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里有这样一句话——“佛观众生皆佛，魔看众生皆魔”。本人在备五年制高职语文（江苏教育出版社）《项链》一课时对此有了深切的体会。

    教参定义的本文的中心思想是这样的：文章尖锐地讽刺了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同时，对受尽生活愚弄的主人公又寄寓了深切的同情。

    对此定义，本人实在不敢苟同。我想通过对文中三个主要人物——玛蒂尔德、路瓦栽和佛来思节夫人的分析，来看看文章的中心思想到底应该是什么。

    玛蒂尔德——起初，玛蒂尔德确实迷恋过上流社会，以为“她生来就是为过着高雅和奢华的生活”，但这是普通常人的人性使然，只要不危害他人，没有通过不正当手段来牟取利益，仅仅有这种想法是能够为人所理解的。而当厄运降临时，她毅然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以自己的诚实劳动迎接了命运的挑战。经过十年的辛劳，她获得了新生——由以泪洗面的弱者，转变为吃苦耐劳的强者，赢得了丈夫的真爱和朋友的尊重。

    丢失项链后，尽管既无借据又无旁证，但玛蒂尔德却本着诚实为本的做人原则，不抵赖，不逃避，不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在经济利益与诚信面前，她选择了诚信。
 
    面对困境，玛蒂尔德没有凭着她“美丽动人”的“唯一资格”，靠出卖灵肉来换取金钱，她保持了人格与尊严。

    虽然丢失了项链，付出了十年的青春，但这事并没有败坏玛蒂尔德，而是成就了她人格的升华。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就在于玛蒂尔德内心深处蕴藏着人性的真诚与善良之美。

    路瓦栽——玛蒂尔德的丈夫路瓦栽身上同样体现着人性之美。他珍爱着妻子，为了妻子能够享受一夜的欢乐，他毅然将积攒多时、准备购买猎枪的钱拿出来给妻子买衣服；对妻子丢失了项链，他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而是连夜四处寻找；为了还债“他一到晚上就给商人誊写帐目，常常到深夜还在抄写五个铜子一页的书稿”。路瓦栽对妻子的理解与宽容、勇于承担生活重压的勇气，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伟丈夫。

    佛来思节夫人——佛来思节夫人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虽然她是一位贵妇人，但她并没有歧视贫穷的玛蒂尔德。朋友借首饰，她二话没说，任其挑选，连借条也没索要；玛蒂尔德归还项链，她“没有打开盒子”检查，表明了她对朋友的信任；她得知玛蒂尔德为归还项链，变成“显得老了的”妇人时，她“感动极了”；十年过去了，佛来思节夫人完全可以隐瞒真相，心安理得，然而她没有。

    由以上分析便可看出，本文中心思想为“尖锐地讽刺了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教参似乎没有看到玛蒂尔德诚信守信、不靠出卖灵肉来换取金钱的人格美；没有看到路瓦栽对妻子的理解与宽容、勇于承担生活重压的勇气；没有看到佛来思节夫人没有歧视贫穷的玛蒂尔德，对朋友信任，没有隐瞒“项链是假的”真相的善良本性；没有发现《项链》向我们展示的人性之美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社会道德缺失现状下的可贵；没有认识到正面教授《项链》对于在下一代青年身上重塑诚实守信观念的重要意义。

    翻翻教参我们就可以看出，教材所选用的古今中外的文章，凡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的文学作品，教参无不是以“批判”、“揭露”为思想导向的。包括李白的很多作品，其写作背景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盛的“开元圣世”，也被我们的教参定义为“揭露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黑暗统治”。 似乎在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的道德体系中，就没有出现过人性美的闪光点，似乎彼时彼地的政府就没有为老百姓做过一丁点好事。这种教学指导思想能否培养出学生客观、辩证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参的编者们是否还记得，在文学的阶级性之上，还有一个超越阶级的“永恒的主题”，即“文学是人学，文学总要表现具体的社会历史生活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表现人类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美好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

    文学是“人”学，脱离了“人”，文学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人”是社会的人，脱离了社会单纯谈文学，文学也就成了无可依托的空中楼阁。而社会是个复杂的综合体，由自然环境、人口和文化构成。其中对人、对文学起重要作用的是社会的文化要素。

    语文是语言文学的统称，其中文学是语言发展的高级形式，因此语文课更多要讨论的自然是“文学”，而讨论文学就一定要联系文学赖以生存的社会，更要联系社会的文化要素。社会的文化要素是多方面的，作为语文教师，虽不至对中国文化要博古通今，但至少要粗有涉猎。如果语文课只是依教参教学生总结一下中心思想，讲一下文章的艺术特色，然后照教参的指示解说课文中的问题，让学生记录下课后练习的标准答案，语文教学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这种循规蹈矩的教学模式只能使学生养成墨守成规的思维方式。

