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称我家是民盟世家，因为我家有三代盟员。 第一代盟员是我的父亲王问奇、母亲莫先慧，他们于1952年入盟。那年我父亲40岁，母亲33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他们深知中国民主同盟在建立新中国过程中的卓越贡献，他们愿意做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他们是怀着满腔热情加入民盟的。那时，他们一个是南京市立师范的教导主任，一个是游府西街小学的教导主任。入盟后，他们在教育岗位上辛勤耕耘，父亲很快提升为学校的副校长，社会上还有很多兼职：市文联音教协主任委员，市音乐舞蹈协会主席，市中学生合唱团、大学生合唱团、钟山合唱团的指挥，小红花艺术团的顾问。母亲也调到火瓦巷小学任校长。他们校内工作忙，校外会议多，白天黑夜，几乎没有节假日，我们三个子女很少见到他们。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在小学工作阶段喉咙经常是嘶哑的。 天有不测风云，57年反右运动中，民盟成了重灾区。58年6月父亲被打成了右派，他的罪状之一是“太相信民盟、吹捧民盟”。母亲的日子也不好过。那时她已调任民盟市委机关任秘书，写检查、挨批判成了家常便饭，精神折磨苦不堪言。文化大革命初期，家产被抄，人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后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 从57年“反右”开始到78年下放“返城”，20年时间，在“左”的路线控制下，民盟组织受到重创，几近瘫痪。父母也由中年步入到老年。在那组织及个人均遭难的日子里，他们对组织的信任，对理想的追求，对党的忠诚，从没有改变过，他们坚信黑暗终将过去。 我的家伴随着祖国的苦难和兴盛，伴随着组织的衰落和恢复，一块儿起伏着、前行着…… 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母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春。69岁父亲恢复了副校长职务，72岁入党，73岁被授予“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又有了南京市政协常委、民盟市委会常委、省音协常务理事等职务。母亲在民盟主委周维迅的领导下，与其他盟市委干部一起，一个一个往学校跑，一个一个单位联系，恢复了一个又一个基层支部。需知，那个时候，人们一听到“民盟”二字，就心有余悸，生怕又来“秋后算账”，不知什么时候政治上再跌跟头。母亲到有些单位联系工作，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她只好耐着性子一而再、再而三地登门拜访。为了四女中一个姓姜的女盟员的爱人平反的事，我母亲不知跑了多少趟，终于落实了政策。现在提及此事，那位女盟员仍说：“我忘不了盟组织对我、对我家庭的关怀。”母亲退休后还任民盟白下区退休支部的主委，一直干到近80岁。他们又像五十年代那样精神抖擞了。父亲主持编写的《中学生音乐教材》连续用了近20年，仅一次在江苏省印刷就达上百万册。他还赴全省各地培训音乐师资。九十年代初期他已八十高龄仍坚持参加了民盟市委会组织的精神文明讲师团，在大、中、小学及医院、机关等处宣讲美学，弘扬美德，受到广泛好评。1998年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音乐家辞典》中称我父亲为“音乐教育家”。这一光荣称号与民盟的关爱、培养是分不开的。 我目睹了父母对盟组织的忠贞，为他们始终不渝地对信仰的追求所感动。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又接触到众多的有才华、有抱负的盟内老前辈，我深感民盟是个由高素质人才组成的党派。我从县城调到南京后于1983年加入民盟。我的入盟介绍人是尹树人同志（曾是我的语文教研组长，后来任南京市民盟主委）、傅慰龄同志（原是外语教师，后是栖霞区副区长）。我加入民盟后，在盟市委会议室听了不少精彩的讲座；从《盟讯》、《群言》中阅读到很多有见地的好文章，参加了许多有益的参观学习活动。我的生活丰富了，视野开阔了，人也更豁达开朗了。我觉得作为盟员要为民盟增光，我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业务上刻苦钻研，多次被评为校、区级优秀教育工作者，数次上过区、市级公开课。我推荐的学生30多篇作文先后发表在市、省级报刊上，还有被转载在《全国优秀作文选》上。本人也发表过多篇教学论文。我曾任基层支部的主委，介绍发展了近十名骨干教师入盟。我们紫金山中学支部数次被评为省、市先进支部，本人被评为优秀盟员并两次出席市盟代会。退休后，我还任市盟老龄委的副主任。70岁的我仍活跃在盟市委、盟总支、盟支部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去年一年我向组织递交社情民意信息，写各种内容的稿件十多篇，被评为“宣传工作先进个人”，并在大会上做了题为《责任、乐趣》的发言。 从小在我父母家生活的我的大女儿，九十年代初期在南林大任教时也加入了民盟。后调入东南大学任教，成了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在东南大学民盟委员会的推荐下，她主持过东南大学教师的春节联欢会，得到一致好评。 我父亲已于十多年前病逝，母亲也已93岁。大女儿已远赴英国教书，今年获得了全英教学奖（全英中文教师中只有2人获此殊荣）。目前，我家与盟组织走得最近的就是我了。母亲和女儿还常常向我打听民盟的活动近况，她们仍在关心着自己的组织。我家三代与民盟六十年的风雨情没有终结，我是三代盟员中承上启下的一代，在我的有生之年，还是会与民盟同呼吸共命运的。 九中二支部 王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