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鸣 （版权所有，请勿转载） 国共南京谈判期间，虽然已有了在重庆签订的、确定了和平建国基本方针的“双十协定”和有利于人民的“政协五项决议”，但蒋介石内战独裁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向解放区蚕食进攻，内战的硝烟四起。面对这种状态，第三方面人士十分焦虑，决定出面调停国共内战。
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第三方面是国共之外的中间势力，主要力量是以张澜为主席的中国民主同盟，还有一批无党派知识分子，社会贤达。第三方面人士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多数人怕打仗，怕分裂。他们人数不多，但社会联系广泛，国共双方面都在争取这个势力。国共南京谈判期间，他们进行的政治活动，对争取和平、民主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周恩来以他高超的统战艺术，在第三方面调解的过程中，团结、争取、教育了第三方面，使其中绝大多数人认清了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本质，成为与中共风雨同舟的亲密战友。 一、第三方面调解东北内战，周恩来分清内战责任 第三方面人士正式走上中国政治舞台，进行国共调解，始于东北内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没有向东北派出一兵一卒，只有中共领导的20万抗日人民武装。抗战后期，苏联出兵东北，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军令：命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等部和冀热辽军区部队向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击溃日伪军抵抗，接受日本关东兵和伪满州国军的投降。东北抗日联军和其它抗日民间武装也积极参加消灭敌伪的战斗，并很快就收复了东北大片国土，随即在东北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起民选的地方自治政府。 这种状况，显然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蒋介石曾说过：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美国也认为：国民党最大的危险，莫如共产党全力挺进东北。因此，蒋介石制定了“控制华北、抢占东北”的战略方针。国民党军队在美军帮助下，调动各种运输工具，先后将十三军、五十二军开进东北。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随着苏军的撤退向前推进，在进驻沈阳后，加紧部署内战，积极抢占地盘，分路进攻，强行攻占已被解放的战略要地与城市，并以其精锐部队向中长铁路上的重镇四平街发动规模空前的猛烈进攻，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顽强阻击。东北上空战云密布，激烈的战斗震惊全国。 为了给人民大众争取一个和平安宁、休养生息的环境，周恩来代表中共在谈判中一再呼吁停止东北内战，恢复全国和平。但蒋介石却在1946年4月初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上竟蛮横地拒绝承认东北有中共军队和民主政权，否认东北有内战。在此之前的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国民党顽固分子在会上竭力反对政协协议，蒋介石置国共双方签过字的“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于不顾，公然在会上通过了《对政协会议之决议案》，撕毁政协协议，事态的发展表明，国民党当局一党独裁的方针早已制定，全面内战已迫在眉睫。
面对这种状态，第三方面人士十分焦虑，奔走于国共之间，出面调停东北内战。1946年4月10日，第三方面在重庆特园邀请国共双方代表会商，正式开始调解东北内战，并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提出一个初步调解方案：一、中共军队让出铁路沿线，让中央军进入长春；二、停战五天，让双方调动军队避免冲突；三、然后谈判，全盘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这个方案对国民党方面还是较为有利的，为了全国的和平，中共代表周恩来表示可以接受，国民党代表反而拒绝了民盟的建议。8天后，中共军队进入长春。国民党军方发言人在报上扬言：政府军一定要打进长春。蒋介石还声称：打下长春，再谈停战。这真让第三方面人士哭笑不得：他们让中央军和平进入长春的建议被国民党方面拒绝，如今却要武力夺取长春，所以他们戏称蒋介石是“请了不吃抢来吃。”周恩来在4月30日对东北问题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也曾指出：“为停止东北内战问题，中共及第三方面民主同盟，与马歇尔将军多日以来奔走谈商，曾作各种努力，但到昨日为止，此种努力仍未能达到目的，而东北内战仍在政府当局非先拿下长春不能停战的坚持下继续扩大，实使人焦急万分。”“4月12日曾露和平端倪，如此时政府真能下令停战，长春、四平街之战即可避免。”（（《新华日报》1946年5月1日） 这时，美方调处人马歇尔请民盟出面劝中共军队退出长春。第三方面人士认为，只一味地劝中共方面退让是不公平的，因此建议以周恩来提出的“停战要永久停，全面停”为原则。马歇尔表示同意。民盟中央常委根据国共间的形势，拟就一个方案：共产党军队退出长春，中央只派行政人员去和平接收长春，但不得派军队进入，同时，国共重开谈判，依据《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的精神，解决东北问题。罗隆基与张君励等拿了这个方案去征询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周恩来表示可以考虑。罗、张又到马歇尔那里，将民盟的方案和中共的答复告诉马歇尔。马歇尔也认为这个方案是有意义的。罗、张请马当晚将此方案转呈蒋介石。但马歇尔推托时间太晚，有所不便。第二天罗隆基再去，马、蒋都已离开重庆，这使第三方面人士大为失望。 1946年5月9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指出：当前应当首先停止东北及关内各地的内战。22日，民盟在上海的负责人沈均儒、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张君励根据民盟在重庆调解的原则，提出三条具体办法，分别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一、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二、中央不再进兵长春；三、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就地组织警察行使职权，委员人选由各方协商而中央简命之。其它一切问题俟停战后协商解决。在这封电文中，他们还说道：“然及今再不停止，势必牵动全局，举累月以来之协议而破坏之。同人宁愿今日死于公等之前，不愿身见其事，……”（（《新华日报》1946年5月25日）其语言之恳切，内心之痛楚，心情之焦虑，溢于言表。