    当然大多数语文教师都是这么教的，很难有个性的见解与个性的教法，为什么？因为教什么、怎么教基本上是教育部门早已规定好的或主流教育倾向约定俗成的，作为一介草民的语文教师是无法越其藩篱的。所以当我们语文教师在论述如何上好语文课，怎样进行教改时，很类似于在讨论将危房的哪根柱子用绳子再捆结实点，在漏雨的顶棚上怎样再加块油毛毡而已。

    我为什么认为当代中国大陆的语文教育已陷入危房的境地？因为现实已给了我们明确的答复。建国62年来，在现存的教育制度下中国未出一个享誉世界的作家，也未出一篇光照千古的文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泱泱大国，十三亿人口，近六十年来没有一人拿过诺贝尔文学奖（当然诺贝尔其它奖项也未拿到过）。这不得不使我们反思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否合理，我们的教学思想是否正确。

    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非仅凭国家的经济实力，其实更重要的，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力。除美国等大国外，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小国有瑞士、智利、希腊、比利时、印度、哥伦比亚、芬兰、瓜地马拉、冰岛、以色列、南斯拉夫、捷克、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南非、特里尼达、葡萄牙等。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与阶级、经济实力、语言、翻译的准确性等并无大的关系，我们在文学上一直上没有建树的关键原因在于，建国后，我们语文教育的指导思想存在着巨大失误。

    “文以载道”，“圣因文而明道。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文学有净化人的心灵、稳定社会的作用。当我们看到当代中国大陆社会道德缺失的程度时，我们也便知道了现今语文课到底对社会起了多大的积极作用。

    语文课到底应怎么教？

    是“人”学，它必须符合“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

    阳光能够普照万物，却不能够保证世界上没有阴暗的角落，而语文课的首要任务则应以文学美、人性美的阳光驱散学生心灵中的黑暗，让学生感受到人生的明媚、世界的美好，从而以一颗美好的心灵融入社会、造福社会！我不知道让涉世不深的青少年看到文学作品中儿童团员将长矛刺进国民党哨兵的肚子里，潘冬子举起柴刀砍向老地主，“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敌人，脑浆迸裂，涂了一地。另一个战士，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这两枪正打在老周扒皮的大腿上，直流血”这样的文字对他们心灵的成长有什么好处？

    仅在初中语文课本中，以描写如何将对手打 死的细节暴力场景的文章就不止一篇，非但如此，教师还经常用“动人的艺术魅力”等词语对它们进行评讲。这就使孩子从小养成了对暴力接受与欣赏的习惯，在无意识中形成一种错误的认识，即只要暴力用在合适的地方，就是正确的、美好的、艺术的。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文，可以算是中国少年暴力教育的启蒙。里面虽然有除暴安良的积极意义与“油盐酱醋”的生动描写，但一个谁都无法否认与回避的事实是：鲁达出于义愤可以打死人，打死人以后还可以“跑路” 。这无疑给处于“发蒙”状态的孩子们一个误解：拳头可以解决一切、拳头就是正义。

    然而，受教育者人格的培养必须建立在他们切实感受美好而不是丑恶事物的能力之上，而暴力，不管它运用于何种目的，都毫无美感可言，尤其对孩子来说，更是这样。因此，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强调：“一方面自己爱自由，一方面助人爱自由……要培养爱自由、好平等、尚博爱的人，在教育上不可不注意发展个性和涵养同情心两点。”

    其次，我们应明白，文学作品之价值观是超越阶级性的。

    林肯这个形象，在美国人眼里，几乎是神圣的。但在介绍他的时候，《美国语文》是把他和他的“敌人”罗伯特•E•李放在一起的。却又不是我们语文课本中常用的反衬、抬举前者的方法，而是认为他们的“价值”同等重要。

    罗伯特•E•李是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军事将领之一，南北战争时期作了南部的最高军事首领。他对故乡弗吉尼亚的忠诚，高过了对于国家，所以，一旦“北方佬”为废除奴隶制、反对脱离联邦而发动的战争，打到他故乡的土地上时，这个虽然也反对奴隶制、反对脱离的军事天才，还是回到了“家乡的州”弗吉尼亚，“分担苦难”，向一个“靠剑维持政权”的政府起义，带领他的家乡民众，拿起“自卫”之剑。

    他的这一行为和阶级、信仰有什么关系吗？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惟一答案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由与答案，美国人不强求千篇一律。

    《美国语文》把这场发生在美国本土上最大内战“敌我”双方领袖人物放在一起进行学习，而且并不认为罗伯特•E•李就一定错了，依然当他是一位正面意义上的民族英雄。

    这种多元化的历史价值观，与单一的“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中国当代教育的历史观或价值理念，就形成了强大的对峙。它会让我们这些长期受着单一价值观、历史观教育的中国语文教育工作者感到吃惊。

