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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
[发布日期: 2010-03-31 ]  本文已被浏览过

(前排左二为作者父亲)


    办学有举杯京都会群英英名长在

    行医良悬壶故里济乡亲亲情永存

    我试图用这副挽联来概括父亲的一生,所以用了这么长的句子。可是父亲走过的路太长了,一副挽联拉得再长也长不过父亲的人生。

    父亲走了,说走就走了,我们全家在高速公路上超速飞驰,也没赶上最后的一面。父亲怎么会“走”?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父亲会“走”。都说父亲命大,枪林弹雨都让着他。学生时代父亲就弃笔从戎,投奔新四军去打日寇了,身边的战友牺牲了无数,父亲却一次又一次的逢凶化吉。1944年的深秋,他们执行任务时遭到敌寇的搜捕,父亲藏在芦苇荡里,在齐腰深的水中泡了几天几夜,冻得浑身青紫。水荡里的苇叶上挂着白霜,河道里无声无息,不见半个人影。父亲自己也认定这回是革命到底了,可是紧急关头来了来了一条船,船头上站着兄弟部队的一位领导,他将我父亲救上船,还递过来半碗冷粥。这半碗冷粥的恩情,父亲念了整整半个世纪,直到晚年,父亲为高邮市党史办写战争回忆录时,还写了这段故事。他说故事后面还有故事,被救上船后父亲发起了高烧,部队只能将他留在老乡家里。道路被鬼子封锁了,村子里又寻不着药,幸亏房东大娘懂点医道,切一片生姜令父亲含在嘴里,待姜味淡了再换一片,连续含了几天几夜,这才留住了父亲的命。

    打完了鬼子又打老蒋,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父亲先后十次荣立战功,他不止一次的挂过彩,可父亲一次次地挣脱了死神。小的时候,一到夏季,我就用细细的手指按他身上的疤痕,肩膀、后背,那些个不规则的圆形伤疤,像印记,也像问号。我始终弄不清哪个疤痕是在哪次战斗中负的伤,我就知道父亲命大,鬼子打不死他,二黄也打不死他。父亲自己也说:当年他们一同去参军的青年人,到建国时剩下的已经为数不多了,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应该说自己是幸运的了。

    幸运并没有伴随父亲的一生,建国初期,政治运动就像大海的潮汐将百废待兴的中国冲击得人人自危。1957年,祖父被错划为右派,到了1966年,就连父亲也不能幸免了。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成了走资派,被隔离审查了。母亲生小妹时产后出血,生命垂危,因为中药里的 “朱砂”下得重了,母亲丧失了全部记忆,人,整个地就痴呆了。造反派抄了我们的家,连床都成了资本主义的,我母女三人只能睡在地板上。多少年我都难以见到父亲的面,直到后期被关进“五•七干校”,我们才有机会去看望他。干校离高邮城有十多里路,那个地方好像是叫三汊河。我们一家俨然就是一个悲壮的组合:痴呆的母亲、两岁的妹妹、十岁的我。妹妹是被一根布带绑在母亲背上的,我的手里捧着一罐红烧肉什么的。从西后街出发,出城后沿着一条河的圩埂走。路很窄,两边长着很多荆棘,要跨很多个缺口,还要转很多个弯。转弯的时候,我要停下来问人,找不着人问的时候,就扶着母亲站在那里等。十几里路,要走几个小时,靠近中午才能见着父亲。父亲的脸色不好,他一直在生病,不能下田,就烧茶炉,反正不能让走资派有好日子过。吃饭的时候,我跑出去看干校的一大片草棚子,这些草棚子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监房。一个老农民模样的人说:“你爸爸每天都要去请了罪才能去做活……”他讲的这些我一句也不敢告诉母亲,母亲也听不懂,她的智力是很多年以后才慢慢恢复的。她去看父亲,也就是“看”,妹妹两岁,也只会“看”,只有我,跟父亲说很多很多的话。