毛泽东当即复电民盟代表，说明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是中共的一贯主张，对民盟的三点建议“原则上极表赞同，一切由恩来面商。”（《新华日报》1946年5月25日）。同时，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长春，并宣布：联军不是没有自卫的力量，而是以自动撤出长春的重大让步，来求得东北和平的早日实现及全国和平的巩固。
但蒋介石对民盟的建议却置若罔闻，当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离长春后，23日，国民党军队就进入了长春。但国民党军队在强占长春后，兵力很分散，蒋介石为休整军队，终于在6月6日发布了东北停战15天的声明。有限期的停战，表明蒋介石毫无诚意。经第三方面再三呼吁、国内外的压力和中共方面的一再让步下，蒋介石才在6月21日宣布停战延长8天。在此期间，蒋介石积极调动军队，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 第三方面调解东北内战成效甚少，这是因为蒋介石内战独裁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周恩来对当时的形势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4月16日周恩来曾致电中共中央，指出：“蒋表面愿求妥协，以欺骗国人，暗中布置军事，阴谋甚大。”(《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 第217页)对于第三方面，周恩来也有精辟的分析，他指出：民盟由于抗战特别是政协的机缘，客观上造成他在全国第三党的地位，其中许多领导人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但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道路，而不能有其它道路。”(《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84页)
周恩来在第三方面调解东北内战时，灵活运用争取中间、孤立右翼、团结大多数的统战政策，使中间性的民主党派及中产阶级逐步认清国民党的内战本质， 用现实证明国民党上面谈判，下面破坏的方针，在接受第三方面调解中，争取了国内的中间力量，分清了内战的责任。 二、第三方面“死马当活马医”，周恩来为宣传而谈判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保证战后在中国的主宰地位，想要在它的干预下，造成一个符合美国统冶集团利益的统一而稳定的中国，它采取的是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统治的策略。国共南京谈判期间，虽然美国政府先后派出总统特使马歇尔和大使司徒雷登调解国共争端。但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是双重政策，即一方面希望中国各党派能团结合作，一方面又持续不断地在物质上援助国民党军队，这使国民党军队不顾中共的一再抗议，利用军事上的优势，打内战有恃无恐。
“六月休战”未满，6月26日，蒋介石即密令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15日，也就是司徒雷登大使到南京任职的第一天，国民党50万军队又发动了对苏北解放区的进攻。全国人民竭力想避免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在烽火连天中，7月3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单方面宣布，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按政协协议应先改组国府及行政院，然后由联合政府召开国大，名单也只能提交给联合政府，国民政府的这个决定，事前既没有同中共方面商议，又不向第三方面人士打招呼，是违反政协协议的。 中共代表团在当天即发表声明，指出中共事先毫不知情，对一党执政机关的决定不受任何约束。国民党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加紧了对政治上倾向中共的民主人士的迫害。1946年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时隔4天，民盟中央委员闻一多教授又在昆明遭特务枪杀。7月17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书面谈话《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声明》，指出：“李公仆先生被刺后四天，闻一多先生父子又被刺，这完全是有计划的，而且是肆无忌惮的政治暗杀。……这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本质，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来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及其代表人物。”(《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36页) 正在此时，美国政府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存在太平洋各岛上的战争剩余物资低价转让给国民政府。美国政府持续不断的物质援助，无疑是对蒋介石扩大内战火上加油。1946年8月26日周恩来就美国政府向国民政府出售剩余物资给马歇尔的电报：“鉴于过去美国交予中国的战时物资曾为中国政府充分使用以进行内战，而此内战尚在全力进行中，在此时交割剩余物资实等于火上加油，其结果可能破坏任何对战争予以控制之最后企图。”(《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612页)周恩来为表示表示抗议，退出谈判，离开南京，去了上海。马歇尔、司徒雷登的联合调解宣告失败。 马歇尔、司徒雷登联合调解失败后，第三方面人士被推上了前台。马歇尔、司徒雷登知道第三方面人士对时局深为忧虑，希望第三方面人士提供有效办法，出面调解。蒋介石急于召开国民大会，但如果没有共产党和第三方面的参加，这个“国民大会”开了也是失败的。他为了拉拢第三方面，特别是在第三方面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民盟参加“国大”，派邵力子到民盟总部向梁漱溟等人表示国民党愿意和共产党重开谈判，请第三方面出面调解。 此时的第三方面已出现分化，青年党、民社党和一些“社会贤达”早已决定参加“国大”，进入“政府”，明知蒋介石的和谈是假把戏，但参加调解可以加重他们的法码，所以热衷于和谈。大多数第三方面人士对蒋介石还缺乏真正的认识，确实对和平抱有幻想，希望通过调解，双方能重开和谈，继而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结束内战的局面。
