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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之恋
[发布日期: 2010-10-29 ]  本文已被浏览过

    飞鸟依旧林,池鱼思故渊。人们有个习性,怀恋故土。我因为怀恋故园,在1946年冬,从台湾高雄回到南京。

    怀乡土,怀恋对我影响大的名人前辈、师长的情怀,一直萦绕我至今。

    我崇拜爱国志士,景仰爱国英雄。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是我常背的篇章。背诵着正气歌,也就步健胆壮。

    1950年春,我军(二野十三军三十七师)进滇,在滇南蒙自与敌二十六军、第八军打了一仗,俘敌数千,追击至普洱、思茅地区,活捉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后,进驻昆明城。我队住在翠湖边。

    我住到翠湖的第二天,当地人告诉我:闻一多先生在旁边的青云路口被枪杀。我读过闻先生的著作,我景仰他的为人,他是民主斗士,是著名学者,他和吴晗同在西南联大(后改为云南大学,也在翠湖旁边)任教,敌特称他俩为闻一多夫、吴晗诺夫。他俩是民盟的前辈。

    每当我经过青云路时,都要放缓脚步,甚至止步站立。

    半年后,我在东门内唐家花园军区学习指导员训练班学习。班内有个很温顺的女同志,她是香港人,她的叔父也是民盟成员。她向我讲述民盟在香港为民主斗争的故事。

    1956年,我在河南开封读书时,在旧书摊上发现三本手写日记,日记主人叫李峻之,是吴晗的同学。于是我写信给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告诉他此事,并问是否可以整理出书。没想到他很快给我回信,鼓励我整理出版。这就是历史学家、首都市长、民盟的前辈给我亲自回信。

    1952年,我以英雄模范的身份参加西南军区英模代表大会,会上会见了贺龙司令员。

    吴晗的回信,连同贺龙的会见,连同46年从台湾回归故里,构成我的三大罪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成了牛鬼蛇神。

    1985年,我带着市劳模的光环参加民盟。至今我入盟已25年,可我知道民盟组织、崇拜民盟的前辈导师已经有半个世纪。

    九江市民盟的副主委刘禹宪教授就是鼓励我参军参战的老师。盟市委主委许杰夫(副市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的侄儿)也是我尊敬的兄长。九江解放时,他组织盟员、工人护桥护厂。解放军进驻九江后,他三上庐山,使庐山和平解放。在解放后的历次内外风浪中,他教导我们爱国爱党,和谐稳定。他两次把我在外地写给他的信交给市委书记,登在《九江日报》上,受到表彰。他去世时,我在外地,未能见到他的容颜,连花圈也未能送上一个。

    我的组织关系转来南京后,被安排在玄武区老年支部。支部里的秦千里有90多岁了,入盟60多年。朱玉贞年近90,今年是她入盟60年纪念年。他们人虽老,仍心系祖国,思念自己的组织,我每次去见他们,都有说不完的话语。朱校长还想写纪念入盟60年的文章。六十年花甲子,纪念从头算,是一段不短的岁月啊!

    我年过八十,怀念我崇拜的前辈师长,仍读《满江红》、《正气歌》,仍怀念闻一多、吴晗、刘禹宪、许杰夫……诸位学者,诸位贤达。

    闻一多、吴晗、史良、张澜、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都是我学习的榜样,都是民盟的前辈。民盟是国家的人才库,群星灿烂。后来诸贤应该学习前辈,为盟争光,为国争光。

    我怀恋着我的组织,怀恋着为祖国为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前贤和师友!

                                                刘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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