    父亲被“解放”后跟我说:文革中损失了多少老干部,被折磨死的,被逼得自杀的。 “五•七干校”的日子很难捱,那个姓孟的欺人太甚。父亲也有过自尽的念头,可是看看痴呆的母亲,看看两个没成年的孩子,他又丢不下我们。父亲的话说得我发抖,父亲性子刚烈,是那种很硬铮的人。这么硬铮的父亲也起过这样的念头。文革十年,父亲处于弱势,是更为弱势的我们留住了父亲。从家门到“五•七干校”要走十几里路,正是我们走的这十几里路让父亲走出了十年浩劫。

    晚风吹进堂屋,长明灯的火焰轻轻晃动。冰棺上薄薄的玻璃将我和父亲分隔在两个世界。我想跟父亲说话,我更想父亲跟我说话,隔着世界说话。父亲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当面夸过我,无论我做了什么,父亲总是不满足。在父亲跟前,我真的是自愧不如。军官出身的父亲,解放后干的都是与文化有牵扯的工作,解放初期他负责统战,专门跟高邮城里的开明绅士打交道,捐助抗美援朝,参加公私合营,父亲和他们处得很是融洽。后来父亲又任过很多职位:文化馆长、民政科(局)长、政协秘书长等等。无论哪个部门,父亲干的都很出彩。1958年至1962年,是父亲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他出任湖西片的督学并兼任送桥中学的校长。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前后,整个湖西处于饥饿的威胁之下,学校自然也不能幸免。父亲一面带领全校师生开荒种地,一面鼓励学生刻苦学习,他真的就是两手抓,两手都硬。,因为饥荒,高邮师范都被迫解散了,我的小姑妈和她的同学因此而失学。可是送桥中学的考试成绩年年在江苏省名列前茅,成了高邮县教育战线一面不倒的旗帜。1960年6月,父亲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请柬去北京出席群英会,刘少奇主席接见了他。他为高邮的教育史书写了辉煌的一笔。送桥中学的一幕,对于我只是一个朦朦胧胧的记忆,父亲也从来不提他的当年勇。直到九十年代,我们家请了个“阿姨”料理家务,那个老太太是湖西人,知道了父亲的身份后她说:“能不能给我两支方校长写过的笔,我要拿回家给我孙子用,好沾沾先生的光。我们湖西那一块,谁不知道方策校长啊!老一辈的人都是拿方校长当神仙敬的。困难时期,方校长救了多少人的命啊,他领着人开荒种地,给学校里的角角落落都种上了瓜菜。那种年头,公社书记家里都吃不饱饭,可是送桥中学的老师学生每天中午都能领到一个大饭盒,是用山芋、南瓜、芋头、黄豆掺着糙米煮的饭。实话告诉你们,当年很多学生根本就舍不得吃完,省下一半揣在怀里藏起来,晚上回家带给弟弟妹妹吃。三年里头,湖西的木匠来不及打棺材,可是送桥中学没有饿死一个人,伢子们还考上了好学校,方校长积德啊!”

    前年,送桥中学校庆,父亲因为年迈不能赴约,我们姐妹欣然代他前往,当年的学生每个人都拉了我的手,说他们想念老校长,还说:你父亲是个很严厉的人,正因为你父亲的严厉,学校才有了良好的学风,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出息。

    父亲严厉,他的严厉成就了他的事业,也成就了很多人。即使下班回到家里,父亲也依然保持着他的严厉。可是,他的严厉用到我身上就失效了,我好像天生就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自小就有意无意地跟他拧着来。读小学的时候,他想要培养我对美术的兴趣,时不时地带我去文化馆看朱葵作画,我从来没有画出过一副作品,倒是有一天,在巷口的砖墙上画了一头猪,随即就有邻居家的男孩哭上门来,说这头猪画的像他爸爸。父亲说了好多话才平息了此事,不过他就此打消让我学画的念头了。除了画画,练字也是我的必修课,那年,父亲参加工作组去了车逻乡,临走关照我:每天写一版大字,一版小字,星期六回家检查。我从周一玩到周五,周六上午一写就是十二张。诸如此类的事情多了是了。我想父亲原本是要打造淑女的,但是他没有如愿,琴棋书画哪样我也没练好,倒是弹弓打得准。再有就是游水、爬树、打掼炮。父亲也知道了我是“不可雕”的,于是就给我买玩具枪,可以装橡皮子弹的。

