事件，5月5日，在南京市委领导下，南京各团体在金陵大学礼堂集会。会后，1000多学生到国民政府请愿示威，强烈要求政府当局对日抗议。由于孙津川在工人运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表现出来的卓越领导才能，1928年6月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虽然他未能出席大会，但被选举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排名第一位。

    1928年7月的一个傍晚，孙津川按约定时间到下关大江街58号姚佐唐家开会，因叛徒的出卖，孙津川被预先埋伏在姚家草屋附近的特务逮捕。

    敌人知道孙津川是南京地下党的负责人，对他用尽各种手段威逼利诱，要他交出南京地下党的名单，但他坚定地说：“要杀就杀，其它的话一句也没有！”仅几个月，孙津川就被折磨得头发掉光，遍体鳞伤。体重只有60多斤，身体异常虚弱。难友们见此情景非常难过，他却说：“我们不是为个人，是为工农大众的，要坚强，不要伤心流泪。”为了“感化”他，敌人找来了他的母亲。当孙津川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见到泪流不止的母亲时，在敌人严刑之下从未掉过一滴眼泪的硬汉，此时再也关不住自己情感的闸门，泪水夺眶而出。母亲哽咽着，拿出带来的梨子，递给儿子。孙津川颤抖着接过梨子，只吃了一半，剩下的一半递给了母亲，暗示着母子从此要分离，表达了自己慷慨赴难的决心。

    同年10月6日清晨，孙津川殉难的日子来到了，凶恶的特务把他拖出牢房，他轻蔑地说：“枪毙我一个，还有10个，枪毙10个，还有100个。千千万万个革命者是杀不完的。” 他一路高喊着：“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敌人残酷地用棉花堵塞住孙津川的嘴，五花大绑地拖往雨花台，狱中难友不顾特务的阻拦，齐声高唱《国际歌》为之送行，场面极为悲壮。孙津川遇害时年仅33岁！

    当我们沐浴着阳光，欢歌笑语，尽情享受幸福生活时，是否还记得这里曾经住过一位革命者，美好的今天正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文博支部  颜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