    再次，我们应明白，文学必须是“情信而辞巧”的，必须是现实生活反映的真情流露，而绝不能是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杨朔的《荔枝蜜》作于1960年,当全国人民正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而成千上万地被饿死时，杨朔还能喝着“荔枝蜜”游山玩水，对当时的社会大唱赞歌。这样的文章表现的是真、善、美吗？不，恰恰是人性的泯灭！杨朔在文中的名言是：“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我们想想，蜜蜂酿蜜主观上只是为了自己，不可能是全心全意地为人类服务，人类是蜜蜂劳动成果的掠夺者，掠夺者还要说被掠夺者是自愿奉献的。这种作秀的文章只能培养学生假大空的文风。在文化多元、信息通畅的当代社会，《荔枝蜜》这样的文章实在不应再出现在语文课本中了！

    最后，我们应明白，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所以文史哲不应分家。

    当代中国大陆学生对历史、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无知使他们不可能真正学好语文，当然这并不是学生的过错。历史课本上对义和团、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不知能使学生获得什么真知，这两个运动如果得逞，中国将起码倒退五十年。

    义和团盲目排外、灭洋、烧杀。他们扒铁路、砍电线杆，烧所有的教堂，杀所有的洋人。只要是口袋里插着洋笔，头上戴着洋帽，进洋医院看病的人都杀。在北京，他们把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千多家商铺烧光，正阳门楼也被烧塌。他们在庄亲王前的大广场上把中国教徒杀了一千多人，尸积如丘，血流成渠。义和团的所作所为绝不能代表历史的进步！

    洪秀全定都天京后十年不理朝政，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豪华宫殿，他所用的碗筷，甚至马桶、夜壶都是用黄金制成的。在还没有打下天下时，洪秀全便已有妻妾108人，而他却不允许太平军将士夫妻同室。他通过迷信宣传对会徒进行全面精神控制，要求会徒家庭财产全部交公，私藏银子五两以上的即处斩，对触“天条”的人处以“点天灯”、“五马分尸” 之极刑。农民的收获一概上交，要求“耕田奉上”，让“功勋等臣，世食天禄”，这是对底层百姓劳动成果的剥夺。对于满族百姓，则不分男女老幼，从僧尼道士、商人、儒生到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一概杀光。洪秀全敌视中华传统文化，寺庙、书院、古迹、文物，或者烧掉毁掉，或者改作兵营、仓库、屠场。扬州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珍藏的《四库全书》，都被太平军烧掉了。洪秀全到底是革命领袖还是恶魔？

    历史课本将义和团与太平天国作为正义组织加以歌颂，给学生这样的历史认识，又怎能有助于学生通过历史知识来了解文学作品源生的社会环境呢？　
　
    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佛、道、儒的思想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几乎得不到体现。儒家经典只有两篇《论语》、两篇孟子，道家的只有一篇庄子的《逍遥游》。而说实话，又有几个语文老师能看懂《逍遥游》？孙中山曾说过：“科学之母是哲学、哲学之母是佛学。”更高一级的哲学思想——佛学在语文课本里一点没有体现。中国文化的传承至于当今大陆真可算休矣！

    夏丐尊曾说：“一个受教育的人，依理说，必须了解固有文化，才可以‘继往开来’。否则像无根之草，长发不起来，也就说不上受教育。而且，这里的‘了解’不只是通常所说的‘知道’，它比‘知道’深广得多，包含着‘领会’、‘体验’‘有在自己身上’等等意思。”

    那么，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其胸襟气度、情怀志趣、精神修养是怎样的呢？其言行举止、立身处世跟没有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想，这恐怕从当今大陆与台湾社会的文明程度与文化修养的对比中便可窥知其然了。

    文至此，关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教师经常讨论“如何上好语文课”、“如何进行课改”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就可想而知了！对于学生如何才能真正学好语文，我想恐非大陆普通语文教师力所能及。在特定社会意识形态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恐怕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都不甚知晓，自己的思维恐尚处于混沌迷茫之中。我们想一想，作为语文教师，我们自己有没有认真全文阅读过《四书》、《五经》、《道德经》、《金刚经》？我们是否真正懂得“天人合一”、 “大道无为”、“万法归一”的道理？我们是否真正具有多维性的思维方式、容纳多元文化的思维习惯？如果以我们昏昏之头脑又怎能令学生之昭昭呢？当然责任不应由我们这些语文老师来负，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不幸之人。

    我们还有没有必要经常讨论、总结如何搞好语文教学工作呢？不言而喻，当整个语文教育的大环境都如危房一般将要倒塌时，房子里的父亲也就没有必要教育孩子如何将被子叠得整齐了。因此，当代中国大陆语文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在于，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改变语文教育的大环境！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唐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