在司徒雷登的要求下，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到上海劝周恩来回来再开谈判。梁漱溟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于10月11日，到上海与周恩来长谈，周恩来指出蒋介石欺人太甚，要承担内战的全部责任，但并未拒绝第三方面的调解。梁漱溟认为有了结果，高兴地坐夜车回南京。谁知第二天刚下火车，就看到报上大幅版面刊登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的新闻，不禁大吃一惊，面对涌上来的记者，他愤愤地说了一句：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蒋介石为了制造和平空气，派出雷震到上海邀请中共和第三方面政协代表回京商谈。雷震一到上海就请求民盟代表多向共产党方面劝驾。周恩来早已看出这是一场假戏，但为了团结第三方面、教育人民，懂得谈判不会有结果，向中央建议接受第三方面调解。10月16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向中共提出8项谈判条件。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并提出两点：政府须承认恢复停战令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的位置；承认政协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 10月17日，国民党方面又派出吴铁城、邵力子、雷震到上海邀请中共和第三方面政协代表回京。在第三方面竭力奔走调解下，国共代表在上海又进行了2天会谈，当周恩来表示中共渴望和平，愿接受赴南京之邀时，第三方面感到和平又有了希望。然而，当三方代表到达南京后，蒋介石与他们仅会晤8分钟，即飞台湾了。这无疑是对渴望和平的第三方面人士当头一棒，国民党的事，除了蒋介石没人能作主，这说明蒋介石对和谈毫无诚意，调解顿时陷入困境。 这时离蒋介石预定的召开“国大”日期已近，各方人士都很焦躁。这时梁漱溟感到中共要求最迫切的是停战，国民党要求最迫切的是各党派都来参加国民大会，于是想折衷一下。而第三方面其它代表也拿不出什么别的主意，就让梁漱溟去起草折衷方案。梁漱溟是个文人，不懂政治斗争，更不懂军事上的调动，心急如焚使他本人失去了从容沉着，以致乱了方寸。忙乱中大家还忘了与中共有重大事情互相通报的约定，将折衷方案一式3份，分别送给了马歇尔、孙科、周恩来。折衷方案完全丧失中间立场，对中共绝对地不公平。梁漱溟等将折衷方案送到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周恩来看了勃然大怒，经周恩来指出，大家才看出问题，立即分头去将方案取回，第三方面调解至此失败。 早在全面内战爆发时，周恩来就深知谈判已毫无意义，但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颠倒黑白，大肆宣扬中共破坏停战协定，挑起内战，并有意离间中共和美方调人及第三方面的关系。为此，周恩来决定在接受调解时，利用各种机会，向国内外人士宣传中共和平、民主、独立的建国方针和揭露美、蒋勾结，内战、独裁、分裂的阴谋。如7月25日，周恩来在上海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指出：“目前国内局势严重，国民党军队在各地点起战火。他们继围攻中原解放区之后，又在７月中旬集中正规军50万人向华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其中，重点进攻的是苏北中部的苏中解放区，所用兵力为五个整编师约12万人。中共方面已严正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派执行小组调处。对于中共全面停战和召开政协综合小组的要求如国民党不予接受，广大解放区军民只能对进攻者实行自卫还击。”(《大公报》1946年7月26日) 9月1日周恩来又在上海分别招待中外记者，指出：召开非正式五人小组会，需政府保证停战，改组国民政府必须经由政协会议决定。周恩来还特别指出：中国内战的扩大，实在是美国帮助国方所致，当司徒大使提议召开五人小组会时，美国政府竟以五亿美元之剩余物资转让政府从事内战，我们不能不提出严重抗议。 在接受第三方面调解时，周恩来更是利用与民主人士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及时与他们沟通，交流，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一层层地揭露国民党和美国合谋消灭中共抗战有功将士的险恶用心，帮助他们认清国、美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我们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这个方针，连马歇尔也对叶剑英参谋长 ：周将军这几个月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59 页) 为了多拉拢一些中间派参加“国大”，原定于12日召开的“国民大会”推迟了3天，改为15日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本应为2050人，由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拒绝出席，开幕式当天出席的代表只有1381名。其中国民党员占85%，大多数还是10多年前由国民党指派、圈定、贿选等方法产生的代表，在民众中毫无威信。所谓的“国民大会”开得冷冷清清，吵吵闹闹。 周恩来为宣传而谈判的策略是成功的，周恩来回延安后在总结国共南京谈判时说：“我们也料想到青年党、民社党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59 页)“七月以来谈判的本身不会有什么结果，但马歇尔、蒋介石还在欺骗。假如那时我们不谈就会孤立，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只有在‘国大’开了之后才能走，一定要在第三个阶段结束后才能走，这样才能完成教育人民的一课。”(《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60 页)（全文完） 作者：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研究员，民盟文化专委会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