    父亲常常带我去看戏,人民剧场的对面是高邮饭店,他为我叫一碗饺面,有时加一根猪尾,切成一段一段的用油纸包着。每次我们都是提前进场,演出之前,我喜欢跑到后台去看花旦上妆,那个后台其实是在城河边。开场的音乐一响,我就跑回座位,爬到父亲腿上坐着,无论一台戏有多长,我都静静地陪着他看,不睡觉,也不出声,那些戏文,听得懂的和听不懂的我都肯好好地听。看戏,是我和父亲难得的默契。

    我和父亲的另一个默契是一个没有实现的愿望。父亲是一心想让我去念大学的,自小我也是想去念大学的。我虽然淘气,但是我肯用心念书。文化大革命击碎了父亲的梦,也击碎了我的梦,我和父亲最大的共识最终没有成为现实。

    关于读书的默契,是成年以后我才去想办法实现的。我参加自学考试,考文凭,考工作,父亲对我总是介于满意和不满意之间,总是要求我好了还要再好,我知道我不能让他满意,我只能尽可能地让他满意。

    我和父亲,是两代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不管是怎样的活法,我总想活出自己的精彩来,我更想活出父亲那样的精彩来。精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靠自己去做出来的。

    文革后期,父亲在“解放”后被安排到临泽地区医院当院长,医院不大,但是地理位置不一般,父亲善待前来治病的乡亲,甚至亲自出面为交不起医药费的农民做担保。医院院长是他最后的职务,文革后期的一大批老干部都是这样草草安置的。

    父亲慢慢的老了,他的肺不好,一年总要住两次医院。年前,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陆建华先生的新作《爱是一束花》。我说:“安心养病,等春暖花开了,接你回家。”
父亲没有等到春暖花开,“春暖花开”这个词从今以后只会让我心痛。我一直后悔那天我为什么要离开高邮,要离开父亲,其实这几十年,我和父亲分别的次数太多了,往日是生离,如今是死别,这一别,就永远都不能再见。

    我渴望能再见到我的父亲,哪怕是梦里,哪怕是面对父亲的照片。送葬的那天,二爷和三爷都在我的身边,我想抱着他们中的一位哭一通,二爷和我家走得近,三爷住的远,隔很多年我才能见到他一次。可我抱的还是三爷,没有理由,只因为三爷的模样比二爷更像我的父亲。

    父亲走的那天是正月十五,正月十五是中国的元宵节,也是汪曾祺先生的诞辰。两个老头儿,一个是我最最喜爱的老头儿,一个是我最最亲爱的老头儿,一个老头儿在正月十五来到了这个世界,另一个老头儿却在正月十五从这个世界离去。

    从殡仪馆归来的路上,我将父亲的骨灰抱在胸口,小时候,总是父亲将我抱在怀里,今天,是我将父亲抱在怀里。

    天空飘着细雨,阴冷阴冷的,离春暖花开还有些时候。我想起父亲最后离家前的那一刻,一只蛾子连续撞了我们几个人。这么冷的天就有蛾子,身边的长辈说:“姑娘,这是你爸爸的灵身,是他临走时向你们说告别呢。”

    我的眼泪开始拼命的流,我愿意他们说的话是真的,我愿意相信所有的迷信。因为这只蛾子,我又盼着春暖花开了,春暖花开的时候,蛾子们就都现身了,如果有一只蛾子飞进我家,我一定要问他:“爸,是不是你回家看我们来了?”

 六合综合支部  方晓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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